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7月，迪士尼发布了《花木兰》真人版电影的首支预告片。片中，华人演员刘亦菲饰演的花木兰在接受媒妁之言后又替父从军，作为女性和战士，在家庭与战场之间演绎自己的豪迈人生。由于此前有动画片《花木兰》的票房成功和广泛影响，海内外观众都对这部电影抱有期待。

　　回眸百年西方电影史，出现过许多典型的中国面孔，也讲述了彼此迥异的中国故事，从自以为是的西方中心立场到逐渐开始了一些转变。这其中的原因很多，有国际局势的变化、社会文化的变迁、文化交流的加深、各国电影人的共同努力，也包括商业资本的助益。一路走来，这些电影折射了中西文化关系的变化。

　　“黄祸”恐慌与顺从期待

　　1895年，德皇威廉二世送给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一幅画，名为《欧洲各民族，保卫你们的信仰和家园！》，它更广为人知的题目是《黄祸图》。画中手持武器的欧洲基督教徒正要向远方的佛像与龙开战，佛像与龙代表着东亚。这幅画反映了当时欧洲人对于东亚巨大潜力的恐惧。

　　1913年诞生于英国小说家萨克斯·罗默（Sax Rohmer，1883—1959）笔下的傅满洲（Fu Manchu）博士，被认为是“黄祸”恐慌下的产物。虽然小说家对中国并无了解，但这一人物却因迎合了当时西方世界对东方的恐惧心理而大受欢迎，不仅后续出了20多部小说，还被大量改编成电影、电视剧、漫画，成为人们熟知的文化形象。其中第一部电影是1923年在英国上映的默片《傅满洲的谜团》（The Mystery of Dr. Fu Manchu）。之后，20世纪20—40年代及60年代，欧洲和美国制作了大量傅满洲电影。傅满洲蓄着细长胡须（后成为其标志，被称为“傅满洲胡须”），眉毛倒竖，戴着一顶中式帽子，形象瘦削、阴险狡诈。虽然拥有欧洲数个大学的博士学位，是一位优秀的科学家以及外语天才，但他却将自己的聪明才智都用于反人类的破坏行动，尤其针对欧洲人。1932年在美国上映的《傅满洲的面具》（The Mask of Fu Manchu）中，这位危险人物煽动手下说：“征服吧！繁衍吧！杀掉白人，抢走他们的女人！”

　　傅满洲身上的残忍特质和征服欲与中国毫无关系，反而带有西方国家自身殖民传统的深刻印记，是典型的“黄祸论”产物。事实上在18世纪，以英国为中心的欧洲对中国的普遍印象是尊重和善意的。但是随着鸦片战争及之后一系列战争的展开，侵略者逐渐将神秘、危险、邪恶等印记与被侵略者联系在一起，制造出一种所谓东方主义的异域情调。这种东方主义的内核并非指向真实的东方，而是西方世界需要塑造的“东方”，以此合法化自己的殖民逻辑。傅满洲作为一个文化标本，展示的是殖民者对于被殖民者的有意误读。

　　同时期西方电影中较为正面的一个中国人形象是陈查理（Charlie Chan）。他是美国作家厄尔·德尔·比格斯（Earl Derr Biggers，1884—1933）笔下的华人探长，居住在檀香山。这个人物心地善良，聪明而勇敢，成为当时西方电影中少见的华人英雄形象。比格斯透露，陈查理是基于他本人在檀香山认识的一位真实人物写成的。他一共创作了6部陈查理系列小说，于1925—1932年间陆续出版。1931年，第一部以陈查理为主角的电影《陈查理再接再厉》（Charlie Chan Carries On）在美国上映。由于电影和小说都大受欢迎，此后直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一共制作了40多部陈查理电影，并且产生了多部广播、电视剧、漫画及游戏产品。在这些作品中，陈查理除了在檀香山办案以外，还在世界各地游走探案，解决了许多难题，显示了不凡的智慧。

