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鉴学派是20世纪30年代萌芽、40年代逐步形成的一个法国史学流派。作为20世纪法国乃至国际历史学界最为重要的史学研究阵地之一，年鉴学派长期影响着史学研究发展的趋势和潮流。

　　迷思中的年鉴学派

　　20世纪中期，法国年鉴学派的发展有效平抑了19世纪德国兰克学派所主导的以政治史研究为核心的史学研究范式。然而到20世纪晚期，曾经激发和推动年鉴学派产生与发展的诸多因素似乎都在减退，战后兴起的社会史与文化史领域的新潮流逐渐侵蚀了年鉴学派的传统阵地。年鉴学派几代学人之间研究主题和研究范式的分散也模糊了年鉴学派自身的边界。这导致年鉴学派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猛然发现自己陷入与20世纪初德国政治史学所处的相似境地。在这一时期，曾在漫长的20世纪为国际史坛带来疾风骤雨般革新浪潮的年鉴学派开始“化整为零”，逐渐演变为一场“年鉴运动”。换言之，作为学术潮流的年鉴学派似乎在消退，但其影响却无形地渗透到了法国的现实社会与文化生活中。

　　造成20世纪末年鉴运动上述局面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是总体而言，不妨从学派自身内部的演化、国际环境和学术环境的外部变化几个方面来探讨。

　　首先，随着史学研究队伍的急剧扩大及代际差异的凸显，年鉴学派学人的学术旨趣和研究范围要比前几代学人宽泛得多，也更加多元化。今日仍活跃在年鉴运动前沿的第四代史学家，大多出生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包括罗杰·夏蒂埃（Roger Chartier）、阿兰·布罗（Alain Boureau）、阿勒特·法杰（Arlette Farge）、塞尔日·格律津斯基（Serge Gruzinski）、热拉尔·努瓦里埃尔（Gérard Noiriel）、让-克洛德·施密特（Jean-Claude Schmitt）和乔治·维加埃罗（Georges Vigarello）等当代法国史学界的重要旗手。不过，无论从论述主题的时间跨度、关注对象还是具体范式而言，他们的著作都不再显得那么整齐划一，甚至有些学者是否属于年鉴学派都变得很模糊。这样一种局面，使年鉴运动变为相对中性的、仅仅以一系列研究机构或者网络体系为载体的史学“综合体”，而不再是传统意义上论战属性明显且学术认同与边界意识强烈的学派。

　　其次，从外部环境而言，国际局势的巨变和社会氛围的变化同样对其带来了深远影响。学术的发展不仅仅按照其自身的演变逻辑展开，也极大地受制于外部政治、社会环境的变迁。1989年柏林墙倒塌引发的东欧剧变及随后的苏联解体，不仅开启了冷战终结的进程，直接形塑了我们今日的生活世界，也不可避免地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年鉴派学人的研究主题与范式。也是在1989年，法国迎来了大革命两百周年纪念日。作为人类现代史上最重大的政治变革之一，法国大革命再次占据了法国史学界研究乃至法国人历史想象的中心。它重新点燃了学术界对政治史研究的兴趣，而这可以说是对年鉴学派相对轻视政治史的总体倾向的一种反击，进而促使年鉴学派学人重新审视政治史和历史叙事的复兴等议题。实际上，无论是创始人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还是作为第二代领袖的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都从不掩饰自己对政治史的兴趣，只不过在战后年鉴学派的高歌猛进中，政治史作为“表层的浪花”在“长时段”的反衬之下显得有些无足轻重了。

　　最后，学术环境尤其是历史学及相关学科的分化整合、新的交叉学科的诞生，也使得年鉴学派的传统阵地不断失守。如前所述，历史叙事的复兴从宽泛的意义上而言，肇始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以英国史学家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叙事史的复兴：关于新的传统史学的反思》一书为主要代表。此后，人们以往所熟悉的以叙事为特征的史学著作重新回归公众视野，并且在90年代的国民阅读空间中蔚然成风。除了来自英吉利海峡对岸的挑战，还有来自大西洋彼岸的美国的另一股竞争力量。20世纪70年代以来，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或研究方法，历史社会学在西方兴起。虽然它更多地强调方法论意义上的革新，但是仍然对历史学和社会学研究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由于社会学的交互影响与社会学家的广泛参与，年鉴运动也开始由以前的“自下而上的历史”转向“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的路径。尤其是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 Jr.）、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等人对政体、国家及社会革命、大众动员与政治参与等领域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修正了年鉴学派只注重长时段而忽视政治事件的偏颇。随着英国与美国史学界革新运动的兴起，法国在这一进程中似乎居于劣势，20世纪最后的二十年见证了法国在知识观念领域执牛耳地位的丧失，也促成了年鉴运动第四代学人的诸多新转向。

