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上海一个知识分子家庭里，父亲从事文博工作，母亲从事教育工作。1966年，我小学毕业。当时，同学、朋友之间流行私下互相交换小说看。由于我求书心切，曾用哥哥的自行车偷偷与朋友换了一部托尔斯泰的《复活》，作为以后换取世界名著的“资本”。因为当时学校停课，没学可上，我干脆在家沉迷于读各国名著，好像活在另一个不同的世界里。

　　13岁的我，觉得在书里能找到精神寄托和快乐，可以忘记烦恼。幸而我家附近有个旧书店，是我经常看书、消磨时间的地方。有一段时间，我还每天去废品收购站，等候抱成捆来卖“废纸书”的人，我曾用低廉价格挑选了一套《中华活页文选》，至今还记得当初兴奋不已的心情。那时的我，饥渴读书，泥沙俱下不分良莠，只为打发时间。现在想来，我最初的知识大概就是这段时期积累的。

　　一

　　1969年冬，父亲从上海博物馆回到家接受政审，好在家里还有一些历史、美术、考古和甲骨、金文古文字等领域的书籍。他一边写材料，一边偷偷读司马迁《史记》和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后来，父亲通过顾廷龙先生，从上海图书馆借到岛邦男《殷墟卜辞综类》（以下简称《综类》），对这部十年磨一剑、划时代的甲骨工具书，简直是爱不释手。当时还没有复印机，父亲就让我帮他抄录其中“通用·假借·同义用例”和“检字索引”的部分。

　　从那时起，我开始对甲骨文产生好奇与兴趣，甚至在梦里，满眼都是甲骨文。二十年后，我来到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当松丸道雄先生拿出岛邦男《综类》手抄本的原稿时，内心极其震撼，感慨万分。已经去世多年的岛邦男先生永远不会想到，正是他的这部书，让一个异国的年轻女子走进甲骨文的世界，改变了她一生。

　　1970年春，我到宿县插队，随身除了带一些外国名著和传记杂书外，还有父亲送给我的一盒甲骨文卡片。那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山东文史馆制、左以修编的《甲骨块字》，记有1155个方块字，正面写甲骨文，背面写楷释、国音和简单注解，一种是本字，一种是普通字义，很像给幼童的看图识字读物。另有一部《文字蒙求》和天虚我生《白香词谱》线装本。

　　插队那些年，我连续三次被推荐入上海外院和南大考古系。由于父亲政审没通过，我一次次被刷下来，对我的精神打击很大。父亲一边写信安慰我说，大学是没有围墙的，一边给我定出了学习计划。首先学会查《说文解字》，并开始阅读早期甲骨文学者的著作，如朱芳圃、于省吾、吴其昌、杨树达、商承祚等前辈，从不同学者考证卜辞的释文中，汲取他们的释字方法。其中，唐兰《殷墟文字记》（北大讲义油印本）和胡厚宣《甲骨学商史论丛》《卜辞通纂》《甲骨文字研究》等书，对我入门帮助极大，至今仍觉受益匪浅。

　　记得有一年我生日，父亲从上海旧书店为我选购了一套石印袖珍本的12册《经籍纂诂》和哈佛燕京学社出版的《周礼》引得工具书送我。郭沫若《殷契粹编》，我是一边读，一边做笔记。父亲还给了我不同时期的甲骨拓片，让我试着鉴别卜辞五个时期贞人集团文字风格演变的特点。对于一个初学者来说，这是非常重要而且必须掌握的基础之一。

　　二

　　1978年9月，我作为特殊人才从安徽省宿县化肥厂调入安徽省博物馆特级书画库房保管部。同年12月，我很荣幸地参加了吉林大学举办的第一届古文字学会研讨会。会上代表对李学勤《论妇好墓的年代及有关问题》一文中的甲骨分期等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和探讨。我宣读了自己的第一篇论文《关于“论妇好墓的年代及有关问题”一点补充意见》。

　　《古文字研究》第一期在发排时，我的这篇小文被张政烺先生审稿退了。他不同意我的提法，托赵诚先生给了我一封信，信上说：

　　沈建华文不能用。经过修改也不能用。把历组卜辞提前到武丁时，这个学说建立不起来的，勉强拼凑几个证据，似是而非，不能解决问题。铅笔批字不要擦掉，可给作者看，如果是个上进青年，会感谢，不会恨我。