　　不过，基于现实故事的再创作虽带有一定客观性，但小说家和电影制作人将陈查理的性格塑造得温和顺从，缺乏独特的个性，且身材矮小、英文蹩脚，强化了西方社会对华人的刻板印象。陈查理的形象也许不是有意的误读，但仍然反映了西方社会对于华人的想象和期待，显示出西方中心主义的倾向。由于批评声音的增加，近几十年来陈查理的形象未再搬上银幕。

　　横空出世的功夫英雄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世界荧幕上的华人英雄无疑是李小龙。在香港拍了《唐山大兄》《精武门》《猛龙过江》等出色武打片之后，李小龙与好莱坞合作拍摄《龙争虎斗》（英文名Enter The Dragon，1973），一举打开国际市场，在全球获得2.3亿美元票房。该片后来被评为影响美国电影的67部影片之一。在李小龙电影中，充满阳刚之气的功夫高手为了保护身边的亲友，与恶势力英勇战斗，展示了精湛的武功和高尚的情操，成为不折不扣的华人英雄形象。中国功夫首次在国际视野中大规模亮相，各国观众为之惊叹，汉语中的“功夫”一词也正是在这时进入了英语，成为固定的词语“kungfu”。华人的坚毅、勇敢和低调与这些特质中蕴含的中国文化因素，第一次通过电影媒介表现出来。李小龙展示了中国丰富的文化和精神空间，开创了不同的中国人形象。遗憾的是，他还未来得及将功夫及其背后的哲学和文化理念更为系统地表达出来，就于1973年英年早逝，年仅33岁。

　　李小龙所开创的功夫大师形象后来为成龙所继承。在商业电影资本的支持下，成龙继续在好莱坞塑造了一些积极的中国武者形象。但是这些形象却未能有更丰富的发展，而是走向了刻板化，片面强调武打功夫，人物性格偏于木讷和一致化，缺乏生活厚度。中国功夫被当作一种噱头，用于推进故事、制造视觉效果，但却不能成就故事本身，其中蕴含的中国武学与哲学精神也未能得到很好的阐释，而是消解于漂亮的打斗场面和戏谑的喜剧之中。这种谐谑的表达与好莱坞商业大片的制作逻辑分不开，也显示了西方世界对于中国文化不自觉的傲慢态度。

　　中国文化精神的多元呈现

　　上述现象也说明，要摆脱对中国人的凭空想象和模式化塑造，客观展示中国文化精神，一方面需要整体社会对外国文化持有基本的尊重和理解，而非以自我为中心随意想象，另一方面还需要话语权拥有者，也就是电影生产者方面对现实进行深刻体察和了解。根据赛珍珠（Pearl Buck，1892—1973）获普利策奖小说改编的美国电影《大地》（The Good Earth，1937）就显示了较高的真实性。小说作者赛珍珠在中国生活多年，《大地》讲述农民在战争和贫困中为生存而斗争的艰难生活，涉及社会状况、农民经济生活和婚姻关系等，展示了一幅同西方人的随意想象完全不同的生活画卷。这部电影获得了五项奥斯卡奖提名，并获得最佳女主角和最佳摄影奖。有人认为这部电影中描绘的中国农民的苦难影响了美国对华政策，使其更加同情中国。不管是否真的如此，《大地》的制作表明跨文化的理解是可能的，先入为主的凭空想象靠不住，需要基于深入的交流和体验。

　　在这方面做出了更多努力的是华人群体，他们将切身经历拍成电影，在西方电影体系中生产出本质上和观感上都完全不同的作品。比较典型的是1993年上映的美国电影《喜福会》（The Joy Luck Club），该片讲述几位中国移民女性和她们的女儿的生活经历，以及这些经历如何在跨地区、跨文化、跨时代的两辈人之间形成了有力的情感连接和代际传承。这部电影根据华裔作家谭恩美的小说改编，由华裔导演王颖执导，主要演员都是华人。早期西方电影，包括《大地》，几乎都是用白人扮“黄脸”来演华人，其他有色人种也有类似的遭遇。这种做法显示了一种自我中心、拒绝理解的傲慢态度，后来因带有种族主义倾向遭致很多批评。而由华人演出自己的故事，不仅真实可信，利于避免脸谱化、标签化，更是一种平等态度和多元文化的展示。《喜福会》讲述了华人生活中面临的独特问题和特有的伦理关系，以小成本制作换来了不俗的票房成绩，在国际上广获好评。

