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12月，陕西省扶风县黄堆乡农民在村东南的下漩涡沟平整土地时发现一处窖藏，出土青铜鼎两件，随即报告并将出土器物送交扶风文管所。周原博物馆立即派人赶赴现场进行勘查清理，发现窖藏口开于耕土之下，并打破了西周晚期的一个灰坑。窖藏的正西方有方圆约200平方米的台地，曾暴露出几处石子铺设的散水、大量红烧土堆积、火烧地面等，为一处西周建筑基址。此次窖藏出土的两件青铜鼎，一件为师同鼎，另一件为弦纹鼎，出土时置于师同鼎腹内。

　　师同鼎通高35厘米，口径34厘米，腹深20.5厘米，重10.5千克。鼎为立耳，平口，深腹，圜底，蹄足，为西周晚期的标准器形。口沿下饰一周重环纹和凸弦纹，耳外侧两道凹弦纹。腹下三足有明显的分模线，当中铸阳纹双三角形。

　　鼎腹内壁有铭文7行54字，铭文大意为：师同从某大臣征伐鬼方，斩杀并俘获了一批敌人，得到车马5辆、大车20辆、羊100只等战利品，又将缴获敌人的铜豆、鼎、铺等用以铸成祭祀用的铜鼎，子子孙孙永宝用。

　　关于师同鼎的时代，扶风文管所依据同簋、永盂的铭文记载，判断师同鼎的时代应在西周中期偏晚阶段。李学勤则认为，同簋中所记之人非师同，师同鼎中的“师同”与永盂铭文中应为同一人，师同鼎应出现在夷王之时。王雷生则从五个方面研究了师同鼎的年代，认为师同鼎应是共宣时期器。

　　关于师同鼎最大的争议，来自对首句铭文的解读。一些学者提出，句首缺乏主语，起名突然，因此认为师同鼎可能是一套列鼎中的一件，有主语内容的鼎当在其他鼎中，但这些鼎还尚未发现。李学勤认为，鼎铭缺乏年月记载，和文例不合，估计可能有一半在同形的另一器上，甚至可能还有两器。王辉认为，铭文不起于年月，并非突然，列鼎有严格的定义，目前周墓中出土的鼎不管是否为列鼎，铭文皆相同，还未出现列鼎铭文内容前后衔接的情况；即使为列鼎，因师同鼎铭文基本已完整，虽有缺失，但也只缺较少的字数，若在另一鼎上还有铭文与其衔接，此非情理之事。李零认为，铭文分铸的情况虽有，但彝铭分铸衔接则极为罕见，加上战争规模不大，故下文不言册赏，由此考虑，师同鼎铭文是完整的。

　　师同鼎铭文对研究西周中晚期的历史、西周王朝同北方少数民族的关系等提供了重要资料。铭文记述师同在一次战事中俘获青铜战利品120件，有金胄、戎鼎、铺、剑，这些都是北方少数民族使用的常见青铜器。以往多认为，北方草原文化风格的青铜器多出现于战国时期，而师同鼎铭文证实，在西周时期的戎人生活中青铜器已相当普遍，戎人文化已较为先进。

　　师同为器主名，官职为师氏，掌管小学，负责教育王子和贵族子弟，同时“使其属帅四夷之隶”，即统帅周朝的一支武装。“师同”在1969 年蓝田出土的永盂上也曾出现过。永盂为西周中期的器物，在永盂铭文中，师同虽已任职，但地位较低，列于参与交付田地的人员之末。李学勤认为，师同任职历经懿王、孝王、夷王三个王室。

　　杨曙明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