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2020年以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推动了国际体系加速演变。与此同时，对于非洲发展而言，2020年是多数非洲国家独立60周年的特殊年份。中国的非洲研究学界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致中国非洲研究院成立贺信精神为引领，进一步激发了学者的学术自觉意识，努力推进非洲研究的深化。
非洲研究的“三大体系”建设
2019年4月9日，中国非洲研究院成立，习近平主席发来贺信。贺信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擘画了新时代中非关系的发展蓝图，阐释了中国与非洲各国进行广泛合作的行动方案，指明了中非文明互鉴、学术和智库资源合作的方向，是加快构建中国的非洲研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三大体系”的根本遵循。
如何理解与落实习近平主席贺信，成为中国非洲学界深化研究、阐释的重要选题。在习近平主席贺信发表一周年之际，《西亚非洲》杂志和《中国非洲学刊》刊发了多位学者的专题文章。蔡昉指出，贺信对于我们做好非洲研究乃至国际问题研究，加强与非洲学术界、智库及第三方研究机构的合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为此，中国非洲学界在研究非洲人文、经济、社会发展及中非关系问题时，应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宏伟目标出发，立足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大背景；中非学术交流和智库合作，应该立足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平等交往和对等交流，以造福中非各国人民为目标，努力为世界和平与人类发展事业作出更大贡献；在共建共享、互利共赢的基础上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为促进中非关系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通过文明互鉴和人文交流，加强中非双方治国理政和发展经验的研究和分享，促进中非各国民心相通。李新烽结合中国非洲研究院的“交流平台、研究基地、人才高地、传播窗口”四大功能，认为贺信充分体现了习近平主席对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非洲研究院的殷切期望和重托、对非洲研究和从事非洲研究学者的亲切关怀和激励，为我们认识世界提供了根本遵循，为中国的非洲研究指明了发展方向，为中国非洲研究院划定了坐标、指明了奋斗目标和前进方向。中国非洲研究院通过优化学科布局、创新研究方法、打造交流平台、加快人才队伍建设，将贺信精神付诸实践。张忠祥、吴传华以当前世界形势的特点和中国与非洲的重要地位，评析了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地位、典范作用、实践特征。刘鸿武、张艳秋、杨宝荣以贺信中“中非人文交流”为关键词，深入思考和研究中非人文交流的理论基础、战略意义、独特价值，提出了促进学者参与全球智力和智慧精进的知识对话、加快非洲研究的人才培养、创新国际交流多元平台、深化中非“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非传媒交流的践行路径，以期实现“汇聚中非学术智库资源，增进中非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谊”之目标。张永宏则提出以习近平主席贺信精神为指导，全面提升高校非洲研究水平的三大着力点，即重基础，加强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补短板，推进专业化与智库建设；创特色，增强本土创新能力。上述专家的理论文章有力推动了国内非洲学界对贺信思想内涵的理论阐释与实践探索。
