《论语》中，《乡党》篇记录了孔子的生活起居、衣食住行，看似平易，但两千多年来在解读上仍然有未尽之处。如“山梁雌雉”章涉及对孔子的人生慨叹、行为准则的理解，被认为文字费解，“自古以来就没有满意的解释，很多人疑它有脱误”（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11年版）。又如“康子馈药”章或被理解为孔子不知药性，或被认为孔子行为不近情理，俨然成为学术公案。这不仅涉及文本释读的不确定性，更关涉对孔子思想的正确解读以及对文本折射出的社会历史整体状况的把握。
“山梁雌雉”：人不如鸟乎
《乡党》末章刻画了一个简单而特别的场景：“色斯举矣，翔而后集。曰：‘山梁雌雉，时哉时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此章是《论语》解读的一大难点，是《论语》研究中的一大公案。邢昺的解释是：“子路不达，以为时物而共具之，孔子不食，三嗅其气而起。”张载则认为：“鲁俗一时贵山雉之雌者。仲尼伤薄俗易流所美非美，仲由不达，乃具羞以馈，终食三嗅，示众好而必察也。不食者，知所以美之非美也，不言其不足贵者，举国好之，重违众而不言也。口之于味，且尔又伤，知德之鲜也。”朱熹说：“言鸟见人之颜色不善，则飞去，回翔审视而后下止。人之见几而作，审择所处，亦当如此。然此上下，必有阙文矣。”由此可见，对此章主旨的理解存在不小的分歧。
其实，先秦古籍中有一些记载，或许能为我们正确解读“山梁雌雉”一章提供启发。
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诗》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诗》云：“缗蛮黄鸟，止于丘隅。”子曰：“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诗》云：“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礼记·大学》）
子曰：“人皆曰予知。驱而纳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择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礼记·中庸》）
穆公欲相子思，子思不愿，将去鲁。鲁君曰：“天下之主，亦犹寡人也，去将安之？”子思答曰：“盖闻君子犹鸟也，疑之则举。今君既疑矣，又以己限天下之君，臣窃为言之过也。”（《孔丛子·抗志第十》）
孔思请行。鲁君曰：“天下主亦犹寡人也，将焉之？”孔思对曰：“盖闻君子犹鸟也，骇则举。”（《吕氏春秋·审应》）
凡物之然也，必有故。而不知其故，虽当，与不知同，其卒必困。先王、名士、达师之所以过俗者，以其知也……故子路揜雉而复释之。（《吕氏春秋·审己》）
孔门历来有以“鸟”言事的传统，往往以鸟起兴，通过鸟对形势的观察而或飞或落，来讲君子的出世或隐逸等行为方式。子路抓放雉鸡的故事在当时应是流传甚广，多处文献都有所论及。《论语》编纂者在《乡党》末章将这一广为流传的故事作为言说场景。此外，孔子“可以人而不如鸟乎”的教诲对编纂者影响深远，并自然而然地选择了用鸟的行为来表达对时局与人事的理解。
在此基础上，我们便能更好地还原“山梁雌雉”的发生情景，理解这一故事所传达的深意。孔子带着子路等一行人在山谷中行走，遇见一群雉鸡。“色”在此处指脸上表现出的神色、神情，其主体并非雉鸡而是人。行人起念雉鸡受惊而飞，在空中飞了一阵又重新聚群落在树上。见此情景，孔子不由得慨叹天下无道已久，仁者不得其时。自己一生虽然东奔西走，却仍然仁政难行。雉鸡尚能知险则避，知安则止，能得其时，而人又该如何呢？“时哉时哉”写出了孔子的慨叹。“时”在此处指时遇、时运等偶然的因素，孔子在肯定时运对于雉鸡之重要性的基础上，进而引申到人亦应把握时运。
