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地一位出版社的编辑朋友打电话说，有个美国作家过几天来北京，想找几个人聊聊，能直接用英语跟他对话的作家最好，说到时会跟我联系。等那个美国作家到了北京打来电话，听筒里响着的却是卷舌音很重的英语，就断定这是位第一代什么裔的美国人，也提起了我的兴趣。将信将疑地同他见面，才知他是东欧某国人，20世纪70年代出了名的青年作家，找到什么机会“逃”到了美国，狠练了一把英语，现在成了用英文写作并功成名就的美国作家。

　　这位好汉倒是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名字里还带有“斯库”，原汁原味，不像我认识的一些朋友，去了那边只保留了原姓，前面的名字都是什么“汤姆”“比尔”之类，或至少也是原名前加个英文名。与此人面对面时，发现他的卷舌口音都没了，英文说得自然地道。我早就有这样的发现：一个人打电话时因为对面没有人，说话容易失去控制，就会暴露自己的口音；而面对真实的人时，就会斟酌，理性地控制自己的口音。

　　他的一本畅销长篇小说在中国翻译出版了，写的是美国科学家在非洲探险、保护自然的故事。一个半路出家学了英文的东欧人，能在美国文坛上取得母语作家的成就，实属不易。我说：你再努把力，会成为康拉德或纳博科夫、布罗斯基这样的名家。他笑了，说像他这样在美国奋斗并成名的外国作家为数并不算少。但是，我说，我佩服你的是，你作品的主题和背景都脱离了你的祖国，你已经用不着靠故乡作卖点了，这比用英文写故国的故事难度可要大多了。很多在英语世界成名的作家，他们其实心灵一直滞留在故国，写的畅销作品都是故国的故事，只是叙述语言换成了英语，目的读者是母语为英语的读者而已。你不同，你已经成功地融入了美国的主流（mainstream）。这个恶俗的词一出口我就后悔了。我又开玩笑，可惜，你的英语口语乡音未改，一听就露馅儿了。你一定还想念祖国吧？现在那边“自由”了，有没有考虑回去并用母语写作？

　　怎么不想？他说，他是在那儿成长为作家的。哪个作家不愿意在自己的祖国用母语写作呢？可那个年代有机会当然要逃。他对我讲当年的文化官僚嘴脸如何丑恶，为了当作家他要如何如何低三下四地阿谀奉承他们，人格如何遭到侮辱，在那种特殊语境下写应景的“文学”（不知道在他心目中成功地入乡随俗写美国科学家算不算“应景”）荣身，终归让他感到是对作家这一头衔的玷污。所以他说他毅然放弃了功名利禄“逃”了。

　　现在你可以衣锦还乡了，我很庸俗地说。以你的成就，理应成为那个国家的骄傲。我想起了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

　　错矣！他说。当年的作家同僚们对他心怀嫉妒，并不以他为骄傲。他们认为如果有逃走的机会，自己也照样可以在美国出名，道理很简单：谁也不比谁傻。他不想再与他们为伍。何况现在那个国家的状况并不利于做文学。

　　住在洛杉矶的高等住宅区什么山庄埋头写作的他依然是孤独的。圈子里很少文学氛围，作家批评家们在一起并不谈论文学。所以他来中国后想找些专业的文学工作者认识、谈谈，对此我十分理解。那种香烟咖啡啤酒的古典文学沙龙纯属梦想了。文学是一项孤独的工作。那些孤独的写作者们的孤独灵魂之声只有面对电脑通过指尖流溢而出，像一条条山间小溪，任它流淌到什么地方。但只有这样孤独时心灵才是自由的。

　　那么你在中国会见了几个作家、批评家，收获如何呢？我问。

　　我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他说。他见了几个著名作家和批评家，他们跟他大谈西方文学，谈文学中的主义们，可惜他听不懂。中国作家对西方作家谈论西方文学以对方听不懂而告终，这多少出乎意料。当我知道他们是通过翻译交谈时，我有点茅塞顿开地告诉他：他们用的那些术语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很可能现场的翻译不是研究外国文学的人，根本无法将这些术语还原。一旦他将这些译成中文的术语再翻译成别的什么字词，那无异于重建了一座巴别塔。

　　于是我们恍然大悟地笑了，笑得无可奈何。我们谈得也算投机并有趣，但似乎也没谈什么文学。真正的文学对话还是心灵中的自我对话。

　　（作者系作家、翻译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英语环球节目中心原译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