非洲政治研究
2020年非洲政治发展的一些传统议题研究得以延续并进一步深化，重点关注了政治发展史、政治思潮、政治制度、政党政治等议题。
关于非洲政治发展史，李鹏涛、陈洋以马克思关于殖民主义的双重使命为理论基础，提出非洲殖民地国家呈现出的专制性、外倾性以及力量有限性等基本特征，深刻影响了当代非洲国家治理，导致独立后的非洲国家出现恩庇主义特征明显、社会与国家缺少有机联系、社会碎片化等现象。探讨殖民地国家的基本特征，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殖民遗产”与当代非洲国家治理之间的复杂关系。张春把独立后非洲国家的政治治理分为继承性治理、本土化治理、西式民主化治理和自主化治理四个阶段，认为如何合理、有效地平衡内部自上而下的政府治理与自下而上的草根治理，以及外部悬浮的地区治理和强加的西式治理，既是制约非洲政治治理发展的历史性桎梏，也是其未来发展的潜在突破方向。沈晓雷从土地改革的视角对津巴布韦的政治发展问题进行了历史梳理，认为自1890年之后津巴布韦形成了“土地就是政治”的逻辑关系，而失当的政策取向会导致政治分立、种族主义和政治暴力等一系列政治后果。
关于非洲政治思潮，非洲社会主义由来、发展、理论和实践曾成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非洲研究学者的重要议题，而在2020年该议题又有相关成果发表。郑祥福、舒文豪将非洲社会主义运动置于马克思主义在非洲的传播与发展全球视野中来考察，认为马克思主义是非洲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论来源，而非洲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实践也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赵希基于阿拉伯社会主义理论的创始者——阿弗拉克和埃及总统纳赛尔社会思想言论的一手材料，从内涵、动机、理论来源和实践四个方面，比较了两者的阿拉伯社会主义思想的异同性，深化了学界对阿拉伯社会主义的认知。同样以非洲大国埃及为研究案例，孙晓雯分析了埃及共产主义运动逐渐式微的原因，即埃及共产党内部的分裂与分歧、埃及政府的镇压、群众基础的缺乏以及苏东剧变后社会主义阵营的衰落等综合因素作用之结果。
关于非洲政治制度，非洲民主化的开局、困局、破局一直是学界研究非洲国家政治制度的关注点。张宏明通过梳理非洲民主化发生、发展的演化过程，尝试回答了如何辩证地看待非洲民主化萌发的内外因之间的关系、非洲民主开启的影响因素有哪些、非洲民主化实践在哪些方面背离了西方民主化理论的“先验”认知、非洲国家民主转型失范的缘由何在、非洲国家的民主巩固为什么进展缓慢，以及如何评估非洲政治民主化等一系列问题。他认为，以政治多元化特别是多党制为特征的非洲民主化，既是新旧国际格局转换之结果在非洲大陆的逻辑延伸，也是政治发展国际潮流和全球民主化运动的组成部分；既是非洲国家自主探索其政治发展之路的持续过程，也是跨世纪非洲国家系统性社会变革的组成部分。黎文涛对于当下非洲民主政治生态的研判是：西式政体形式与本土政治传承之间的碰撞、磨合是非洲政治发展的一条主线，非洲国家通过自我调适和改良，推动两者之间的融合，缓解了非洲政治中的一些痼疾，但非洲多国出现的“第三任期”现象对其政治稳定造成了冲击。刘伟才围绕《2019年赞比亚宪法修正案》，着重评析了修宪对赞比亚民主政治发展的影响：修宪使反对党获得新的活动空间，使基督教组织的参政更深入，增强了非政府组织和政府的对抗性，冲击了酋长等传统力量且与现代政府形成平衡和默契。
关于非洲政党政治，政党的治国理政能力与国家政治发展密切相关。王学军从全非宏观层面归纳了非洲政党政治演化的六方面新特点：一党主导型政党呈现下行趋势；政党组织建设在一些国家日益受到重视；政党和国家领导代际更替问题不断显现；政党—族群关系具有复杂化和弱化态势；宗教组织对政党政治的影响正在上升；传统制度在非洲政党民主政治中局部复兴。未来，非洲政党政治将出现四方面新动向：发展、安全和主权等问题主导的竞选议题结构逐渐形成；新型总统候选人登上政治舞台；平民主义竞选路线兴起；竞选和执政中出现政党集群化新态势。张凯分析了南非非国大主导党体制所经历的由巩固强化向逐步走衰的变化过程及其原因，认为南非主导党体制能否得到延续和巩固，主要取决于非国大及其领导的政府能否有效维护党内团结、推动三方联盟实现重组、提高国家治理效能，并从根本上促进经济社会实现结构性转型，进而解决南非长期存在的失业、贫困和不平等三大痼疾。
