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石窟刻经，是指不同时代被镌刻在中国地域上石窟内、外壁面上的佛教典籍。自北齐至隋唐，在中原、关中、巴蜀等古代中国核心地区陆续形成了规模可观的中国佛教石窟刻经，其实物遗存分布于响堂山、涉县中皇山、安阳灵泉寺、小南海、龙门、卫辉香泉寺、淳化金川湾、安岳卧佛院等八处石窟的29座经窟之中，保留有佛教典籍多达60余部，总字数共计约64万。这些文物古迹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文化和社会价值，对拓展中国石窟研究视野、丰富中国刻石门类、辨章中国佛教典籍源流、探索佛教中国化进程、明晰中国中古社会状况等科学研究来说，是不可多得的一手资料，拥有不可或缺的文献功用。其中，最能让人直观感受到的、对相关研究最基础的是，这些保留至今的众多佛经文献资料，对于中国佛教典籍的传播来讲具有重要的文本传承功用。
在中国文化典籍的传播历史过程中，由于记录文字之载体的质地脆弱性，总有自然或人为的破坏而导致大量典籍文本消失，令人为之扼腕长叹。故而，古人在面临典籍文本存远的艰厄命运时，总有“缣缃有坏，简策非久，金牒难求，皮纸易灭，更兼杀青有缺，韦编有绝”的感叹。这种感叹，由于佛教末法思想的影响和宗教实践的要求，最能在中国中古社会佛教徒的心中产生强烈共鸣，并最终刺激他们在质地更为坚固、保存更为安全的人工或天然石窟壁面上镌刻佛经，以确保佛法在汉地的永存，进而客观上促进了中国佛教石窟刻经的形成。从今日中国佛教石窟刻经的遗存状况来看，它确实一定程度上有效达到了“一托贞坚，永垂昭晰，且书未仙游，字无飞灭”的文本传承功用。具体来讲，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体会其重要的文本传承作用。
传承典籍文本样式
圣人先哲的思想言行垂范后世，需要有理想的典籍文本样式以有效发挥作用。这种理想的典籍文本样式，宋代郑樵在《通志二十略·图谱略》之“索象”篇中有详细阐发，其云：“河出图，天地有自然之象。洛出书，天地有自然之理。天地出此二物以示圣人，使百代宪章必本于此而不可偏废者也。图，经也。书，纬也。一经一纬，相错而成文。图，植物也。书，动物也。一动一植，相须而成变化。见书不见图，闻其声不见其形；见图不见书，见其人不闻其语。图至约也，书至博也，即图而求易，即书而求难。古之学者为学有要，置图於左，置书於右，索象於图，索理於书，故人亦易为学，学亦易为功。”此种内载“象、理”、 外现“图、书”的组合模式，今人所谓图文并茂，实即古人心中最理想的典籍文本样式。在现存的中国佛教石窟刻经中，镌刻的佛经以两种类型传世，一为仅有经文的刻经窟，一为刻经、造像并存的经像窟。这种集石窟刻经、石窟造像为一体的营造产物，实际上是古代汉地佛教徒在中国传统文化心理驱动下所形成的理想的佛教典籍文本样式。举例来说，如：安岳卧佛院中，3号龛窟中巨大的涅槃像或涅槃变像，配合46号、51号、59号、66号、83号等石窟壁面上镌刻的《大般涅槃经》；南响堂石窟中，双窟形制的第1、2窟中的三世佛和十方佛造像，配合第1窟中镌刻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北响堂石窟中，第3窟刻经窟中的释迦多宝对坐二佛，配合第3窟中的《无量义经》（法华三部经之一）；灵泉寺石窟中，大住圣窟窟门外迦毗罗神王和那罗延神王造像，配合窟内刻经《大方等大集经·月藏分》；小南海石窟中，中窟内的释迦、弥勒、阿弥陀三尊主佛及其他雕像，配合石窟窟门外壁刻经《华严经》和《大般涅槃经》。它们都是综合运用石窟造像和石窟刻经所形成的“图”“文”这两种外在表现形式去体现佛法的“象”和“理”，进而有机统一、方便有效地在石窟中显示了佛法智慧，以满足佛教徒宗教实践的需求，确实是中国佛教理想的典籍文本样式。
保存佛教典籍版本
仲尼有言，礼失而求诸野。中国佛教典籍在形成和传播的过程中，或因传抄时错讹脱误而豕亥鱼鲁，或因流传中禁绝不行而法味黯然，致使传承至今的佛教典藏时常有鱼目混珠、存亡绝续的遗憾。而遗存至今的中国佛教石窟刻经，其保留的佛教典籍涉及60余部佛经，内容方面大小乘兼并，字数上共计64万有余，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地解决上述缺憾。大致来说，中国佛教石窟刻经在佛教典籍版本学上的传承功用约略有三：
