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毕业的那几年，我多次遇见过陈占元先生，因为那时文学研究所先是设在北大，后迁至中关村，相距甚近，而我正式分配到了文学研究所，在《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编辑部供职。这本刊物有一个阵容强大的编委会，占元先生是这个熠熠生辉的团队中的一位，这足以使刚毕业的我对占元先生的学养和学术地位有了更清晰的认识。我遇到占元先生多是在燕园之内。
葆有对学术文化的新鲜感
随着中国社会科学院各研究所集中迁进城里，我就很少再遇见占元先生了，整个20世纪80年代大概只见过两三次，都是在学术活动的场所。记得他有一次见到我，没有讲几句话，就主动大谈起对法国新小说派的看法。据我的经验，当时一般老一辈学者对这种特别新潮、特别先锋的文学流派是不大注意、不大跟踪的，但占元先生对战后这个文学新时尚却所知甚多，很有见解。他这种对学术文化的新鲜感受着实使我很惊讶。再者，他对人对事的谦逊礼让的态度与精神依然如故。他有两件事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第一件事是，1980年代初，有一项国家级的大型文化工程，其中外国文学中的法国文学部分的编委会，由于种种原因，占元先生在编委会中只任副手，而以他的文化学术老资格和对法国文学的广博学识，以及虚怀若谷、能团结学界同仁的人格精神，他担任主编之职都绰绰有余，或者至少也应该并列为主编。第二件事是，在1987年，中国法国文学研究会改选，前辈学者均已上80岁，决定全部退休，只担任名誉职务，由50岁左右年龄段的学人接班。为了大体上不失衡，李健吾、罗大冈、闻家驷并列为名誉会长，陈占元为顾问。虽然这并没有达到绝对的平衡，但在当时已经是煞费苦心了。占元先生以他惯有的谦逊与宽厚对此表示了理解与支持，并且当着我的面，把新当选的会长、副会长称为“时贤”，这是我当时得到的第一份也是最有分量的祝贺。
关注时尚与思想的翻译界元老级人物
在外国文学翻译介绍领域，陈占元称得上是元老级的人物，至少是老资格的先行者。1934年，鲁迅与茅盾创办中国第一家文学翻译杂志《译文》，陈占元就是积极的参与者、重要的合作者，因此他与鲁迅曾经有过直接的接触。与《译文》合作的这个时期，陈占元的译作甚多，可谓丰收，他作为译家的“路数”有两个特点。一是他关注的并不是历史上的经典文学作品，而在那个时代，很多古典文学名著还不为中国读者所知，如果他当时译这些作品，他今天的“翻译家”名声一定大得多。他关注的是当代，他所译介的作家都是20世纪才登上法兰西文坛的世界性经典名家，如纪德、罗曼·罗兰、柏格森等，这种视角显然是“时尚”的，又是准确的、有见识的。二是他所感兴趣的多是文学中的思想材料。他译的几乎全是知性的文论与随笔，如纪德的《论歌德》、罗曼·罗兰的《向高尔基致敬》《论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等。这种重思想、重知性的特点，我想是与他在巴黎大学攻读了好几年哲学专业有关。
抗战时期以及整个1940年代，陈占元在中国文化领域里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足迹，做了一些有益的文化工作。他翻译了一些文学名篇名著，如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纪德的《妇女学校》、圣埃克絮佩里的《夜航》、莫洛亚的《英国人》、茨维格的《马来亚的狂人》等。他作为一个学者，兴趣仍未改变。充实而无言，资深而低调，这正是占元先生的君子风度。
醉心于法国文学翻译的研究型、学者型翻译家
也许和他低调谦逊的性格有关，占元先生在学术上一贯的作风是厚积薄发。据我所知，他在法国文学方面研读很广，见识颇丰，但他生前几乎从来没有发表过研究、评论文章。他遗作中有限的几篇，也说明他的确很少写这方面的文章。他将自己的业务活动基本局限在翻译领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继续在这方面扎扎实实地耕耘并收获了硕果。他仍保持了自己重知性、重思想材料的“路数”。1950年代初，他发掘并译出了巴尔扎克极为重要的文论《〈人间喜剧〉序言》，发表在《古典文艺理论译丛》上，此文乃巴尔扎克整个文学创作的纲领与思想原则，对于研究巴尔扎克与现实主义问题有极为重要的作用。这篇文论正是当时文艺界急需的一份“思想材料”，发表后也确实成为理论界人士经常引证的典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在1950年代译出的巴尔扎克的两部作品《高利贷者》和《农民》，在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中算是具有“思想材料”性质的作品。在中国，当时《巴尔扎克全集》的翻译工程尚未启动，能从《人间喜剧》近百部作品中挑出这两部来率先加以翻译介绍，这正表明陈占元先生选题选材的“慧眼”，说明了即使是选材，他也是以全面的研究为基础的。
作为翻译家，占元先生所作的特别贡献，是译出了狄德罗的画论画评。狄德罗是启蒙时代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他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具有完整的体系与令人赞赏的深度，他的文学成就，不仅有出色的哲理小说与戏剧作品，而且他的画评画论与戏剧理论更成为美学史上、文学理论批评上极为珍贵的瑰宝。时至今日，狄德罗的画论画评仍然是美学研究中的经典文献。占元先生克服了文论翻译的困难，将这份珍贵的典籍比较完整地引进中国，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只不过在该书出版的1980年代，正是我国理论批评界一些人士对时髦的欧美新潮派文论趋之若鹜的时期，狄德罗这一份典籍的光辉多少被时尚的云雾所遮掩。
陈占元在当代中国翻译领域里的地位与影响，早已被他的业绩所证实、所确认，他自己在晚年所写的《生平小传》一文中这样说：“我作过一些翻译，但我不是翻译家。称我为翻译家，只使我想到自己工作的粗糙拙劣，于心有愧。”陈先生如此谦虚的美德的确令人感动、令人钦佩。但对此，我不能不说，他的自谦过了头。虽然绝对十全十美的、毫无瑕疵的译品在世界上几乎是不存在的，翻译泰斗傅雷亦不例外，但陈占元的翻译绝不是“粗糙拙劣”的。就译事的最高境界“信、达、雅”而言，他的翻译至少在“信”与“达”上是高水平的、上乘的。他是一个研究型、学者型的翻译家。在翻译界中能达到此种境界的唯有少数出类拔萃的佼佼者而已，如李健吾之于莫里哀、福楼拜，卞之琳之于莎士比亚，冯至之于里尔克、歌德……
（本文摘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大家雅事”丛书之一《柳鸣九——法兰西文学的摆渡人》，有删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