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秩序的构建是世界政治中最具全局性、战略性和长期性的重大议题，其演变与走向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作为影响未来国际秩序变革的主要力量，中美两国的国际秩序观念、政策行为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双边关系状况，将直接影响国际社会的发展前景。

　　正确认识观念差异

　　中国是现行国际秩序的建设者和维护者，同时致力于推动国际秩序的不断改良。美国是现行秩序的主要创设者和长期主导者，同时也在试图按照自身的需要重塑国际秩序。现实中，中美两国在国际秩序观念上的差异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关于国际秩序的基本性质。美国和西方国家通常认为战后国际秩序乃至由此衍生而来的现行国际秩序为所谓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总体符合西方利益和价值观。中国则认为战后国际秩序是由多种力量共同塑造、多种成分共同构成的复合体系，既包括自由主义的制度安排，又体现现实主义的权力分配格局，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是战后国际秩序中的关键要素。

　　其次，关于国际秩序的改革目标。中美均希望现行国际秩序能够得到改良，中国追求的国际秩序改革目标更加公正合理，倡导的全球治理原则是共商共建共享；美国则担心中国的发展会对其霸权地位构成挑战，因此寻求维系和巩固本国在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

　　最后，关于国际秩序的构建原则。中国主张在国际秩序变革和全球治理体系建设中发挥联合国的核心作用，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倡导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主张国际关系民主化、法治化、合理化，提倡包容性发展。美国则习惯以意识形态划线，构筑同盟体系，搞“小圈子”和“集团政治”，这将导致国际社会的分裂与对抗。

　　以上诸多分歧反映的是不同文化立场与价值观念的碰撞。中国强调文明的多样性与价值观的多元性，主张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美国则试图一家独大，以所谓西方文明的“普适性”，取代多元文明的百花齐放与交流互鉴。

　　寻求维护稳定的共同利益

　　多样性乃世界发展的动力之源。中美国际秩序观念的差异，并不意味着两国立场完全对立、互不相容，也不等于双方没有共同利益。二者国际秩序认知观念的交汇之处，便是共同利益的折射。

　　就推进现行国际秩序的变革而言，中美两国的国际身份与角色正在发生微妙转换，但双方共同的基本点都在于维护国际秩序的稳定。改革开放前，中国一直被视为国际秩序的“挑战者”，美国则自我标榜为“守护者”。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当前多次强调要坚决维护战后国际秩序，而美国的政策行为却越来越多地表现出对这个秩序的不满。尤其是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政客常把“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挂在嘴边，诱导国际社会把中国视为“规则的破坏者”“秩序的颠覆者”，实际上自己却在不断废约、“退群”、拼凑“小圈子”、搞意识形态对抗。

　　虽然每个国家都希望国际秩序朝着对自己更加有利的方向发展，但当今世界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秩序颠覆者”。改革开放后的中国顺应了全球化与和平发展时代的潮流并因此获益。作为现行国际秩序的建设者、参与者和维护者，中国努力维护联合国框架下的多边秩序，同时也并不完全反对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中合理、有效的成分，尤其是自由贸易体制与多边合作机制。美国更不可能彻底颠覆其一手塑造并长期护持的战后国际秩序。事实上，美国在战后国际秩序中长期处于有利地位，冷战时期曾是西方世界的领头羊，冷战之后更是成为全球秩序的主导者，美国学界甚至专门提出“霸权稳定论”为其主导地位辩护。这说明只有获益最大时美国才有足够的动力去维持国际秩序、提供公共产品。特朗普政府的政策行为具有偏激色彩，一定程度上属于“非常态”。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的战略调整，无非是出于美国霸权地位相对衰落的考量，再加上国内社会矛盾加剧，民族主义与孤立主义思潮涌起，因此在国际上强调“美国优先”，声称一些多边合作机制与制度安排束缚了自己手脚，已不能满足本国需要。可以看到，美国试图调整、重塑国际秩序的目的在于继续获取最大收益，防止或延缓霸权的衰落。

