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治理的时间参数及其调适策略
2022年06月22日 10:15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6月22日总第2432期 作者:韩志明 刘羽晞

  时空不仅是自然的和外生的变量,也是连续性的社会创造,是理解政治发展、历史变迁和社会生活的关键因素之一。社会秩序是在时空中建构起来的,时空是秩序的容器,也是建构秩序的工具。城市不仅是高度密集的社会空间,也是资源要素快速流动的空间。伴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尤其是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及其应用,城市的空间构成及其运行越来越复杂,城市的时间要素也不断调整和变化。时间是城市管理和运行的基本参数,是检验社会活动效率的重要指标,也是城市治理的重要工具,决定了城市治理是如何进行的,也影响着城市治理的效率和水平。

  设定城市活动尺度与实现时间资源再分配

  自古至今,在某种意义上设计和规定时间都构成了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比如古代国家通过修改年号来建构政治合法性,颁布历书/法来指导社会生产生活,建立邮驿系统以提高信息传递的效率,通过敲钟击鼓来安排城市居民的作息等。同样,通过设置时间来规定城市生活的尺度及其含义,也是现代城市治理的基本任务。

  我们知道,时间概念渗透在国家治理的各个层面。城市积极利用时间工具来规划和设计城市治理,各个城市制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具体诸如三年行动、五年规划、一小时城市圈和十五分钟生活圈等重大规划,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三年出形象、五年出功能、十年基本建成”等实施方案,都是以权威性的方式定义了未来的时间,对时间要素进行细致的拆分或分解,给时间打上特定的任务标签,根据时间表来安排和部署城市活动。对时间的各种定义和设置,比如安全生产事故有关部门逐级上报的时间“不得超过2小时”“行政审批不得超过5个工作日”“24小时完成流调报告”等,实质上是赋予时间以不同的价值和意义,也规定了社会活动的节点和节奏,特别是为协调不同的社会主体及其活动提供了简便的工具。

  很显然,时间就是财富,时间就是资源,围绕时间的斗争实质上也是利益和道德的较量,嵌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比如“8小时工作制”是劳动者长期血泪抗争的伟大成果。近年来,“996工作制”现象激发了社会公众的热烈讨论,其中所内含的正是围绕时间资源的斗争问题,即如何安排合理的工作时间,企业和员工谁能掌握决定权,如何避免对劳动力的过度剥夺等。实际上,由于时间是社会活动的内在参数,决定了行动者的资源消耗和社会收益,因此围绕时间的争论就成为利益冲突的重要途径。相应地,如何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进行时间资源的再分配,就构成了城市治理的应有之义。

  自然时间是均匀的,社会时间却是不均衡的,不同社会活动需要的时间量是不一样的,不同社会人群的时间效用是不一样的,因此需要发展差异化的时间治理方案。其中具体的议题包括:1.时间资源向谁倾斜,比如实施公交优先发展战略,提升公共交通系统的效率,优先满足人民群众的出行需求;2.时间资源配置给什么事,比如建立多元参与的协商议事平台,围绕人民群众关切的问题进行反复协商,把更多时间用在交流对话上,促进共识的形成;3.协调占时的冲突,比如实施机动车单双号限行措施,协调社会民众“抢时间”的冲突,打造“7×24不打烊”政务服务,以响应非工作日办事的需要。

  任何社会活动都要占用必要的时间,且都是可以通过时间刻度来进行标注的,因而也可以通过调整时间节点来实施干预和影响。比如限定业务办结的时间,打造“即时办结”和“限时办结”窗口,尤其是做到“随来随办”和“即办即走”,减少跑腿次数,缩短办事时间。因此,城市治理的改革和创新都包含了时间资源再分配的含义,也形成了时间资源再分配的社会效应。比如各地基于现代信息技术的“最多跑一次”“不见面审批”,减少社会民众办事的跑腿时间。既然时间是非常重要的资源,那么时间资源的分配必然会带来相应的损益效果,形成不同的收益分布格局。

  推动城市治理持续加速

  加速是近现代社会演进的基本趋势。在信息技术的发展及其应用下,城市的运行变得越来越快,也成为社会加速的重要引擎,推动了社会各个领域的加速,诸如快餐、快递、快闪和快手等,都体现和助长了“以快为王”的现代城市文化。由此,城市资源要素的流动更加频繁,交相互动更加紧密,时间的敏感性越来越强,社会活动的单位时间消耗更低、速度与节奏更快。城市治理加速的典型现象就是删减或压缩不必要的中间环节,减少各个流程或环节的时间损耗,比如政府“一站式”服务平台通过集中化作业,加快了公共服务流转的速度,减少了社会民众获得服务的时间,也改善了服务过程的体验感。