非洲经济研究
2020年，国内学界对于非洲经济的研究主要围绕以下三大问题展开。
关于新冠肺炎疫情与非洲经济的关系，黄梅波、邱楠认为，基于非洲国家经济发展的脆弱性，该地区受到疫情冲击的负面影响尤甚。这既有国家、地区经济治理自身的原因，更是由它们的外向型经济结构和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所决定的。在后疫情时期，非洲国家需加强公共卫生治理能力和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加快经济结构转型，增强经济增长内生驱动力；化危为机，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等新经济业态；促进非洲自由贸易区发展，推进区域价值链建设。李雪冬、董锐指出，新冠肺炎疫情重创了非洲经济发展，加剧了非洲国家债务困境，粮食安全问题凸显，增大了社会不稳定的风险。周玉渊则认为，疫情对非洲经济带来的多重影响主要表现在：国际需求锐减，对非洲经济增长和产业链建设带来重大冲击；外部融资减少给非洲国家产业发展带来严重影响；非洲国家为抗击疫情采取的“隔离经济”措施，抬高了政府财政赤字率。
关于影响非洲经济发展的长期结构性因素，舒运国基于长时段的历史观察，对独立以来非洲国家60年的经济发展道路进行了系统梳理，总结了影响非洲经济发展的五大根源性问题：长期的政局动荡与经济持续发展的矛盾、经济发展模式外部性与本土适应性的矛盾、单一经济殖民遗产与完善的民族经济体系的矛盾、严重依赖外援与自力更生的矛盾、人口快速增长与经济协调发展的矛盾。如何破解上述路径依赖，是非洲国家未来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李小云等学者以全球化为研究语境，指出非洲农业问题是不同阶段全球化影响下的政治经济现象，传统的商业资本主义和工业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对非洲农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外部的强力干预使其农业自主发展的空间被大大压缩，弱化了其农业发展基础。
关于非洲经济形势，张忠祥、陶陶认为，虽然自2014年以来非洲经济增速放缓，但仍有不容忽视的亮点：众多非洲国家包容性经济增长取得积极进展；经济转型共识加强，数字经济兴起。朴英姬以东非地区为研究切入点，提出加速推进经济结构转型、构建助益私营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推进经济特区建设、加大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源投资力度、挖掘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的潜在效能等构建东非经济新模式的思考。
非洲国际关系研究
非洲国际关系研究选题注重现实问题与学术命题的有机结合，关注新领域和新问题，体现学者学以致用的治学倾向。
关于非洲在变化的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格局发生深刻而复杂的变化。那么，非洲国家在国际关系出现新调整、新变化情势下，在剧烈变动的世界格局中将处于什么样的位置？李新烽指出，西非法郎三大改革和非洲自贸区正式成立是反映“非洲之变”的两个具有代表意义的事件，从中可折射出正在发生的非洲百年变局；非洲国家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整体性崛起中的重要成员，是世界大变局中“东升”的重要力量。刘中伟认为，目前非洲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地位继续走高，主要体现为：在大国战略博弈加剧的背景下，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与俄罗斯越来越重视非洲的战略价值，“抢滩非洲”，使得大国对非关系掀起新一轮“非洲热”。
