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在维新派学术群体的提倡下，心力论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在当时的中国大为盛行。维新派总结戊戌变法的失败经验，认为失败的主因在于国民素质低下。维新派从其秉持的唯心主义哲学立场出发，认定人的精神是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决定性力量。故而针对国民性问题，维新派提出了心力论这一思想武器，目的在于通过提升国民素质，改善整体国民性，最终达到对社会物质条件与政治制度的变革。在心力论的传播过程中，梁启超作为维新派的主要理论家贡献甚著，他关于心力论的思想论述亦是维新派讨论这一议题的突出代表。

　　心力论思想在近代中国的盛行，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从历史背景来看，清政府近三百年的高压统治与思想管控，造成了中国思想界的时代断层。清代学术整体上以训诂、考据为中心，学者普遍沉迷于对古典文献的解析与辨伪之中。虽然不能否认这种典籍整理工作的学术价值，但若整个学界均以博古自矜，完全忽视思想的创新以及自我意见的表达，那么不得不说这是一种老旧文明的垂暮之态。中国思想界的这种沉寂，亟待一种新的思潮加以冲击、矫正。从当时中国的时代背景来看，中国逐渐融入世界体系，文化交流日益频繁，西方思想不断涌入，中国传统受到了巨大冲击。面对中西文化交流这一新的时代主题，中国思想界也亟须对此作出回应。正是由于历史与时代这两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心力论顺应需求而出现，对中国思想革新与中西文化会通这两大问题作出了回答。

　　从理论渊源来看，梁启超的心力论思想既有对中国传统中儒家心性论与佛教唯识论的借鉴，又受到西方近代唯心主义哲学的极大影响；既是一种对中国传统思想的革新，也是一种将西方思想本土化的尝试。对于儒家学术，梁启超以孔子、孟子及王阳明一脉的心学为宗，将孔子的“知命尽性”、孟子的“存心养气”、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等观点融入自身心力论思想中，确立了其道德本位的理论立场。对于佛家思想，梁启超吸收了“万法唯识”的观点，以意识作为世界本源，确立了其唯心主义的宇宙本体论。关于西方近代哲学，梁启超认真学习了康德哲学关于人类认识能力的相关讨论，由此确立了心在认识活动中的主导地位。通过对多方思想资源的广泛采撷，梁启超形成了既具有中国特色又带有时代特征的心力论思想体系。

　　梁启超的心力论涉及多个理论层面，但其中最为基础和重要的是心力论在哲学上的构建。在中国学术传统中，“心”最初指思维器官，后逐渐被引申指称人类精神；力则是指人类身躯对外部的作用，表现为对物体状态的改变。梁启超将心与力合用而成为一个新概念，以心来强调精神的根本地位，而以力凸显精神对外在世界的能动作用。梁启超以这种方式，将心力论与以虚静为重点的传统唯心主义哲学区别开来，形成了一种强调动态和变易的哲学观。在形而上学层面，梁启超多方论证了心力的本体地位。在宇宙论上，心力具有双重含义，它既指最终本体，又体现了本体衍化生发世界的作用，将体用二者结合，就构成了宇宙论上的心力本体。在认识论上，梁启超分析了人类依靠自身心力认识世界的过程，指出心力在赋予人类认识能力的同时，又为人类设定了认识对象，将人类的整个认识过程依托于心力之上，确定了认识论中心力的本体地位。在道德领域，梁启超认为价值判断标准内在于人心，人类通过自由意志决定自身的道德行为，贯彻自身的价值判断，以此确认心力的道德本体地位。综合以上三个方面，梁启超将心力视作人类生命与宇宙万有的本质属性与最初起源，确立了心力对于整个宇宙与人生的形而上本体地位。

　　形而上的心力本体论为梁启超的精神决定论提供了哲学基础，而在形而下的角度，他对于心力这一精神本体如何具体地在人类生活中发挥作用也作出了精到的论述。人类心理是心力的最直接显现，亦是心力作用于经验世界的主要方式。梁启超吸收了西方现代心理学的观点，将人类心理分为理智、情感与意志三种能力。理智是人类直观认识世界以及通过逻辑思维获取经验知识的能力，是人类应对外在世界的基本工具。情感是人类心理中的一种非理性因素，难以总结其规律，却又对人类的行为具有极大影响。梁启超将情感的最高作用称作烟士披里纯（Inspiration），也就是灵感。灵感产生于人类情感最高涨时，对于人的行动具有决定性的推动力量。意志则兼具理智与情感的因素，能够为人类指定行动的目标，帮助人类控制自身力量，保证具体行动的贯彻实施，意志的关键就在于使人能够自由掌控自我的行动。人类依靠这三种心理能力，将心力贯彻于现实活动中，使其从精神力量转变为物质力量，这一过程也就构成了人类的实践。心力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居于主导地位。作为认识本体的心力，给予了人类获取经验知识的能力，同时也决定了人类利用知识反作用于经验世界的方式。作为道德本体的心力，为主体设定了自身行为准则，又给予了人类遵守这种准则的力量。反过来讲，人类的实践活动又是心力显示其作用的必备条件，若无人类的实践，心力也会失去其意义。

　　心力论的提出源自维新派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因此其最终也必须回到解决社会问题这一目的上来。梁启超以心力论哲学为基础，阐述了他对中国社会中文化问题与政治问题的看法。对于文化建设，梁启超批判了传统空疏、玄虚的学风，强调实验方法与实用价值的重要性。他认为科学精神是文化中的必备因素，必须将其融入中国的新文化中。虽然这些文化革新主张大多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但是梁启超却坚持中国文化本位的立场，强调中国文化所独具的人文精神具有跨越时代的永恒价值。对于政治建设，梁启超认为应当启发国民对政治的认识，明确群己关系，树立国家意识，逐步增强国民对现代政治理念的认同，最终形成全社会的政治共识，建设一种现代民主政体。可以看出，梁启超针对具体社会问题给出的解决方案，均是以提升国民认知、增强国民精神为方法，他坚信人的精神是推动现实变革的决定性力量，凸显了一种唯意志论的倾向。

　　梁启超的心力论作为维新派的代表思想，显示了传统知识分子面向现实与现代的学术转向。心力论虽然未能长期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一个主潮，但是它的传播促进了中国社会对西方文化的接受，影响了一批新派学者的成长，推动了中国文化的转型，对中国社会的现代变革产生了深远影响。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近代哲学家对中国学术思想的脉络梳理与当代启示”（21&ZD053）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