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4月2日,吴相洲教授永远离开了我们。我与相洲在1995年7月一起来到首都师范大学工作。他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我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他的专业方向是唐代文学,我的专业方向是中国文学批评史。尽管研究领域并不一样,却一起进入了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古代文学教研室。虽然以前并不相识,但一见如故,成为终生的朋友与兄弟。直到他调离本校入职广州大学,我们在一起整整相处了21年,而且我们曾经一起在筒子楼住了三年。自那时起,我和相洲,还有学报的编辑刘艳老师三家,每年春节轮流做东聚会一次,从未间断,即使他到广州工作以后,也一直保持着这一筒子楼形成的习惯。开始是三家九个人,后来孩子们慢慢长大了,各自有了自己的生活空间,就成了三家六个人。每次把酒言欢,海阔天空,气氛轻松而温馨。
和相洲朝夕相处,有太多太多的故事,一时也不知从何说起。4日上午参加完他的告别仪式,回来的路上又想起过去的一幕幕情景,有几件事情记忆犹真。
相洲的豪情
1995年刚入职时,我们两人住在七号筒子楼,家属也都没来,时不时地一起喝酒聊天。一天晚上,为学科前辈廖仲安先生举行70周岁的纪念活动,全教研室的老师都在一起吃饭。那时,古代文学教研室共有22人,是全系最大的一个教研室。我们是刚入职的两个博士,初来乍到,大多老师都是生面孔,席间除了要为廖先生敬酒祝寿外,自然也需要对每位老师表示敬意。于是,我和相洲从廖先生敬起,每人满满一杯,一轮下来就是二十几杯,然后又重点敬几位年长而又有酒量的先生。当时一共喝了多少杯,也记不清了。在座的李思永先生,号称教研室里酒量最大、酒趣最浓者,见此情景,也连连劝道:“两位注意,千万不要喝多了。”
宴会结束后,我们一起回到筒子楼寝室,两人相视一笑,觉得兴致正高,就又到了我的房间,拿出一瓶红星二锅头,斟满对饮。两人酒酣耳热,高谈阔论,纵谈学术,畅叙友情,甚至设计中文系以后如何才能兴盛发达,一副不可一世的架势。又是一瓶酒下肚,似乎依然未能尽兴。可惜天色已晚,未有觅酒之处,只得悻悻而散。后来,相洲由于身体原因,常常控制自己,一般场合都浅尝辄止,似乎无量无趣,但我永远记得那天晚上的场面,那种豪饮高论的快意,深深印在脑海之中。
相洲的义气
相洲入校不久,就表现出极高的组织能力和参与精神,被学校党委任命为统战部长。他工作出色,不仅与众多民主党派和党外人士关系融洽,还牵头编写了不少统战理论读物,得到学校党委和同行的高度评价。
2003年,经过民主测评,学校党委有意让我出任文学院院长一职。我自博士毕业时起,导师罗宗强先生就嘱咐我要潜心于学术,不要把精力花在行政管理上。当时,我已做了两年管科研、研究生工作的副院长,深感工作繁忙,耽误时间太多,因此当时打心眼里不愿再担此重任。但被党委书记做了几次工作,眼见难以推脱,于是就提出一个条件,只有相洲回文学院担任书记,我才能担任院长,而且只答应试一试,如果不行,一年以后可以辞职不干。
相洲本来好端端地在担任统战部长一职,而且极有可能继续升迁。可是,当党委把我这个要求告诉他之后,没料到他一口答应,愿意回文学院和我搭班子工作。我们在一起一晃工作了五年,由于学科相同,性情相投,眼光一致,不仅工作起来开心愉快,而且也取得了令学校满意、学界认可的业绩。可以说,相洲在这件事上体现出了朋友的真情与义气。
转眼五年过去了,又到了换届之时,我们俩都想解脱出来继续自己的学术研究,两人商量着一起退下。可是经过换届的民主测评,党委又要我继续担任院长一职,并且说已经为我配好了班子。我提出,除非相洲做书记,我才有可能继续任院长一职,并且私下里要求相洲再共事一届。相洲其实对于专职行政工作并无兴趣,他其间曾有机会到外校担任校级领导,都因不愿意离开学术而放弃了。可是,在校党委和我个人的邀请下,他又爽快地应允,而且一干又是五年。
说实话,我能够前后担任院长十年,文学院能够取得博士点一级学科、古代文学国家重点学科,学科评估进入A类学科行列,都与相洲的通力合作、辛勤投入密不可分。一个人帮一次忙或许不难做到,可是试想一下,十年的漫长时间,而且又正当学术研究的黄金年龄,那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之事。
相洲的担当
我和相洲在文学院共事十年,经历了无数的坎坷与困难,诸如评职称时的吵闹,分经费时的矛盾,学科发展中的先后次序争论,等等,都能够依靠我们的团结与努力一一予以化解,从而使那一时期的文学院成为历史发展上的快速阶段。
令我记忆最深的是2003年的“非典”经历。当时因缺乏抗疫经验,不知道该如何处置是好,看着每天都有病例发生,甚至校内也有了病例,内心焦急万分。我们请示学校该如何办,校方说是要等市里的指示。我和相洲一起主持召开了文学院班子会议。最终决定不再等待上级文件,文学院的学生马上离校回家学习,让任课教师布置好阅读书目和作业。我们认为,与其发生病情后匆忙溃散,不如主动安排疏散撤离。
做出决定后,边向学校汇报,边安排学生放假回家。我和相洲当时已做好被撤职查办的心理准备。我向班子成员说:“将来如果追究责任,就处理相洲我们俩。每个孩子都是一个家庭的希望,与其让学生冒风险,不如我们来冒风险。”相洲说:“我是书记,有什么后果我来承担。”情况汇报给学校后,说我们未经上级指示就擅自放假,属于严重违反组织纪律的错误。师生们当时也都为我们捏了一把汗。好在刚过了两天,北京市教委就下发了全市学校统一放假的文件。我们不仅没有受处分,还成为了学校及时组织学生撤离的正面榜样,可谓是因祸得福。然而,今天想来,并不是所有的祸患都能有幸转为福音的。那一句“有什么后果我来承担”,成为我心中永远的记忆。这就是相洲,关键时刻敢于站出来的男子汉、爷们。
如今,相洲已离我们而去,他有太多的故事,只能等有时间了慢慢整理。刚刚听到相洲病逝的噩耗时,一时难掩悲伤心情,就乱诌了四句诗:“廿载为兄弟,一朝成永诀。念之肠已断,默然洒悲血。”平仄韵脚皆难顾及,算是一种心情的表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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