关于大国与非洲关系，鉴于欧美是影响非洲地区局势发展的主要外部力量，中国学者由此持续关注大国与非关系。赵雅婷基于欧盟于2020年3月发布的《对非洲全面战略》的政策文件，判断未来欧非呈现三大特点：欧非在贸易投资与和平安全方面的合作将进一步深化；移民问题将是影响未来欧非关系的重要议题，但在近期达成共识的可能性较低；受疫情冲击，欧盟在非影响力或将下降，欧非关系的不确定性增强。彭姝祎认为，马克龙政府非洲政策的实用主义色彩突出，对非关系欲从“法非特殊关系”走向平等和透明，将“反恐”列为首要议题，继续使用发展援助这一重要的传统工具，推进经济外交并积极开拓非法语国家市场。李凯旋关注2013年以来意大利对非政策调整问题，其政策重点是积极构建双边对话平台，完善发展合作体系，对能源、贸易等经济议题以及与安全挂钩的移民议题提升了关注度并投入了更多资源。马汉智聚焦美国在非洲实施的“电力非洲倡议”，认为该倡议的重要意图之一是美国将它视为遏制中国在非洲影响力的重要工具，塑造美国在全球电力领域主导权，但美国在非洲国家推进该项目过程中，存在以优化投资环境的名义干涉非洲国家内政之弊，且会导致非洲债务问题加重。
关于非洲国家间关系，国内学界有三方面的研究成果。对于非洲国家外交政策与政治精英的外交思想，郝诗羽、段九州分析了塞西执政以来埃及的非洲政策取向与变化，认为其着重采取了加强与非洲国家的关系、积极参与非洲反恐事务、推动非洲一体化等务实举措。对于非洲国家间安全合作，王涛认为集体安全机制下的非洲常备军是非洲大陆在安全领域联合自强的重要成果，基于内在机制问题、资源配置不均等多重因素制约，非洲常备军分散化发展态势存在消解非洲大陆安全整合努力的风险。张凯论证了南非参与非洲冲突解决与重建、多边机构的非洲维和行动等方面的有效性，也指出囿于自身实力、和平安全建设方式的国际认同、复杂的安全形势等因素而弱化了其成效。对于地区经济合作，原计划于2020年7月1日正式启动的非洲自由贸易区引起了国内学界的热议。朴英姬基于《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协定》，系统阐释了非洲自贸区建立的目标、机制框架、核心内容和运作机理，研判这一全球范围成员数量最多的自由贸易区将在贸易、投资、统一大市场方面带来规模经济效应。朱伟东、王婷则针对非洲区域合作中的成员身份重叠现象，从法律视角指出消解非洲区域经济组织成员身份重叠现象之路径。
关于中非关系，中非关系和中非合作何以实现深化与升级？中国如何处理好与非洲传统大国、新兴大国的利益关系？这些迫切需要回应的时代议题引起学者的研究兴趣。对于中国对非战略与机制问题，张忠祥系统梳理了中非合作论坛20年取得的成就，并归纳出成功经验：领导重视，优化了论坛的顶层设计；平等协商，契合非洲经济转型的需求；合作共赢，惠及双方利益；与时俱进，内容不断调整充实；机制保障，各项举措落实得力；南南合作，为发展中国家共谋发展。李安山以强烈的“问题意识”，正视西方对中非关系快速发展产生的焦虑、偏见和忌妒情绪，以及部分西方媒体针对中非合作进行各种无端指责，提出中国需客观认识中非合作在国际发展合作中的地位及其在各国引发的实际反应，同时警惕国际上某些“捧杀”“中国模式”的做法，趋利避害，推动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行稳致远。对于中非合作各领域的研究，学界相关著述涉及资源开发、环境、投资、援助、安全、文化、科技、发展经验分享等方面，而中非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进行的抗疫合作研究是新“亮点”。刘海方基于大量实证资料，解析了中非团结抗击疫情的双向互助性，中非双方各尽所能地相互声援、捐资捐物，官民并举，生动诠释了中非患难与共、守望相助的兄弟情谊，以及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意蕴。贺文萍从中国视角指出，中国在援助非洲抗疫物资、派遣医护专家、提供培训和分享防控防治措施与经验、呼吁国际社会重视援非并率先采取行动等方面均体现出高度的责任担当。对于中国与其他大国和非洲关系的研究，杨娜基于竞合性视角，认为中欧双方在支持维和、协助非洲产业转型、推动第三方合作以及开发新技术和新能源方面具有利益汇合点，在推动非洲“可持续发展”和“可持续安全方面”，双方可协同发挥作用。