接着，子路设下网罟，用诱饵抓住了一只，孔子感慨“人为财死，鸟为食亡”，雉鸡起初有着很强的警觉，它见孔子随从一动念头就知道该及时飞走，但还是因为贪食而被捉住。同理，在修身成人的道路上，会有更多诱惑。正如《孔子家语》所载：“孔子见罗雀者所得皆黄口小雀。夫子问之曰：‘大雀独不得，何也？’罗者曰：‘大雀善惊而难得，黄口贪食而易得。黄口从大雀则不得，大雀从黄口亦不得。’孔子顾谓弟子曰：‘善惊以远害，利食而忘患，自其心矣，而以所从为祸福。故君子慎其所从，以长者之虑，则有全身之阶，随小者之憨，而有危亡之败也。’”经由此，孔门弟子受益颇多。子路松开了抓着雉鸡的手，并且不忘抱拳向它拱了拱手。雉鸡自顾自地张开翅膀，鸣叫了数声就飞走了。至此，“山梁雌雉”的《乡党》公案，从故事的层面可以作以了结。知命知时固然是君子之德，但即便是圣人，对难得其时的境遇亦难免失落与慨叹。
明乎此，我们需要进一步分析《论语》突出强调“山梁雌雉”的内在原因。笔者认为，这与他在文中预埋的卦象及其意欲表达的言说主旨有关。从卦象来讲，“山”为“艮”卦，“雉”为“离”卦。“艮”卦为“阻”，“离”卦为“离”，喻指“天下无道，则隐”“时局艰危，危邦不入”。《易经·艮》曰：“艮，止也。时止而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敌应，不相与也，是以不获其身。”《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易经·离》曰：“离，丽也。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象》曰：“大人以继明照于四方。”
可以看出，“山梁雌雉”的卦象表达与末章“时哉时哉”的言说主旨高度吻合，都是在隐喻身处混乱时局中，君子应“知时知命”。“山”为“艮”卦，雉是“离”卦，艮下离上则是“旅”卦，象征着孔子一生为复兴周礼而奔波，符合《乡党》的思想主旨。且旅卦的六条爻辞，特别是九四爻辞“旅于处（荒山），得其资斧，我心不快”、六五爻辞“射雉一矢亡，终以誉命”与《乡党》最后一章的场景高度类似，上九爻辞“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啕；丧牛于易，凶”，与孔子对弟子的教诲也高度吻合。
“康子馈药”：谁需要吃药
《乡党》载：“康子馈药，拜而受之。曰：‘丘未达，不敢尝。’”历来对孔子行为理解不同，而其中蕴含的春秋笔法更是值得深究。
从字面意思来看，“康子馈药”讲的是季康子给孔子送药，孔子拜而接受，却说自己对药性不很了解，不敢试服。依照当时礼制的要求，“凡受人馈遗可食之物，必先尝而谢之”（《论语正义》），后人多将孔子有此行为的原因归于未了解药性，不能贸然尝试。如孔安国说：“未知其故，故不尝，礼也。”郑玄注：“曰‘丘未达’，言不服之义，药从中制外，故当慎也。”注解虽然能够勉强说通，但却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编纂者为何要在此穿插一段与其他章节风格迥异的文字？王若虚说：“予谓人以善意馈药，而告之以疑，不敢尝，凡人交际皆知其不可，况孔子之于康子乎？且使馈药无迫使面尝之理，何必以此语忤之？”程树达提出，康子一事“乃自以曲防疑人之心……阻定不服其药，虚人之赐，孰甚于此？康子闻之，非惭即怒。便如康子宽厚能容。而己之为人，是何道理？杨氏以必告为直，圣人之直，恐不如此”（《论语集释》）。