　　年鉴运动再出发

　　二战结束以来日益兴盛的社会史研究在年鉴运动第四代学人中催发了不少新的学术进展。如贝尔纳·勒佩蒂（Bernard Lepetit）对18世纪至19世纪中叶法国城市化进程的研究，区别于一些单个城市社会史的著作，是对工业革命前法国城市体系与交通网络的整体研究。这种嬗变不仅是年鉴学派内部历代学人对同一研究主题的不断深化，而且开始将法国城市作为更大体系的组成部分来看待。如果将勒佩蒂的研究放在上述国际学术环境中看，其学术意义就更值得玩味了。在微观史研究领域，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的《蒙塔尤》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缺乏追随者。但20世纪80年代以后微观史的研究逐渐增多，无论是阿兰·科班（Alain Corbin）的《食人族村落》还是居伊·布瓦（Guy Bois）的《1000年的转型——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卢尔南村》，都凭借大量丰富的原始材料，对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对象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不过，此类研究高度依赖偶然留存下来的史料，因此在研究主题的范围上大为受限。

　　与微观史相比，身体史则是相对新颖的领域，受让-皮埃尔·彼得（Jean-Pierre Peter）、雅克·雷维尔（Jacques Revel）和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等学者的启发，乔治·维加埃罗成为身体史领域的主要领军人物。2005年，由维加埃罗和阿兰·科班、让-雅克·库尔蒂纳（Jean-Jacques Courtine）合作的《身体的历史》出版，推动了这一新兴研究领域的蓬勃发展。该书也很快被翻译为中文引入我国学术界，从而将年鉴运动的最新成果介绍给了华语世界的读者。

　　记忆史研究则成为年鉴运动新变化中最为显著的特征，也是其“介入”和影响法国国民历史教育的主要着力点，尤其是考虑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记忆史研究在法国国民历史教育和民族情感培育方面扮演了关键角色。早期的年鉴学派也曾涉猎该主题，例如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和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都曾强调历史研究中集体记忆的重要性；第三代学人中的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与菲利普·茹塔尔（Philippe Joutard）也论述过相关主题。但是真正的集大成者还要等待多年才出现。在1984—1992年间，由第三代年鉴学派领袖人物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主编、多位法国历史学家合作的鸿篇巨制《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七卷本先后问世。这部长达5000多页的文集，汇总了法国集体记忆史的研究成果。全书以诺拉所提出的“记忆之场”（les Lieux de Mémoire）这一概念为核心，通过对记忆场所的研究，探寻残存的民族记忆，以期找回法兰西群体、民族和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自该著作出版以来，反响强烈，被译成多国文字，而“记忆之场”这一概念也迅速流行。该书的纲领性文章《历史与记忆之间：场所问题》阐述了全书主旨，正文则涉及法国国庆日、《马赛曲》、埃菲尔铁塔、环法自行车赛、圣女贞德、法兰西共和国格言“自由·平等·博爱”、拉维斯的《法国史》和小说家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等对于形成并强化法国民族意识产生重要影响的历史主题。

　　纵观世纪之交的年鉴运动，虽然曾遭遇学科内外和国内国际多重维度的挑战与震荡，也曾面临自身边界模糊、自我认同丧失和发展愿景迷惘的“至暗时刻”，但是作为20世纪国际史学界最重要的学术革新之一，年鉴运动给现代人类文明史留下异彩纷呈的文化成果，展现了学术与智识活动的多重可能性。同时，年鉴学派也敢于接受挑战、勇于自我革新，从而以崭新且可持续发展的面貌进入21世纪，为新时代国际史学界增添了新的动力，为我们深入透彻地了解世界提供了重要参照系。

　　（作者单位：江苏第二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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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鉴学派（Annales School），得名于法国历史学家吕西安·费弗尔、马克·布洛赫于1929年创办的学术期刊《经济与社会史年鉴》（Annales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该期刊后经多次更名，最终于1994年定名为《历史与社会科学年鉴》（Annales. Histoire, Sciences Sociales）。

　　年鉴学派兴起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当时史学主流实证史学的方法论受到质疑与挑战，其领域限于政治、军事和外交史，过于狭窄。一战之后，法国收回阿尔萨斯—洛林地区，重点建设当地的斯特拉斯堡大学。当时的斯特拉斯堡大学游离于实证史学传统的学术体制以外，有空间让新史学成长。进入斯特拉斯堡大学任教的布洛赫和费弗尔对传统史学的反思逐渐成熟，他们经常与地理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交流讨论，开展多学科合作。1928年布洛赫提出创办一份相关杂志，翌年1月15日，《经济与社会史年鉴》正式问世。学刊一反传统史学只重视政治、军事、外交和大人物的倾向，转而着重经济史和社会史研究，并提出要打破史学研究的专业局限和学术局限。《经济与社会史年鉴》是史学期刊，却具有鲜明的跨学科色彩，其编委会中除了有历史学家，还有地理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具备了跨学科研究的阵容和力量。该学刊迅速成为新史学的代表，使新史学拥有了自己的阵地。持相同主张的几代历史学家围绕该期刊开辟了不同以往的史学道路，虽然存在代际差异，但在方法上有许多比较明显的共同之处，被史学界称为“年鉴学派”。1929年《经济与社会史年鉴》的创刊标志着年鉴学派成立，布洛赫和费弗尔则被视作年鉴学派的创始人。这一史学流派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一贯以现实问题为研究导向，这种“接地气”的特质是其成功的重要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