非洲民族问题研究
非洲大陆基于殖民遗痕，其多民族国家分为有主体民族国家和无主体民族国家两种类型，且跨国民族情况普遍存在，是世界民族问题的热点地区，也是研究非洲的一个极具价值的独特切入点。
关于非洲民族研究中的概念界定，蒋俊对于非洲民族研究中常用的“部落”“部族”“族群”与“民族”四个概念展开理论探讨，较详细地梳理了上述概念的起源、发展与流变，关注它们在西文语境中的内涵与演变、中文语境下的特殊表达，进而其明确在非洲语境中的适用性，即部落是20世纪60年代前人群的主流概念，因其“过时”而慎用；中文语境中的部族，因难以对应非洲具体情况而弃用；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族群逐渐取代部落，被用来指称非洲国家基本的人群构成单位；民族指非洲各国的国族。
关于民族国家建构，国内学者聚焦具体国别研究。张玉友通过分析摩洛哥柏柏尔人问题的由来及演变，认为该族群国际化现象业已形成，它们正在以超越主权国家的群体力量，寻求跨境民族认同，以实现想象中的“柏柏尔语言和文化共同体”，其分离主义消极倾向给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认同带来挑战。梁娟娟指出，生活在苏丹东部地区的贝贾部落，其身份标识是托贝达维语、迪瓦卜体系与斯里夫制度，受历史痼疾积累与现实边缘化政策延续的双重影响，贝贾部落潜在的分裂意识成为国家治理中的不稳定因素。徐薇、麦晓晴用“身份认同”“身份政治”“新部落主义”等概念揭示了南非非黑人少数族裔阿非利卡人所经历的社会转型与身份变化，探讨了后种族隔离时代阿非利卡人中出现的回归“部落”、抱团取暖、自我隔离的现象，尝试回答了如何在一个多种族、多族群、多元文化共存的国家构建统一的身份认同这一重要而紧迫的问题。
关于族群政治，这是多族群非洲国家普遍存在的一种政治现象，是基于族群利益并诉诸政治权力的族际互动，很多时候表现为对抗甚至冲突的形态。对于饱受战乱之苦、部族冲突的索马里，王学军认为在国家重建过程中，应正视长老制度、习惯法等传统政治文化，并可在地方和国家两个层面发挥其正向作用，体现在冲突和解、安全秩序维护及国家重建进程参与等方面。蒋俊从族群政治视角探讨了卢旺达大屠杀何以发生，认为该国独立初期胡图族与图西族进行了激烈的权力争夺，并建构起一种割裂和对立的族群政治。对立的族群政治立场和以族群为界限的排他性统治，始终以显性或隐性方式存在。基于族群政治所拥有的庞大社会基础，族众易被充分动员和组织起来，对于突发事件应激反应，被赋予“族群名义”的大屠杀遂成为卢旺达族群政治演化的产物。曾爱平剖析了以奥罗莫族、阿姆哈拉族等族群为基础的政党，其与极端民族主义思潮相耦合，在国家政治治理方面相互倾轧，给民族自治州制度带来严重的负面冲击。
关于族群关系，突破不同民族之间的隔阂与分野，促进民族融合，对于非洲国家而言是一个长期过程。沈晓雷认为津巴布韦两个最大的民族——绍纳族与恩德贝莱族之间的民族矛盾，既与历史上殖民统治的“分而治之”政治遗产有关，也与津巴布韦政府长期实行的民族高压政策息息相关，当下采取民族和解和团结政策、弥合两大民族之间的裂痕与化解积怨则为民族整合所必需。胡洋追溯了刚果（金）东北地区土著与移民冲突的由来和发展历程，认为历史因素与地区的结构性矛盾是诱发冲突的直接原因，政府偏颇的民族政策、对族群问题的管理缺失及周边国家的干预，导致土著与移民之间的冲突不断升级扩大。梁益坚、刘国强从历史溯源视角解读了南非长期存在排外现象的致因，即长期的种族隔离在社会结构、文化认同、行为方式和发展进程等层面对南非社会造成的深远影响直到当下依然存在；解决南非排外问题，需要从种族主义层面来认识和治理，通过泛非主义来消除自卑、自恨的畸形心理，通过心理上的解放来消除种族主义的遗毒。
回望2020年，审视非洲研究取得的重要进展，国内学界仍需要补齐短板，完善学科体系，着力加强非洲国别与区域研究的精细化，探索理论与研究新方法，提升学术话语传播力与影响力。
（执笔：安春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