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如烟海的中华典籍是中华文明的历史结晶，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是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载体。中国文化“走出去”，典籍外译是关键一环。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十分重视典籍外译工作，取得了卓然成就。面对发展的需要，典籍外译仍任重道远。

　　外译内容日益多元化

　　中国典籍外译有千年历史。由中国学者独立外译中国典籍，是从1898年辜鸿铭英译《论语》开始。此前，中国典籍外译绝大多数由传教士和汉学家从事。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典籍外译领域涌现出一批优秀中外译者，如中国译者杨宪益、戴乃迭、许渊冲等，外国译者霍克思、葛瑞汉、宇文所安等。西藏民族大学外语学院教授赵长江表示，中国译者逐渐成为典籍英译的主力军，以传播中国文化为己任。外国译者则较多从比较哲学和比较文学角度进行英译，带有学术研究倾向。这种外译结构形成中国典籍英译的两翼，多视角传播了中国文化。

　　过去，我国典籍外译内容主要聚焦于四书五经、古典诗歌、古典小说等文学类和哲学类著作。现在，越来越多的译者对史学、科技、兵学及少数民族等方面的典籍外译产生兴趣。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李伟荣认为，典籍外译呈现的一个新特点，就是翻译材料逐渐多元化。像美国汉学家倪豪士主持的《史记》全译工程，新西兰汉学家彼得·哈里斯和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戴梅可分别出版的《孙子兵法》译本等，都显示出外译内容的多元化发展趋势。此外，这种多元化也体现在译者身上。比如，《易经》的译者不仅有哲学家，还有医学家、法学家等。

　　民族典籍英译越来越受重视。例如，国家社科基金近年来为一些民族典籍英译课题专门立项；全国少数民族典籍英译学术研讨会自2012年开始，每隔2年定期召开。经过多年发展，民族典籍英译独具特色，形成若干翻译群体。河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李正栓表示，目前，民族典籍英译群体主要有以南方民间文学典籍翻译为主的中南民族大学外语学院院长张立玉团队，聚焦云南民族典籍外译的云南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教授李昌银团队，以藏族格言诗外译为主的河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李正栓团队，以东北少数民族典籍外译为主的大连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原院长王维波团队等。

　　在典籍外译过程中，很多学者只关注向“外”译，却忽略了对源文本的深入了解。而典籍外译的关键恰是译者对所译典籍的理解和诠释度。李伟荣表示，国内从事典籍翻译的学者大多来自外语学院，他们有较强的语言技能，但有时欠缺对所译典籍的深入研究，这将影响外译的准确度，进而削弱国外学者对这些译作的接受度。赵长江认为，有些译者混淆翻译、传播、接受和影响的界限。翻译是语言的转换过程，依据的原则是“信”，产生的成果是译本。译本的传播、接受及其影响，与中国的国际地位、外国民众对中国文化的需求、读者的阅读趣味、中国与译入国的关系等密切相关。翻译不是创作，它传达的是典籍的声音，译者不能因“私”改变原作。

　　我国典籍外译虽然成就显著，但也存在文化典籍界定不明、对外译标准考察不足、对受众口味把握不准、对翻译工作认识不足等问题，这些因素都影响着中国典籍外译的质量。如何找准短板，对症施策，成为当前典籍外译工作亟待解决的问题。

　　提升译作的接受度和传播力

　　严复提出的“信、达、雅”原则，是对我国翻译界影响最大的翻译标准。“信”要求忠实于原文，要准确，不偏离，不遗漏，也不要随意增减；“达”指译文不拘泥原文形式，意思通顺明白；“雅”则是译文要选词得体，追求原文意境。

　　世人常叹中华典籍难译。只有弄清为什么译、为谁译、怎么译等根本问题，才能探寻出解决这个难题的方法。李正栓表示，我们首先要明确所译作品的受众，再根据受众进行翻译材料的选择，特别要关注所选材料与译入语国家文化的适配度，以及译入语语言的准确度。选择材料时，要加强典籍外译与国别区域研究的结合，针对不同国别区域，选择能激发对方交流兴趣的内容。还应注意向我国译介其他国家的优秀文化典籍，以形成交流态势。与此同时，在翻译过程中，要尊重原文和译语效果。可以适当调适译文，但不能无原则地对原文进行改动。此外，要有计划地与国外出版传播机构联合出版典籍作品，提升译作的接受度和传播力。

　　“在典籍翻译时，最为重要的是要坚持翻译的‘忠实’原则。”李伟荣告诉记者，在翻译过程中，我们不仅要“忠实”地进行语言转换，更要注重译本思想上的“忠实”。比如，《易经》的书名翻译，一般都是将其译为“Book of Changes”，或直接音译为“I Ching”或“Yijing”。前者只是将“易”的一个意义译出来，但是事实上“易”有三个意义，即不易、简易和变易；而后者则译犹未译。鉴于中西语言的差异，这时候最好采取权宜之策，可以约定俗成地将其译为“Book of Changes”，但是要加注释说明“易”尚有其他二义存在。如此，我国的优秀典籍才能真正成为世界文化的一部分，为世界文化发展贡献中国话语、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典籍翻译应传递中国文化，走出中国道路。赵长江提出，英国汉学家戴维·霍克思英译杜甫的诗《江南逢李龟年》，就是按汉语的逻辑顺序和词语架构，不加任何修饰或变动，直接译为英语，向读者传递出原汁原味的中国文化。另外，中国典籍译者即将面临“青黄不接”的状况，而外国译者一般较多关注的是中国当代文学，对中国典籍关注的还不够。为此，当下最重要的任务是培养中国典籍译者。我们可采取“侨居地翻译”方式，即选拔国学和英语基础好的大学生去国外留学，待学成回国后，进一步将其培养成专业典籍翻译人员和研究人员，以更好地推动典籍翻译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对外传播中华文化，让世界了解中华文化、读懂中国的需求显著增强。典籍外译不仅契合国家鼓励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与 “一带一路”倡议的时代精神，还是向世界传播中国理论、中国思想、中国声音的有效路径。中华典籍博大精深，在外译传播中只有不断健全专业翻译人才培养机制，构建市场化的对外出版机制，建设中华文化典籍外译精品体系，才能更好地与世界读者交流碰撞，促进人类文明不断融合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