其一，中国佛教石窟刻经的镌刻年代上自北齐，下迄隋唐。当时营造石窟刻经的活动，使得北齐至隋唐时期一些佛典的版本样态，穿越时空而呈现在今天的观众面前。它包含有两个方面的细节，即镌刻的石窟刻经，一方面在传播前代所译佛典时保持了它们的历史适时样态，如各石窟中普遍镌刻的《法华经》《大般涅槃经》《华严经》《金刚经》等，就具备了其传播历史过程中被镌刻成石窟刻经时的节点性版本特征；另一方面，在传播当代新译佛典时最大程度地保持了它们的原真性样态，如龙门石窟莲花洞所刻《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其镌刻时间为如意元年（692），上距佛陀波利于永淳二年（683）译出此经的时间不过10年，完全可以将此处石窟刻经的版本视为该经的祖本。
其二，中国佛教石窟刻经当中，保存有一些珍稀的佛经版本，它们几乎都是中国佛教史上所谓的疑伪经，而这些疑伪经恰恰是研究佛教中国化的重要资料。在这些珍稀的石窟刻经版本中，一些佛经虽然有其他不同类型的版本传世，但它们的石窟刻经版本由于其时代性和地域性而形成的独有特征，丰富了这些佛经的版本多样性。如安岳卧佛院46窟所刻《佛性海藏智慧解脱破心相经》、59窟所刻《佛说报父母恩重经》《佛说禅法略出》等，属于这些佛经的特有异本；另有一些佛经比较稀见，专属中国佛教史上某些特别宗派的典籍，如金川湾石窟中所刻三阶教典籍《明诸经中对根浅深发菩提心法》《明诸大乘修多罗内世间两阶人发菩提心同异法》《大集月藏分经略抄出》和《七阶佛名经》，属于三阶教中这些典籍的稀见本；还有一些佛经，属于佛教文献记载里只见其名而不见其文的佚经，如安岳卧佛院46窟所刻《佛说修多罗般若波罗蜜经》，其名在唐代定宾律师《四分律疏饰宗义记》中有如下记载：“有一卷修多罗般若波罗蜜经，列八不净，然寻彼经，似是伪经，不可依之。”其内容也只在大正藏本《诸经要抄》中有少量节抄的经文。很明显，安岳卧佛院石窟中所镌刻的版本属于此经的海内外孤本。
其三，现有的中国佛教石窟刻经遗存中，有些刻经是对一部佛经的完整内容进行镌刻，有些却是对一部佛经内容的节录或纂辑。这种对一部佛经进行节录或纂辑的做法，虽然或因石材坚硬造成的经济限制，或因观颂供养、以备法灭等宗教实践的要求，但客观上却造成一些佛经在传播中出现了新版本或异本。关于由节录佛经而形成异本的情况在中国佛经石窟刻经中比较多见，如安岳卧佛院1号、2号石窟所刻《妙法莲华经》只有二十七品，而没有今大藏本所见的《见宝塔品第十一》。对于经由纂辑佛经而形成新版本的情况，目前所见仅有小南海中洞所刻《华严经偈赞》一例，它是将《大方广佛华严经》里属于不同经品中的韵文纂辑而成的一则完美而圆满的偈赞经文，完全可以单独流通，显然具有佛经新版本的性质。
丰富多样的中国汉字形态
现存的中国佛教石窟刻经字数约有64万之众，且分属于北齐至隋唐时期的不同时代，分布在中原、关中、巴蜀等古代中国核心地区的不同地域，因而其在镌刻字体和形体构造两方面天然地具有文字形态的丰富多样性：一方面，从文字的形体构造来看，中国佛教石窟刻经文字中包含有多种多样的异体字，仅以四川安岳卧佛院石窟刻经中唐代异体字为例，就可以大致分为混用、误用、增形、省形、改换、类化、位移、书法变化、整体改易和笔画异写等10种类型；另一方面，从文字的镌刻字体来说，中国佛教石窟刻经文字也体现了不同类型的书写字体，计有隶书、楷书、行书、八分书等四种。其中，北齐时期石窟刻经多用楷书和隶书，间有行书和八分书配合楷书使用的情形出现，这些字体混合使用的情况在北响堂石窟、涉县中皇山石窟等石窟刻经中得到明确的体现。唐代时期的石窟刻经字体，如安岳卧佛院石窟和淳化金川湾石窟中所见，俱为楷体。综合两方面情况，则中国佛教石窟刻经中的丰富汉字形态，对于汉字的形体构造演变和书写字体发展的研究是不可多得的化石性资料。
总之，中国佛经石窟刻经文献最直接可观的价值乃是体现在其对佛教典籍文本的传承功用上，正是由于它们的保存与传世，我们可以根据其内容与特征去深入进行人文社科领域中的相关研究，可以说，这是开展相关人文社科研究的最基础性资料。相信随着考古工作的发展和相关研究的深入，那些已知和未知的中国佛教石窟刻经文献，其于佛教典籍文本的传承功用一定会逐步明朗和更加清晰，进而对相关的科学研究贡献出应有的文献价值。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佛教石窟刻经研究 ”负责人、长治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