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文纸本古籍是古籍的一种特殊形态，专指宋元明清时期利用官府废弃的公文、档册、帐簿包括私人书启等纸背刷印或抄写的古籍。其具有正面为古籍内容，背面为官私文书、帐簿册籍等一手史料的双重价值，相对于一般古籍倍加珍贵。目前已掌握具体藏地的传世公文纸本古籍共计170种，其中已查阅抄录的共116种，通过分析这些古籍纸背文献，可见，古籍纸背文献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特点。

　　地方性

　　可查阅抄录的116种古籍纸背文献，按内容类型可分为公文类55种、册籍类40种、私人书启类4种、科举试卷6种、空白公文纸11种。由此可见，纸背文献中公文、册籍数量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私人书启则数量较少。55种纸背公文中，宋代6种，包括两宋之际西北边境军政文书、乾道与淳熙两朝平江府官员请假申状以及淳熙年间太平州和鄂州、嘉泰年间江南西路、嘉定年间浙江东路所属各州县辖酒税务、场库等收支钱米申状和部分州县禁历申文。元代3种，一是国家图书馆藏《魏书》，纸背为元浙江行省各路府州县呈江南浙西道肃政廉访司行政公文，内容涉及官吏选任、俸禄发放、孤老救济、人口点视、赋税征收、案牍照刷、律令词讼、物价时估等多个方面；二是分藏于上海图书馆和南京博物院的2种《论衡》残卷，纸背为元延祐年间某司为照刷卷宗事呈报浙东海右道肃政廉访司公文。明代46种，文书类型含诉状、申状、呈状、执结状、保结状、供状、领状、手书、揭帖、宪票等，内容涉及治安巡查、仓场管理、照刷文卷、囚役囚兵、税粮银钱、马政管理、官吏考核、节妇旌表、军丁勾补、军余屯田、驿站用度等诸多事项，呈文对象多为巡按监察御史。40种纸背册籍中，以赋役相关册籍为主，包含元湖州路户籍册和杭州路鱼鳞图册、田地税粮册，明代小黄册、赋役黄册、宗禄册，清代奏销册等，总计32种，另有明代军伍册籍5种、须知册2种、官员考语册1种。

　　纸背公文、册籍，从撰拟主体看，均为府州县地方行政机构或官员撰拟、攒造。其中，除诉状类撰拟主体为普通民众、呈送对象多为其所属管理机构主管官员外，其他公文撰拟主体则分为行政机构和官吏个人两类。其中，行政机构基本为府州县及其下辖酒税务、场库、驿站、递运所、经历司、巡检司等地方行政单位；官吏则基本为上述行政机构管理人员。总体来看，纸背公文除明代宪票外，基本属于上行文，未见下行文，大多为基层地方机构按照上级指令汇报相关事务办理情况或所管职责事务的申状呈文。纸背册籍文献，虽有赋役黄册、卫所旗军名录等，呈送对象为中央户部、兵部，但其攒造单位也均属地方州县或地方卫所。除公文、册籍外，纸背空白公文纸，其上所钤印章也均属地方州县印，纸背科举试卷也多为乡试试卷，故而地方性为纸背文献的一个突出特点。

　　众所周知，宋代文献以传世史籍为主，一直较为缺乏新文献资料的发现，地方行政档案极为稀缺。元代虽因黑水城文献的出土，新发现了一定数量的地方行政公文，但又限于亦集乃路这西北一隅，所体现出的行政制度并不具有普遍性。明代虽有内阁大库档案、辽东档案和徽州文书等大宗档案文献传世，但前二种主要是明代中央各部及地方省一级的衙署档案，后一种则主要是民间私人文契档案，之间缺少了州、县等地方行政机构这一环节的公文档案资料。因此，纸背文献的地方性特点，可极大弥补宋元明时期传世档案中地方基层行政公文档案不足的缺环，为研究地方治理及行政运转问题提供一大批宝贵的原始档案史料。