正如这二人所论，此处孔子的行为并不符合其平日温良恭俭的形象。而《论语》一书，例出反常，必有其因。实际上，编纂者在此处使用了春秋笔法。编纂者首先以孔子违礼不尝“康子馈药”来吸引读者眼球。季康子送药给孔子，孔子拜而受之，却违礼不尝。细加考虑，这明显违背常理。贵为鲁国执政大臣的季康子，不会在不知道孔子生什么病的情况下就送药给孔子。符合逻辑的解释是，这是编纂者故意为之的曲笔，表面上是孔子违礼，没有做到“必先尝而谢之”，实际上是通过孔子的违礼行为对鲁国执政的一种“几谏”，是以一种委婉曲折的方式批评“季康子违礼”。
在编纂者看来，需要吃药的，并非身体有疾的孔子，而是“身患重病”却不自知的季康子。其第一“病”在于长期把持鲁国国政。依据周礼，一个家族不能世代连续担任执政的卿大夫，而鲁国的季孙氏已经连续多代担任执政大夫，季康子更是在鲁哀公时期把持国政长达24年。在孔子看来，鲁国要想国富民强，恢复“康”健，就不应让季孙氏家族这样的人来执政。
第二“病”在于不能仁人爱民。这是编纂者的“曲笔”刻画与批评，通过刻画后文“问人不问马”一事中反映出的“泛爱众”的孔子形象，来反衬季康子不能“仁人爱民”及背后的“重利轻义”。《乡党》中“康子馈药”与“问人不问马”两个场景，都异常突兀，而且直接相连，明显是有意为之。通过“问人不问马”与“康子馈药”的连接，编纂者看似在刻画孔子的“仁者爱人”，但实际是以“曲笔”批评当政的季康子“重利轻义”之“不能仁人爱民”。这与紧随其后的《先进》篇直接抨击“季氏富于周公（实际上是鲁公，也是一种春秋笔法）”联系起来，就更能理解编纂者的言说主旨了。
第三“病”在于不能事君尽忠。编纂者通过刻画孔子“至诚”之“事君以忠”的七个典型场景，来反衬季康子没有做到“臣事君以忠”。在刻字竹简、惜墨如金的春秋时代，编纂者如此不厌其烦地铺陈刻画，只能说明在其眼中，君贤臣忠的君臣关系对于鲁国“复兴周文、礼乐为邦”来说尤为重要。反观鲁国“君不君，臣不臣”的礼崩乐坏局面，君臣关系的错位正是其根本原因。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孔门对君臣关系的思考中，君与臣是相互而非单向的敬，“臣事君以忠”之“忠”需要以“君使臣以礼”作为前提。总而言之，细读文本之后，可以发现《论语》其实留下了明显的线索，来指引后人理解其所使用的春秋笔法。
但为何此处书“康子”而非“季康子”？事实上，当我们将目光从此章抽离，放到整个《论语》中时，可以发现凡书“康子”而非“季康子”之处，表达的其实都是孔子对于季康子的不满与批评。在《宪问》篇中，“子言卫灵公之无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丧？’孔子曰：‘仲叔圉治宾客，祝鮀治宗庙，王孙贾治军旅，夫如是，奚其丧？’”孔子正是在讽刺季康子未能真正事君尽忠，辅佐国政。从历史记载来看，季康子在孔子返回鲁国后将其奉为国老，时常请益国事。尽管如此，在许多重大的事情上，季康子仍然坚持自己的判断，并未听从孔子的劝谏。
《左传》记载：“（哀公十一年）季孙欲以田赋，使冉有访诸仲尼。仲尼曰：‘丘不识也。’……仲尼不对，而私于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如是则以丘亦足矣。若不度于礼，而贪冒无厌，则虽以田赋，将又不足。’……十有二年春，用田赋。”在对小国颛臾用兵一事上，冉有、子路受季康子委托来征询孔子的意见，孔子不仅表示反对，甚至说：“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但季康子仍未听从。就此而言，有学者提出的季康子对于孔子的态度“终是虚与委蛇而已”无疑是有见地的，孔子对季康子崇尚武力、专断敛财、把持国政等行为也多有不满。
（作者系国网能源研究院副院长、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常务副理事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