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有言，“挟太山以超北海，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此本孟子规劝梁惠王：治国当施仁政。予读此句，意不在此，而在于“能”与“不能”之分判与探究。

　　“能”与“不能”，粗考其义，极简，“能”表示有能力，“不能”则否。若以形式逻辑图示其外延，当为一圆二分，二者各持其半，可谓泾渭分明；因无交集，自毋须多论。然若深思下去，又非如此简单。概“能”与“不能”之间，尚存“能而不能”“不能而能”之可能，待思者多矣。

　　“能而不能”

　　“能而不能”，大抵指具备其“能”（力），然限于诸因素制约而表现为“不能”。细析之，约略有三。

　　实然能力维度上的“能而不能”。世间常存如是之事：智慧上能悟透，经验层却不及；理上能讲通，事上行不通；逻辑上无所不能，现实上却一筹莫展。无疑，理、事（实）之间存在的距离或矛盾，导致“知其理而不能如其实”的发生。譬如，科学家很早就知晓飞行原理（能），但由于缺乏相关的技术、材料及经验，当时并不能造出飞机、火箭。若以逻辑析之，此“能”乃实现目标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

　　应然意义上的“能而不能”。此实从伦理维度考量之，“能而不能”主要表现为“能而不为”，又可分两层。一为消极意义的“能而不为”。明显案例，当如孟子所言的“为长者折枝”之类。无疑，诸如“折枝”行为，每个健全个体皆有能力且应当为之，然出于诸如地位、权势之偏见或道德认知偏差，为之者实寡。对此，古人有“勿以善小而不为”之规劝，虽无奇效，亦算得上对症下药。二为积极意义的“能而不为”。此类“不为”或因其能守住伦理底线，不妄作为；或因其具备谦逊的品性，而示之曰“不能”。每一个健全个体，固然具备完善、提升自我的品质，同时亦具有作奸犯科（譬如撒谎、欺骗甚至犯罪）的可能。然总体观之，作奸犯科者总是少数，概或因良知之发动，或因风俗、文化之熏养，或畏于道德之舆论、法律之制裁，皆能遏制住“恶”的冲动，在效果上表现为积极意义上的“能而不为（能）”。作为纯然谦逊意义的“能而不为”，则全然由其道德品质决定。言其纯然，在于其谦逊绝非出自机巧或谋略，而纯然发自内心，发自对理性、对他者、对宇宙的敬畏心。在此境遇下，其愈“能”，则愈能看出自身的不足，故愈能表现为“不能”，如不自夸、对他者的敬畏等，苏格拉底的“自知其无知”当为典范。

　　特殊意义的“能而不能”。此外，尚有因特殊目的而表现出的“能而不能”。譬如，兵家、政治家做出的难以单凭伦理进行评价的行为。《孙子兵法》云“兵者，诡道也”，老子亦言“以正治国，以奇用兵”，故兵家尝以“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孙子兵法·始计篇》）兵家借此“能而不能”之诡道，诱骗对方，以达成其作战意图。法家治国，“法术势”并用，当然包含了“能而不能”之诡巧。哲学家深思熟虑后的行为选择，亦类于此。康德认为人有做某事的权利，同时也具有不做某事的权利。“不做”并非不能，而是“能而不为”；世俗生活中，某人有一斤酒量，但只喝半斤；某人富可敌国，却以平民现身……此等“能而示之不能”行为大抵属“非道德”行为，故单独列出。

　　“不能”而“能”

　　“能而不能”除了实然意义（能力本位）上的“不能”外，更多表现为意志能力管辖内的自由抉择。“不能而能”，似缺乏选择余地，唯有一意孤行。然若细究之，其内涵同样丰富，既有僭越自身能力“强以为之”的执着，又有智性层面的不能而“能”。

　　强以为之的“不能而能”，又分两层：正向意义的“择善固执”与负向意义的不自量力。

　　正向意义的“择善固执”，是指个体出于对真理、“神圣的道德法则”（康德语）的捍卫，不惜倾其所有甚至生命，即便无功而返，仍择善固执之，拳拳服膺之。孔子谓“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孟子谓“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皆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皆然。不过话说回来，正向意义的“不能”并非彻底“无能”，此种对真理、正义的坚持乃至献身，虽无立竿见影之效，但仍具感召、鼓舞作用，谓之潜在的“能”。诚如康德所言，“道德愈是呈现在纯粹形式下，它对人心就愈有鼓舞作用”（《实践理性批判》），可谓明见。