　　同质性

　　就已抄录的纸背文献而言，同一古籍的纸背公文文献虽存在呈报时间、撰拟机构、文书性质并不相同的情况，但绝大多数又存在呈报时间相对集中、呈送对象相同、涉及事项较为统一的现象。简言之，同一古籍的纸背公文，多为集中一段时期内，不同机构、部门关于同一类事项办理情况，呈报给同一部门或官员的申报、保结公文。同一古籍纸背册籍，也大多属于不同府州县、卫所攒造的同一性质册籍。因而，可以说古籍纸背文献具有极大的同质性。这种同质性，不仅存在于同一种古籍纸背，还存在几种不同古籍使用同一批公文或册籍印刷的现象。如，日本静嘉堂文库藏公文纸印本《汉书》，上海图书馆藏宋绍兴江南东路转运司公文纸印本《后汉书》、宋刻宋元递修公文纸印本《魏书》残卷，四川省图书馆藏宋刻元修明初公文纸印本《魏书》残卷等，其纸背为同一批明洪武初年处州府小黄册。又如，苏州大学藏明公文纸印本《寓意编》《国宝新编》与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公文纸印本《清溪暇笔》《七人联句诗记》《吴郡二科志》《瘗鹤铭考》，纸背为同一批明万历年间刷卷公文。此外，就目前所见，同一雕版古籍基本只有一部为公文纸本，尚未发现同一雕版古籍存在两部及以上公文纸本的现象。如，上海博物馆、国家图书馆、山东省图书馆均藏元至正顾逖刻明修公文纸印本《通鉴续编》残卷，纸背为同一批元杭州路鱼鳞图册，分藏三地残卷卷数无一相同，可确定其为同一部公文纸本分散流藏。又如，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苏州图书馆、南通图书馆均藏有明嘉靖胡宗宪刻公文纸印本《历代史纂左编》，南通、北京藏为残本，苏州、上海藏为全本，但为后补配，该书纸背带公文卷数四地所藏无一相同，也应为同一部公文纸本分散流藏。

　　纸背文献的同质性，对我们判定古籍版本、流散及纸背残损文献性质具有极大参考价值。首先，其可进一步提升古籍版本、流散判定的准确性。如，通过纸背文献，可以确定上述静嘉堂、上海图书馆与四川省图书馆藏《汉书》《后汉书》《魏书》，应均为宋绍兴江南东路转运司刻元补修明初印本。又如，2020年永乐拍卖“中国古代书画夜场”拍卖出三卷公文纸印本《王文公文集》，其纸背与上海博物馆藏龙舒本《王文公文集》纸背为同一批宋人书启，此三卷应为上海博物馆藏本流散者。其次，同质性可为纸背残损文献的性质判定提供确切依据。公文纸本古籍所用纸张，属于二次利用，大都会因原纸大小不适配雕版版式而进行裁切，导致原始文献中重要信息的缺失。出土文书中也存在此种情形，但其可依据同墓、同地出土文书的年代、性质，对残损文献信息进行判定。纸背文献同质性的确定，使我们可以借鉴出土文献整理方式，参考同书纸背文书，对残损文书的撰拟单位、书写年代、呈送对象、文献性质等关键信息进行推定，进而为研究提供准确依据。

　　错简性

　　废弃的公文、册籍被用来印刷古籍，往往为适应所印古籍版式大小，对原始公文、册籍纸张进行裁切，即原始1叶完整纸张，被裁切成2叶甚至多叶，所以纸背文献多为残叶，较少见有内容完整者。此外，因印刷关注重点为所印古籍页码顺序，裁切后的原始文献顺序基本不被关注，因此纸背文献还存在极严重的错简性。这种残损错简，为全面掌握文献内容，开展研究造成了较大困扰。因此，纸背文献整理中一项重要工作即是对其进行缀合复原。

　　纸背文献的缀合复原分两种情况。一是完整复原，多见于公文、书启类文献。因公文、书启，单件所用纸张有限，裁剪后被废弃不用部分较少，可以实现完整复原。复原需判断笔迹、墨色是否统一，内容是否衔接，文首撰拟机构、人员与文末官员押署是否一致，其中后二者是缀合复原是否正确的主要依据。二是部分复原，多见于册籍文献。因册籍本身一般所用纸张较多，被拆解裁切印刷古籍时，大多并不能保留原始册籍的全部纸张，会造成部分内容的缺损，故只可实现部分复原。册籍文献复原相对公文、书启复原更为复杂。目前所见用于印刷古籍的原始册籍，一般纸张较大，往往是现存古籍的2叶可缀合成原始册籍的1叶，故册籍复原需先进行单叶缀合，在单叶缀合的基础上，再依据册籍内容、前后数据等信息，对册籍单叶进行排序，实现册籍复原。如芝兰斋藏《分门集注杜工部诗》纸背保存有三种奏销册，其中之一为《乾隆七年起运六年分浙江省钱粮题销册》，现存古籍叶数143叶，其中5叶不可缀合，其余138叶可两两缀合为69叶原始册籍叶，经排序之后，可复原成原始册籍的三大部分。册籍文献虽只可实现部分复原，但基本可依据复原内容，分析出完整册籍的基本书式，展现出册籍基本结构和登载要素，为研究提供更多信息。可以说，因纸背文献大都残损错简，对其进行系统整理缀合复原，是开展深入研究的基本前提。另，宋元明清时期，除了明清两代有部分赋役册籍资料流传外，宋代和元代一直缺乏批量赋役册籍的发现，纸背册籍文献的缀合复原整理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个缺陷。

　　古籍纸背文献虽内容相对具体细碎，又多残缺错简，但经过系统整理、缀合复原，仍可展现基本原始面貌，凸显其作为地方行政运转、赋役征派、卫所管理等实用文献的独特史料价值，对其展开研究，必可推进学人对宋元明清时期相关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发现古籍纸背明代囚役文书整理与研究”主持人、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