　　2000年由两岸三地与美国合拍的武侠电影《卧虎藏龙》（Crouching Tiger, Hidden Dragon），则从另一个角度切入了文明的交流。该片由王度庐（1909—1977）同名小说改编而成，讲述一代大侠欲退隐江湖而引起的一系列恩怨故事，场面调度和配乐效果基于东方审美，出场的侠客们展示了让人眼花缭乱的武术。但更让观众心折的也许是男女侠客之间或纯净微妙或洒脱大胆的爱情故事。全片不仅展示了中国古典美学传统，也渗透了东方的理念和情感，将故事性和艺术性有机地结合起来。这部电影由李安导演，周润发、杨紫琼、章子怡、张震等演员出演，在国际市场获得了惊人的成功，成为美国电影史上第一部票房超过一亿美元的外语片，将当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等多个奖项收入囊中。

　　《卧虎藏龙》的成功显示出中国文化的强大吸引力以及适当运用传统文化元素的重要性。电影诠释了隐忍与侠义精神，描绘了武侠江湖上的人情恩怨。武侠世界并非只有打打杀杀，还有脚踏实地的市井生活和血肉情感——这些在中国文化中习以为常的东西，对于西方观众来说竟具有惊人的魅力，影片成为他们接触中国文化的一个窗口。

　　中西结合重塑花木兰故事

　　随着东西方人文交流的日益增强，中国故事日益吸引国际观众，对于中国文化的挖掘亦成为西方电影，尤其是好莱坞的一个趋势。例如，北朝民歌《木兰辞》讲述花木兰出于孝道代父从军，英勇立功，战争结束后别人才知道她是女子。这一中国著名传统民间故事内核是中国文化中的孝、忠精神，具有强烈的传奇性和多重诠释空间。1998年，美国迪士尼拍摄的动画电影《花木兰》则从另一个角度重塑了木兰故事，使其成为一个独立自强的女性寻找自我、争取荣耀的历程。不同于《木兰辞》中以木兰在老家的表现为中心，讲述其从军前和归来后的经历，电影将重点放在她出征之后如何发挥聪明才智、克服艰难险阻，为抗敌作出贡献，也为家族带来荣誉。虽然木兰只是平民出身，但《花木兰》却被迪士尼列为公主系列电影之一，因为其独立精神和英勇表现，使得她成为欧美观众心目中最有魅力的公主和女英雄。

　　动画片《花木兰》是迪士尼首次以中国文化元素为主题拍摄的电影，在造型、视觉效果和音乐等方面都具有东方特色，在欧美获得了不俗的票房和口碑。其改编主要迎合海外观众的口味，木兰的形象符合西方观众对亚洲人的审美，加入了插科打诨的角色“木须”，部分情节不符合中国传统礼仪，等等。因此在中国市场反响平平，其本质上仍然是一个西方版本的中国故事。不过，电影毕竟显示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浓厚兴趣和一定程度的研究，从一个侧面显示了东西文化交流逐步加深的可能性。

　　也正是在这样一个可以称为成功的尝试之后，包括中国观众在内的全球电影爱好者，才会普遍对真人版电影《花木兰》抱有浓厚的兴趣和热切的期待。然而，影片一些“错位”之处还是在中国国内引发了“曲解中国文化”的质疑。比如，木兰本应是今河南附近人氏，但预告片中木兰的家却是一座福建土楼，而且片中木兰还化了日式的妆容，等等。当然，起用华人演员来演绎木兰，而非按原计划使用白人演员，是迪士尼的一项明智决定，虽然这背后也有对中国票房的考虑。那么，《花木兰》能否不负众望，能否在尊重中华文化的内在逻辑、情感和艺术表达方式的基础上，产生更加打动人心的效果？观众拭目以待。

　　同时，随着世界一体化大趋势的加强，可以期待未来西方世界对中国故事会有更好的演绎，对中国文化会有更深层的理解和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