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每当回忆起我的入党历程，耳畔就响起革命歌曲《你是灯塔》。伴随着歌声，80年前的情景浮现在眼前，不禁心潮起伏。

　　《西行漫记》：点燃我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

　　1937年，我刚小学毕业，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为避战火，母亲带我们离开上海回浙江老家。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父亲不久后被调到香港分馆，我们又到香港与父亲汇合。由于香港的学费高，我和二姐都辍学了。

　　香港同胞爱国热情高涨。抗战爆发后，很多人从内地来到香港，有宋庆龄、何香凝，还有许多记者、文化人、文艺工作者等，各种爱国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父亲的朋友介绍我和二姐参加了青年会。青年会很活跃，我们在那里常听时事讲座，在歌咏队学习和演唱抗战歌曲，还帮妇女救国会上街搞义卖。

　　1938年冬，青年会组织“随军服务团”去广东，我和二姐都报了名，二姐被吸纳，因我年龄小不收我。父亲带我参加欢送会，会场上有团员亲属和嘉宾。何香凝老人也出席了，并为青年题词画虎，画虎意指要以猛虎下山之势抗击日寇。她站起身，用拐杖支撑着身体，大声疾呼：青年人要坚定抗战到底之决心，把侵略者赶出中国！

　　这些活动使我受到了鲜活真实的爱国主义教育。更为重要的是，父亲买回斯诺写的《西行漫记》，我读完全书，从此知道了中国共产党、红军、延安……心中非常羡慕书中写的“红小鬼”，幻想着自己如果也在其中该有多好！

　　香港的爱国活动激发了我的革命热情，而《西行漫记》则成了我渴望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启蒙书。

　　1941年4月：初次奔赴根据地受挫

　　1939年夏，父亲被商务印书馆调回上海，我们全家就迁居上海，租住在法租界，因为当时只有租界还没被日军占领，被称作“孤岛”。我考入晓光中学初中一年级。学校里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活动很活跃，而且组织严密。

　　当时的中学生都关心抗战形势，学校的政治气氛很浓厚，特别是高中同学常有集会活动，持有不同观点的同学会进行激烈辩论。我虽然是初中生，但关心国家命运，也参加高中同学的辩论会。同学中有许多人崇拜蒋介石，而我的立场很明确，就是信仰共产党，认为共产党是真正抗日的。我的观点影响了同班同学徐和月、张启琴。徐和月是从宁波来上海读书的，她本来是听到“蒋委员长”就马上立正的，通过与我们的交流才知道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于是很快转变了思想。

　　1940年，校内禁止学生集会，地下党就转移到校外，利用教会等合法组织进行活动，如以基督教会作掩护，组织了女青年会华光团。我和徐和月因参加高中同学的辩论会，也就自然跟着进入了华光团，从而结识了不同年级的进步同学。尽管如此，共产党在哪里我并不知道。

　　这一时期，我父亲参加了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秘密组织的“读书会”，每周六晚去周建人伯伯家聚会，讨论形势，传阅从新四军根据地带出来的文件、资料。他经常带回一些关于新四军根据地的消息。从他口中，我们得知：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及之后，新四军在苏北重新建立军部；国民党取消了新四军番号，停发军饷；新四军处境困难；等等。父亲对此总是愤愤不平。

　　徐和月认识了一位从苏北来的工人，据说是苏北派来秘密印制根据地钞票的。他说，重建的新四军军部在盐城，有抗大正在招生，进抗大学习后就可以分配工作。他还画了从上海到根据地的简单路线图。于是，我决心和徐和月一起去苏北。

　　1941年4月初的一天，下午放学后，我们去十六铺码头买了船票（张启琴资助路费），坐上了去南通的轮船。我们坐在统舱的地上，天逐渐暗下来，船还没开，忽然一道亮光照过来，一双大手一手揪着一人的衣领把我俩拉出船舱。原来是晚饭前未见我回家，母亲去学校找，又去徐家。结果，我们被徐妈妈找到，她把我们“抓”回了家。

　　初次奔赴根据地就这样失败了。

　　1941年8月：光荣入党

　　初次奔赴根据地虽然失败了，但却成了我们入党的前奏。我们偷上赴南通轮船的事情，引起了晓光中学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关注。刚放暑假，在华光团活动中早就认识的初三同学祝玉秀就找我谈话。她问我：你想参加共产党吗？我说：很想，但我找不到党啊。她说：那我们一起找。过了几天，她告诉我：找到了。她要我写一写家庭和自己的经历，以及为什么要加入共产党、入党的志愿。我马上答应。

　　我用十来天时间，偷偷在家里认真地写了“自传”，还有入党志愿：抗战到底，打败日寇，实现民族独立，为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求解放，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等内容。一共写了十几页纸，并交给了祝玉秀。她看后说：写得好，不过我们是女人，还应加上“为妇女解放事业而奋斗”这一句。

　　8月20日，祝玉秀通知我：共产党已批准你入党。并约定9月2日下午1点在徐和月家亭子间接关系，还让我记住对话（暗号）。我非常激动，牢记嘱咐，按要求与党派来的第一位领导同志——江静接上了关系。

　　之后，江静和我单线联系，大约每周一次，多半是在比较僻静的马路上边走边谈，并每次约定下次的接头方式。他对我讲了党的保密纪律：不能在非党员甚至家人面前暴露自己的党员身份，不能和没有组织关系的党员发生横向联系，等等。他还重点进行了共产党人的气节教育，指导我看哪些书。我则向他汇报晓光校内和同学有什么活动和动态。

　　到了12月，江静又约我在徐和月家碰头，说三个月了，你的候补期已满，该转为正式党员，但客观条件不允许举行宣誓仪式，只能用对话替代。他问：你志愿为无产阶级解放和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吗？我答：我志愿为此奋斗终生。问：万一你被捕，准备怎么办？答：绝对保密，宁死不屈。

　　这一年，我16岁。

　　1942年6月：奔向根据地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英（美）法租界全部被日军占领，学校关门，父亲失业，我们失学。生活过不下去，父母决定回老家。我向江静同志提出要求去苏北根据地，组织批准了，并告诉我约好接关系的时间、地点和暗号。我于1942年2月4日不辞而别，离家出走，独自在上海等待接关系，历经种种磨难，终于在6月初见到秘密交通员。6月6日登上小火轮离开上海，到达南通。我们十几个人汇合后，由交通员带领辗转通过敌伪哨卡，终于走入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

　　待到走出被日寇严格控制地界十多里地后，我们这些投奔革命的青年就一起大步前进，欢快地昂首高唱：“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你是舵手，掌握着航行的方向。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你就是核心，你就是方向。我们永远跟着你走，人类一定解放！”

　　就这样，我投入革命洪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