  城市与城市治理是相互适配的,城市的加速要求城市治理的加速,如果城市治理跟不上去,城市就将陷入混乱。超大规模的城市运行随时可能遭遇某些方面的风险,但如果缺乏快捷和灵敏的应急管理机制,就有可能导致更大的危机或灾难。因此,顺应城市运行加速的要求,城市治理也必须同步跟进,具体比如缩短管理和服务的链条,落实服务时限承诺制,加快在线办理的速度等。诸多城市治理的改革和创新,诸如“随时办”“马上就办”“接诉即办”以及“24小时不打烊服务”等,关键都是要快速做出响应,迅速解决社会问题。许多城市还建立“超时默许”制度,以保证审批时限,防止懈怠和拖延。

  需要指出的是,科学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是城市治理加速的重要工具,为加速提供了不可或缺的“风火轮”。首先,信息技术的应用降低了信息交易的成本,提高了信息传递的效率,促进了治理要素的流动,也有利于治理资源的优化配置。其次,信息技术可以记录城市运行及其细节,消除了城市治理的模糊地带,提高了城市治理的精准性,也能推动城市治理的加速。最后,信息技术具有强大的穿透力,可以突破多元社会主体之间的边界和壁垒,形成信息共建共享的局面,方便相互之间的协同合作。可以预期,新一代信息技术将继续推动城市的全面加速,对城市治理的时间策略产生更加深刻的影响。

  创造更多可支配时间

  时间从来都是稀缺资源。但正如鲁迅先生的名言,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你愿意挤,总还是有的。城市的时间是可以压缩或挤压的,也可以通过重新规划和设计,创造出更多的可支配时间或剩余时间,从而为城市发展提供更多的活性资源。其中典型的治理策略如推进产城融合发展战略,缩短通勤距离,节约通勤时间;建立历史文化纪念场所,促进城市的历史文化保护,打通城市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发展夜间经济和假日经济等,提供更多的休闲时间,满足民众个性化的生活需求。这些城市治理策略都意味着时间的节约,“挤出”了弥足珍贵的剩余时间,为社会活动的延展和深化提供了可能。

  作为时间的重要隐喻,剩余时间显示出时间的弹性和不规则性。既然时间是社会活动的基本尺度,那么各种改革和创新方案在设计社会活动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需要调整时间的阈值、标准和强度,形成社会活动与时间参数的新组合。其中主要包括两种路径,即或者是通过变革治理活动而创造剩余时间,比如“联合审查”将过去的“串联审批”变为“并联审批”,压缩了行政审批的时间消耗;或者是通过设定剩余时间而建构社会活动,比如许多领域通过设置“留白区”或“冷静期”,推动人们的审慎选择和理性行动。当然,剩余时间有些是虚拟的,提供了社会预期和想象;有些是真实的,解放了社会主体。

  在城市加速的普遍趋势过程中,速度俨然成了评估城市活动的唯一标准,带来了加速或速度的“专制”,把一切慢的东西都打倒在地。但就在“加速”的背景下,“减速”也构成了城市治理的重要选项。许多城市积极建设“慢行绿道”,目的就是要让人们“慢下来”,去建构更加理性从容的生活方式。而这无疑是现代城市人文精神的重要元素。一些平和而柔性的治理技术的应用,诸如意见征询会、居民议事厅以及多元协商对话平台等,看似投入了更多的时间,拉长了问题解决的时长,实则是寻求更理性、温和、包容和可接受的治理方案,促成更广泛的参与,引出更多维的意见,减少冲突与摩擦。

  总之,城市是高度复杂的社会系统,各种资源要素的互动构成快慢不一的频率和节奏。因此,如何安排好时间,通过对时间的“加减乘除”来促进城市要素的分化组合,调整城市治理的速度与节奏,实现城市运行和管理的优化,构成了城市治理的重要任务。通过对时间的定义、划分、调配和转换,城市治理既可以积极而灵活地追求更快的速度、更高的效率,也可以踩下城市加速的刹车踏板,使许多活动的速度降下来,塑造更加人性化的城市生活。正是通过对时间工具的精准掌控,城市治理呈现出更加多元而丰富的面孔,适应和满足多样化人群的需求,建构了高度开放和包容的生态,也孕育出张弛有度和动静皆宜的城市精神。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

责任编辑:陈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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