　　负向意义的“不自量力”，主要是指为达目的而超越自身能力的僭越行为。对此不自量力之举，古人给出明确的批评，“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鲜不及矣”（《周易·系辞》）。须强调的是，负向意义的“不能而能”，主要指动机上的不纯正即“德薄而位尊”而言；若仅能力不堪重任且被迫受命，譬如因被赏识委以重任，或因特殊境遇如临危受命等，尚不构成“负向”，因其并不涉及主观道德。即便如此，被迫委任者亦当持谨慎态度，因力不胜任有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易》言，“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胜其任也”，即是其祸。

　　智慧层次的不能而“能”。上述两种意义上的“不能而能”，价值虽异，但亦有共性，皆超越自身能力，皆“强以为之”。智性层次上则否，恰恰相反，“不能”未必真的不能，它甚至恰恰构成“能”的前提条件或主要原因，姑分而述之。其一，主动“不能（为）”以造就其能。人的精力终归有限，即便智力超群，亦不能事事皆能；成大事者，需有所不为、有所不能，如此方可凝聚成大业以彰其能。其二，作为包容品质的“不能”成就其能。“不能”之义，指谦逊、包容的品质。因其具备谦卑、包容之德，能容纳万物反而成就其能，所谓“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道德经》）。其三，更高层次的“不能”，乃是“无为”之智，若老子道法自然、无为而治之则。因其不能，所以无所不能；因其不为，所以无所不为；“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道德经》），斯方为上智。还有一种特殊的“不能而能”，如能指与所指的关系。语言哲学认为，谈论形而上学（玄学）是语言的误用，佛学家则认为，语言文字虽然不能触摸真如，但却是切近真如的法门。

　　各得其所

　　谈论“能与不能”，绝非简单的文字游戏，因实触及可能与现实、动机与效果、内涵与外延、知与行等诸多哲学范畴，当然有其意义。金岳霖先生在《论道》《知识论》中，皆对“能”进行专门研究。笔者之意在于理清其边界及潜在关系，让“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谓之“各归其所”。

　　“能”与“不能”在整体上隶属于知行范畴，因此当遵循传统哲学“知行合一”的理念。具体到不同层面，又各有侧重。

　　能力本位上的“能与不能”，要尽量处理好可能（理）与现实（事）、能力与行为的关系，既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行“螳臂当车”之事，又不可持“躺平”之姿毫无作为。而须在尊重现实的基础上发挥主动性，变必要条件为充分条件，力求让潜在成为现实。

　　特殊意义的“能而不能”，须具体分析。政治家治国、兵家打仗，固有家国利益的诉求，然亦须价值、正义的评判，不可剑走偏锋，否则人类将沉溺于“丛林法则”不能自拔。至若生活中非道德判断的“能而不能”，无非处世经验，自不必论。

　　伦理道德意义上的“能与不能”，当然首先要考量意志自由下的道德动机：要敬畏道德律，敬畏践行道德律的勇士，敬畏“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大无畏精神；要尊重守法者，即便其非道德完人，但凭其选择“不做恶”，他们就值得尊重。至若现实中复杂的道德判断，须综合动机与效果评判之。俗语云，“万恶淫为首，原迹不原心，原心世上无完人”；“百善孝为先，原心不原迹，原迹世上无孝子”。单纯凭“心”或“迹”皆有所失，故须综合心、迹，力求更客观。

　　智性层面的“能”与“不能”，重在识见、追求与思维的转化。欲成就自我、成就大业，毋须执着于其“能”，亦非纠结于其“不能”，因“不能”与“能”在灵性主体——人的践行中，是可以转化的：“不能”能创造出更大的“能”，而“能”在更高层次的智慧中则蜕变为“不能”。唯其如此，今日之我方不同于昨日之我。

　　黑格尔言，“哲学俨然是一自己返回自己的圆圈”，起点即终点，意为：研究哲学当从一个简单概念入手，深挖下去，亦能穷尽一切，所谓“纳须弥于芥子”。“能∕不能”之谈，亦本于此意，然自知学力之不逮，仅尝试一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