　　十四日（1980年1月）

　　张先生也许是不忍我走入歧途，看得起我，否则他也不会给我写亲笔信。我与张先生素不相识，竟然意外地得到他的教诲，对我来说也是一种缘分，直到今天我仍对张先生心存感激。翻开这封珍藏40多年、带着岁月斑痕的信，恍若隔世一般，总有一种说不清的感慨和怅然。

　　今天，李学勤先生的“两系说”断代，即“一个王世，不仅有一种卜辞，一种卜辞也未必限于一个王世”，这个简短的24字“两系说”，成为今天甲骨分期学上的经典名言，已得到学界普遍的认同。如果说，20世纪40年代，董作宾先生的分期奠定了五期方法，那么自70年代李先生则开启了甲骨分期历组卜辞反思，创建了甲骨分期“两系说”。新说已发展成为一个体系，对甲骨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80年代以来，甲骨文研究迎来了黄金时代，正是由于资料的集中，给学术研究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优越环境。将近十万片的甲骨，应该怎样更好地被不同专业的学者利用？1983年4月，我应邀到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访问，饶宗颐先生向我提出，要做一个“多快好省”、不同于以往版本的甲骨整理项目。经过反复权衡，觉得只有做一个甲骨文分类词汇索引，将已出版的每条卜辞进行分类择选抄出汇集，才可以被不同专业的学者利用。1984年4月，我回到安徽省博物馆，这里远不如上海学术条件便利，于是我做了一个大胆决定：停薪留职，回到上海家中编《甲骨文通检》。我的决定获得了父母的全力支持。

　　三

　　1988年2月，经胡厚宣、李学勤先生引荐，我以补佐员非常勤资格，获得了参加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松丸道雄教授主持的“甲骨文字字释综览”这部大型甲骨工具书项目的机会。

　　该书将浩瀚的甲骨文研究成果，用“释字”的形式综合汇总，以便于通览进行编辑。该书编纂的目的是为今后甲骨文的研究发展做一个基础性工作。从1904年至1988年间的1904部著作、计有471名作者的论文中，收录了释字总计约25000条目，按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的《甲骨文编》（1965年版）的格式进行分类编辑，收录的释字用表格形式按年代顺序进行排列，有一目了然的效果。因此，该书编纂的意图不仅仅局限于释字的检索，同时也能通过汇集的各文字的释字纵览，对文字研究史的概要有一个全面的梳理。

　　我被分配在高嶋谦一研究室，先做中国文献论文释字提要卡片，这些基础工作使我既有饱览东洋文化研究所所藏的丰富的甲骨书籍和海内外各种杂志的机会，尤其是台湾的古文字研究方面的杂志和书籍相当齐全，同时又受到高嶋先生严谨的工作训练，这对我后来做学问的方法影响很大。

　　接着，我又整理了《甲骨文编》与《综类》的文字互见编号工作。由于这两部书在检索体例上完全不同，从互见整理中，我才真正体会到《综类》创造自然分类检索的便捷优越性，而《甲骨文编》是按汉代《说文》部首，许多不识的甲骨文字、同字异体大量被放在《甲骨文编》卷十四之外的“附录”里，对于读者检索极为不方便。因此，高嶋先生索性把《甲骨文编》“附录”按《综类》体例制作了检索表。1993年出版的《甲骨文字字释综览》与岛邦男《综类》这两部巨作，可谓相得益彰。

　　四

　　1991年10月，我告别了三年零九个月的日本旅居生活，应饶宗颐先生邀请，第二次来到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继续完成与饶宗颐先生合作的《甲骨文通检》编纂工作，先后出版了一至五分册（先公先王贞人、方国地名、天文气象、职官人物、田猎）。我来时，正值陈方正教授任研究所所长，他原是中大秘书长，有着丰富的行政工作经验和组织能力，身为物理学博士的他，一直对传统文化抱有与众不同的科学现代化的思维和热情。随着所里各中心业务的拓展，不同学科来访学交流的海内外著名学者日益增多，中国文化研究所的发展进入了黄金时期，成为香港中文大学的一张文化名片。