　　随着拜登政府的上台，美国外交政策主张“重新领导世界”。虽然仍受国内政治力量的束缚，但事实上已经开始采取“纠偏”措施，重新加入部分国际组织或协议。因此，美国没有也不会改变其霸权护持的基本战略目标，不会轻易放弃全球主导地位，自然也没有将现行国际秩序推倒重来的必要。尽管美国确有相对衰退的迹象，但在现有国际制度安排及国际秩序影响力方面仍然处于首位。作为目前力量投射覆盖全球众多关键地区的唯一庞大联盟体系的盟主，美国无论停止霸权护持的努力、完全回到孤立主义，还是彻底颠覆当前的国际秩序，都等于自动放弃既有地位。这不符合逻辑，也不符合常识，更不符合美国的国家特性与战略传统。

　　坚持合作共赢的前提

　　尽管中国认为现有国际秩序存在不合理成分，但总体上还是要坚决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美国也只是试图修改或规避其中对自己不再有利的成分。这种局部意义上的“角色转换”反映了国际格局与各自国内环境的变化，但显然双方都无意全盘否定现有国际秩序。不仅如此，在国家经济与安全相互依存的全球化时代，各国事实上已经形成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除了在维护现行国际秩序方面存在利益交汇，中美两国在维护经济稳定、应对气候变化、疫情防控合作、网络安全对话、保障地区和平、防止核武器扩散等全球治理重大议题上都存在着共同利益。

　　分歧与共识、冲突与合作、竞争与妥协始终是国家间关系的常态，绝对和谐或绝对冲突都不符合实际。善于斗争固属必需，善于合作同样重要。中方始终倡导互利共赢，反对用“竞争”定义中美关系，这并不意味着两国之间没有竞争或不能有竞争，而是认为合作应该成为中美关系的主流，只有在合作基调下才能有良性竞争。部分美国学者也指出，中美关系可以是竞争性的，但竞争不一定是也不应该是对抗或敌对，因为对世界秩序的改良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两个领先经济体之间的关系，即两国是和平共处还是公开对立。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美两国曾有过20多年的敌对与冲突。彼时双方的观念分歧、社会差异和现实矛盾比现在更大，但仍然能够找到共同利益，实现两国关系大转圜，改变了世界格局尤其是亚太地区形势，最终使双方和整个亚太地区从中获益。过去50年的历史经验表明，合作共赢是中美两国的最佳选择，而求同存异则是基本前提。美国人信奉实用主义哲学，也喜欢高举道德的旗子；中国人极富伦理思考精神，却不乏讲求实效的务实传统。真正的现实主义者，不仅深谙利害所在，也懂得尊重权势变迁，求大同而存小异。中美双方审时度势、实事求是，就一些重大问题达成共识从而步入和平共处、健康稳定发展的轨道并非全无可能。正如2021年11月16日习近平主席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视频会晤时提到的那样，“中美存在分歧很自然，关键是要建设性管控，避免扩大化、激烈化”，“地球足够大，容得下中美各自和共同发展。要坚持互利互惠，不玩零和博弈，不搞你输我赢”，“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该加强沟通和合作，既办好我们各自国内的事情，又承担起应尽的国际责任，共同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

　　《周易》乃华夏群经之首，按照经学家郑玄的解释，“易”一名而有三义：简易、变易、不易。顺乎自然的大道至简至易，万物总是在不断变化，但又始终保持一种恒常之道与真理。大国兴衰是不可避免的动态过程，这是世界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客观规律使然，而国际体系的结构又将决定国际秩序的性质与方向。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此消与彼长并不简单绝对，而和平与发展乃人类共同利益、世所公认的人间正道与最高价值。在挑战日增、危机频仍、流疫肆虐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期，无论来自哪一方仓促武断的结论、轻率鲁莽的行动都将于事无补，甚或适得其反。世界由分到合的“后冷战时代”已然结束，由合到分的危险又露端倪，中美两国必须直面这一现实，用理智平抑躁动的情绪、慎虑替代大言与浮词，以开放包容的大国风范，以审慎、务实、灵活的政治智慧，共寻一条顺应时势、和谐共生、互利共赢之路。

　　（作者系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