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现当代生态问题是资本增殖逻辑主导的历史性生成物。生态建设面临的政治伦理困境，决定了其必须被置于全球视角进行审视和应对，生态文明成为全球政治伦理秩序变革的应有之义。全球生态文明的实现，需要促使生态文明成为民族国家的政治伦理内涵并实现全球生态治理的实践协同。

　　生态治理面临全球政治伦理困境

　　在资本主义全球市场体系中，资本的生成与发展，依赖、影响和形塑着现代国家的社会治理理念和治理体系。资本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利益一致性，导致生态治理面临国家政治伦理困境。同时，资本增殖逻辑的不断演化，必然突破国家的政治伦理限制而走向全球化，引发生态治理的全球责任伦理失序。

　　现代社会，全球形成了以国家为主体和主导的，基于自由市场竞争准则的、同质化的都市体系，亦即资本主导的全球生产、分工与消费体系，由此导致生态问题的趋同性与全球化。面对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生态治理机制屈从于资本增殖逻辑——在西方式发展伦理视域下，西方国家试图通过鼓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与设备更新，提升能源与资源利用效率，加快产业结构升级与转移等手段解决生态问题，但发展伦理内涵的资本至上逻辑，意味着虽然能够缓解但始终无法根除生态危机。

　　资本的全球扩张，在一定意义上导致生态问题的空间转移，及全球生态治理的失序。随着西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资本日益面临本国内部的生态批判和生态治理压力。由科技革命引发的产业结构变革为缓解这种压力提供了重要手段。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发展与产业代差，进一步为其提供了历史契机。在资本全球扩张过程中，西方国家逐渐走向去工业化，聚焦于对高附加值、高利润率的新技术及第三产业的垄断。而大量落后或重污染的生产环节则借助全球产业结构和分工体系调整，转移至众多发展中国家。由此引发的生态问题空间转移，被掩盖于众多非西方国家追逐快速的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形成了间接的生态殖民主义，引发了各国在全球生态治理方面的重大分歧，即全球生态治理的责任伦理问题。

　　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而言，产业结构的升级变革在一定意义上改变了其本土生态破坏的历史进程，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生态修复，形成国内生态治理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之间的“良性”循环。借助全球霸权及在全球分工体系的优势地位，西方发达国家在全球生态治理中占据话语优势，塑造了西方式现代化道路是一种生态环保型发展模式的假象。而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处于时空压缩式进程之中，曾经在历时态中逐渐显现的生态问题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加速而以共时态的特征成为人类亟待解决的问题，面临经济发展与生态治理的同步压力。问题的关键在于，众多发展中国家以生态为代价进行的生产活动只是全球分工体系的一个环节，形成了生态问题大多发生于发展中国家内部，但最大获益者却是跨国资本及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态利用格局。由于缺少生态治理的全球性权威机构，跨国资本在大多数时候能够逃避或有意规避国家内部的生态责任，甚至受到西方发达国家的霸权式维护，生态治理面临历时态的历史遗留问题与共时态的全球治理困境。

　　推动全球政治伦理变革

　　国家是国内政治伦理及全球政治伦理的塑造者，也是现当代全球生态危机的治理主体。全球生态问题的解决，一方面需要推动国家内部的治理体系变革，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国家政治伦理，另一方面需要推动全球政治伦理的制度变革，增强国家之间生态治理的实践协同。

　　第一，国家自觉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变革，祛除资本至上逻辑的消极影响，塑造新型国家政治伦理。客观而言，资本增殖逻辑在一定意义上带来物质资料的爆炸式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快速进步，为人类以往时代普遍面临的、以物质资料不足为核心的生存危机提供了解决之道，并会继续在今后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发挥积极性作用。但人们必须正视和解决资本引发的，以生态问题为代表的人的新生存危机和发展危机。在新型发展伦理的引导下，经济上约束资本的无限扩张，促使资本承担起应有的生态责任，在实践上摒弃“先污染、后治理”的生态与经济发展的路径，探索新型工业化、城市化道路，建立良性的经济发展格局，实现经济社会与生态建设协调发展。新型国家政治伦理的塑造，本质上是要促使生态文明建设成为一个国家长期、持续的发展战略，在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上引导人们树立科学、健康的生活观与共享、协调的生态观，并运用法律、法规等有效引导和规范人的日常生活和生产行为。

　　第二，推进全球政治伦理的制度变革，增强国家之间生态治理的实践协同。一方面，缩小全球发展差距，增添并践行共享等全球政治伦理新内涵。在现代社会，人们在“共同但有区别”原则下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全球生态治理合作。但全球生态治理困境根源于全球分工体系不平等及其引发的全球发展不平衡问题。因此，必须推动全球发展机遇与成果的共享，即促使全球分工和产业结构体系更加合理，每一个国家都有平等参与全球分工，并依托自身的比较优势或发展特色获得全球发展成果的权利，实现全球共同发展和繁荣，为生态治理奠定良好的物质基础。同时，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全球生命共同体理念，摒弃狭隘的本国利益至上主义，积极共享各国经济发展和生态治理的经验，增强生态治理的预防功能。另一方面，消除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及国际制度变革，促使不同国家之间生态责任的分配更加合理。全球生态治理合作中遭遇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责任分配问题。因此，推进全球政治制度变革，维系全球安全、和平与合作，促进以国家为代表的全球治理主体之间的平等关系，是全球生态治理的必要前提。变革全球治理体系，意味着必须充分尊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治、生态等方面的主权，包容性地对待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之间的矛盾性困境，汲取和总结发展中国家的生态治理经验与教训，发挥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生态治理与合作中的建设性作用，促使全球政治伦理秩序取得更广泛的生态治理认同，最终推动各国更加自觉地规范自身的经济发展及生态治理实践。

　　生态危机是当代人类面临的共同、复杂和综合的挑战。生态文明的实现，不仅是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重塑，而且要求人们必须渐进性地变革物质生产方式和全球交往关系体系，摆脱对资本的过度依赖，是一个长期、持续的历史进程。这意味着必须发挥国家的治理主体作用，在国内推动国家政治伦理变革，塑造生态治理的全球共识，同时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全球政治伦理变革，实现地区生态治理和全球生态治理的协同与互动。

　　（本文系重庆市社科规划重点项目“‘一带一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研究”（2017ZDZT28）、重庆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项目“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全球政治伦理变革之间的关系研究”（2021CDJSKJC25）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重庆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重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