　　1988年，陈所长和刘殿爵教授着人策划了先秦至南北朝传世文献电子数据库，并出版逐字索引，对学界影响很大。1993年，饶先生邀请李学勤先生来所里访问，演讲的主旨是谈近年新发现的出土简帛文献，对重新评估先秦学术史有着重大意义，由此也引发了陈所长的思考。1996年，陈所长重拾1983年的未了心愿，向我提出建立甲骨文电子全文资料库项目的工作计划。时隔13年，终于在他的积极策划推动下，一个继“汉简帛书电子资料库计划”之后，仍由饶先生领衔主持的“甲骨文全文电子资料库计划”很快得到了香港研究资助局的拨款资助。

　　在长达七年时间里，我们创建了智能“甲骨文全文数据库”，至今仍受到学界的欢迎。鉴于当时已结项的甲骨文资料库存有种种局限性，2000年初，我和曹锦炎教授合编的《新编甲骨文字形表》（即《甲骨文字形表》）、《甲骨文校释总集》20卷先后出版，荣获2006年全国优秀古籍图书二等奖和2009年教育部高等院校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第七名。

　　没有想到，我和这部书做伴，“一陷进去”就是十年，后来成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包括我的喜、怒、哀、乐，它也早已融入了我的精神生活。回想起来，在中大度过的岁月，每每看着办公室内堆存如山的笔迹斑斑的旧稿时，我好像走近了一面镜子，再一次看到自己的过去，重新认识自己。有时候不敢相信，会问自己，当年内心那份执着和疯劲儿是从哪儿来的？

　　五

　　2008年9月，我结束了长达17年的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的工作，应李学勤先生邀请，于同年10月初到了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工作。在李先生的带领下，参与了清华简从清理、缀合，到释文、编辑、整理、研究的整个过程。

　　想起我们面对楚简，曾和李先生有过怎样的惊喜和困惑，让我体验了梦想成真的快乐与满足。

　　清华简的缀合过程，越到后来越举步维艰。有时候，一个星期也没有太多进展，郁闷的情绪一直压得我喘不过气来，直到有一天，被缀合的碎简“在灯火阑珊处”等着你发现。多少个日子里积压的焦灼和困惑，都在那一瞬间消逝了，还有什么比收获带来的欣喜、愉悦让人更享受的呢？

　　那一年，我每天从中关园走到清华图书馆老馆这座“神秘”的老房子里整理楚简，当时的心情几乎带着一种朝圣敬畏的感觉，战战兢兢诚惶诚恐，是李先生悄悄安慰我说：“建华，边干边学吧！”我怎么也没料到，来清华一晃已有13年，是李先生引我进入诱人的楚简领域，尽管愚钝的我步履蹒跚，但打开了我生命中新的一页。

　　2009年，李先生分配我做第一册《祭公之顾命》简释文。熟悉《尚书》的学者都知道，它是一部古代政治文献的汇编。不仅见于今古文《尚书》，同时也见于被称为“孔子删《书》之余”的《逸周书》记载。此书存疑相当多的病句，长期以来不受重视。

　　值得庆幸的是，在清华简中，我们见到了《逸周书》中的《程寤》《皇门》《祭公之顾命》《命训》篇。有关祭公谋父的史迹，传世文献很多，最详细者莫过于《逸周书·祭公》篇。祭公谋父临终告诫三公之语，见于传世《礼记·缁衣》篇所引的《叶（祭）公之顾命》，又见于近年刊布的郭店楚简和上博简。清华楚简《祭公之顾命》篇完整再现，与传世本《逸周书·祭公》基本可以对应。我无法忘记最初的那几个月，当看到楚简展现的内容与传世文献相印证时，内心那种震撼兴奋的心情，难以形容。

　　对我来说，在香港中文大学的17年里相随在饶公身边，那段日子恐怕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如果没有编撰《甲骨文通检》的机会，可能我将会是另外一种命运。我有幸遇上了出身物理学家的陈方正所长，他以鲜有的魄力、自信和远见，构筑他心之念之的中国文化研究的愿景，并自始至终给予我信任与宽容。他不单为我提供了伸展学术生命的机遇，也让我从中认识了自己。其实，我并没有任何学历，回顾40年来我在古文字这块天地里，不停地“拾麦穗”，老天终究不负有心人，还是给了我不少奖励和惊喜。

　　对我来说，工作有兴奋点，人生足矣！我会永远记住父亲送我的家训——意大利画家达·芬奇的名言：“一生没有虚度，可以愉快的死，如同一天没有虚过，可以安眠。”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