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当今全球化进程正面临新的时代性转型，全球传播大格局变革中的中国国家传播战略建构，事关中国发展全局，深刻认知全球舆论场的客观变化规律，切实把握全球传播的有效性与时代性逻辑，有利于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总体发展战略，现实意义重大。近日，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和国家传播战略（SCS）协同创新中心共同主办的“第四届国家传播战略高峰论坛”，围绕“中国故事，中国声音，中国战略”这一主题，就“国家形象与国家传播能力建设”、“中国故事与国际话语权”、“中国声音与国际舆论”、“跨国企业与国际品牌战略”、“跨文化交流与国家传播战略”、“公共关系与国家软实力”等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和交流。本期特别策划摘选8篇研讨成果，以期进一步推动中国国家传播战略理论与实践研究。
“战略”一词古已有之，中国古代先贤对战略的论述可谓汗牛充栋，尤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军事著作，更是充满了人类战略谋划的智慧。“智略”、“谋略”是战略的核心要义，但相比而言，战略更强调“大势观”、“全局观”，是一种高屋建瓴的谋略。
在当今诸多西方国家的政治传播活动中，政治演讲、政治公关、政治包装和政治辩论，已经成为政治形象塑造、政治信息沟通和政治理念交流的重要途径，而大众媒体也紧紧追随这些营销手段，以政治广告、政治娱乐、政治选秀和政治舞台剧等频频打造政治传播领域的“媒介景观”。表面上看，政治信息的扩散和被接受与信息的选择—消费没有太多本质区别，但在西方国家中被资本逻辑左右的 “政治消费”却导致政治传播偏离了它的轨道。
国家形象传播的目标是塑造良好国家形象，追求的是软性评价。近年来，我们不断加大国家形象的传播投入，积极拓展各种媒体渠道尤其是新媒体传播的力度和强度。正如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使用舆论概念时所言，“在全世界一切民族中，决定人民爱憎取舍的绝不是天性而是舆论”。动态而鲜活的舆论，对于人们的好恶有着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当前，全球网络舆论场是最开放、最活跃、最敏感的舆论场域，是中国形象传播需要布局的重点。
“战略传播”发端于美国，“议题设置”来源于美国，无论从概念界定、理论探讨，还是实践应用，美国均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因此，探讨美国战略传播视角下的议题设置，可以使我们更加清晰地了解美国涉外舆论的形成过程及其影响因素，并为我国的对外传播提供某种借鉴参考。
2016年9月，20个重要国家（地区）领导人齐聚西湖出席G20杭州峰会，成为年度外交盛事。基于“G20首脑峰会”中的中国话题新闻报道，选取中国对外传播重要的传播媒介《中国日报》（China Daily）和欧美著名政经大报《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中文版“FT中文网”为研究样本，共获得526条新闻。通过具体数据分析，有利于从深层传播学角度和国际关系视野去分析中外传播间差异性存在的原因，并通过分析差异化传播的现实，探讨在“主体建构”过程中“形象互塑”的重要性。
跨文化传播一直致力于文化之间差异性的研究，这一“偏向”对消除不同国家、地区和民族之间误会和冲突的成效有限。从现实情况来看，跨文化传播应转变研究视角，从差异性转向相似性的研究，通过跨文化对话，寻求不同文化之间相近的或共通的基本价值观，并以此为基础应对全球化社会人类需共同面对和解决的各种问题。
随着我国科技实力的快速提升，对于科技信息、科学知识的传播提出了新的要求。但由于各种外在因素的制约和自身媒体传播力度的欠缺，我国科学传播的话语权在国际上缺乏影响力。一定程度上看，科学技术的进步并不等同于科学技术传播话语的进步，掌握科学技术话语权也并不等于掌握科学技术传播话语权。在现实性上，如果一个国家拥有强大的科学技术国际话语权却不掌握科学技术传播的话语权，对于这个国家的科学技术未来的发展以及创造能力将起到阻碍作用。由此可知，在科技强国的道路上，拥有与之相匹配的科技传播话语权，是我们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要问题。从现阶段的研究出发，深入讨论科学传播能力的表征、科学传播存在问题，对于进一步推动科学传播国际影响力具有直接意义。
在民族复兴的伟大历史征程中，同长期占据全球话语权主导地位的西方话语进行话语权争夺，势必要求我国加快全球话语能力建设和全球话语地位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