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守实（1893—1974），字准佩，号哭芸，别名漱石，江苏武进人，历史学家，在明清史、中国土地关系史、中国农民战争史、中国史学史等领域取得了卓越成就。
陈守实早年就读于江苏常州府中学堂，其间因家庭贫困辍学后，跟随屠寄专研历史。1925年，考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师从梁启超。1927年毕业后，先后任教于南开大学、大夏大学、中山大学、安徽大学、广州勷勤大学（文理学院）、暨南大学、之江大学等。1949年，经周予同介绍，进入复旦大学历史系任教，担任复旦大学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兼任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及所属历史学会理事、《学术月刊》编委等职。
陈守实治学涉猎甚广，在大学任教期间，曾开设“史学概论”“经学史”“学术文选”“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代史”“学术思想史”“史学概论”“历史哲学”“史论研究”“中国通史”“马列思想名著选读”“联共党史”等课程。其中，“中国古代土地关系史”“中国土地制度史”是新中国成立后较早在全国高校中开设的。20世纪30年代前后，陈守实开始钻研《资本论》等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从此终生服膺马克思的社会历史方法。新中国成立后，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中国土地关系史、农民战争史、资本主义萌芽等具体的历史问题，持论独特，令人耳目一新。
陈守实著述颇丰，发表学术论文《明史稿考证》《明史考证抉微》《明清之际史料》《清初奴患》《漫谈逻辑》《历史的循环形态》《中国封建社会发展法则中之寄生层》《考证学的新趋势》《文献学的新解蔽》《格义比附与中庸主义的解析》《中国农民战争的组织形态》《曹操与天师道》《谈“永禁机匠叫歇碑记”》《一条鞭法施行后的丁徭问题》《论曹魏屯田》等40多篇，著有《中国古代土地关系史稿 中国土地制度史》。
陈守实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长期从事历史教学与研究工作，在明清史、土地关系史、农民战争史、中国史学史等领域取得了卓越成就，并在上海同辈历史学家中因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精深独到的研究而著称，被誉为上海十大史学家之一。
与马克思主义结缘
1893年，陈守实出生于江苏武进的一个普通家庭，祖父名翼新，是常州府学秀才；父亲是村中的私塾教师，封建宗法观念浓厚。陈守实从小接触古书，幼时在“父亲的私塾里读书，读的是四书五经”，受过良好的儒家教育，在“旧学”上下过一番功夫。
17岁时，陈守实考入常州府中学堂，但因家中贫困无法支持学费而中途辍学，之后跟随屠寄专研历史。屠寄是晚清进士，长于史地之学，尤专于蒙古史，著有《蒙兀儿史记》。陈守实认为，屠寄虽然比较喜欢吸收新东西，但限于历史条件，“他所谓新东西，只不过是资产阶级所崇尚的历史考证之学。我受他的指导，依然是旧的一套。应该看些什么书，由他指定，有问题，请求他指示”。可见，初入史坛的陈守实学习的还是老一辈倡导的旧方法，将研究重点放在具体的史实考证上，技术性较强、思辨性稍差。1925年，凭借跟随屠寄学习积累的论文与读书札记，陈守实考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师从梁启超，专攻明史。1927年，他发表了第一篇翻案性的学术文章《明史稿考证》，此后又撰写了多篇以考订明清基本史事为中心的文章，奠定了其在明史研究中的地位。
20世纪20年代末，目睹国事衰微，在早期革命志士与进步人士的影响下，陈守实开始关注中国的政治演变、社会局势与农村问题。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的政治环境愈发恶劣。1927年4月李大钊被军阀杀害、同年6月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1929年梁启超病逝等，在陈守实心中造成了极大的震动。他开始与进步同学在社会科学方面追求探索，但因新书报不易获得，常常感到落后于形势而“苦闷”。从清华毕业后，陈守实前往天津南开大学任教，这是他在思想上接受社会科学理论的启蒙期。五卅运动后，南开师生开展了一系列反帝爱国运动，校中进步力量不断壮大。而且，南开以“痛矫时弊，育才救国”为宗旨，有着良好的教学风气。在这种旨趣下，学校并未推行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另外，南开图书馆藏有非常多的新式书籍，如《马克思经济学原理》《苏维埃俄罗斯》《法国革命史》等，其中尤以历史、经济两系最为丰富，可以一解陈守实之前读不到新书报的苦闷心情。恰逢此时，陈守实的旧友高饶芹也在南开工作，二人来往频繁，高氏擅长哲学与文艺学，经常向他介绍最新的社会科学著作，在陈守实心中埋下了马克思主义的种子。
1929年暑假，陈守实返回常州。暑假结束时，因军阀混战、铁路毁坏而无法北上，于是前往无锡第三师范学校任教。在无锡的同事中有从事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王寅生，他经常邀请进步学者来校讲学，前校长顾倬（从事农村教育研究）、原三师毕业的北京大学教授陈翰笙（从事中国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研究）等经常回校演讲。陈守实与二人交好，在他们的影响下，逐渐对中国农村问题、农村经济产生兴趣。不久后，因在校内宣传进步思想，几人被排挤离校。1931年，陈守实南下，入职广东中山大学。令他感到惊喜的是，中山大学的同事何思敬开设了“马克思主义讲座”一课。受其启发，陈守实“开始注意经典著作的学习”，广泛阅读马克思主义著述。在这期间，陈守实还曾与革命志士陈志正共住一处，两人在“政治思想上关系深切”。陈志正于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他在艰苦的环境中一边从事革命工作，一边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仅用英、日文对读《资本论》，还翻译了日文版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坚定了“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的信念。陈守实对其十分钦佩，在他的影响下，多次研读《资本论》《共产党宣言》等经典著作，由此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
正是基于以上几点，才使得关心民瘼与中国现实问题的陈守实能够在短时间内突破传统考据的藩篱，迅速向马克思主义靠拢。之后，他更是以抗日救亡为职志，在大学课堂、进步刊物、社会演讲等公开场合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
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
20世纪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与华南军阀之间的摩擦时松时紧，广东政治空气相对自由。1934—1942年，陈守实一直在广东勷勤大学任教。他不仅在教学、演讲中注意宣传马列主义观点，还经常参加各种类型的座谈会、读书会。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勷勤大学多次易名搬迁，1939年改名为“广东省立文理学院”，次年迁至粤北山区连县东陂。东陂位于湘、桂、粤交界处，国民党政府的控制较为宽松。在这种背景下，文理学院提倡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学院阵容比较先进，院长由教育界前辈林砺儒担任，不仅延揽了张栗原（教育学家，早期马列主义哲学传播者）、郭大力（《资本论》的翻译者）、许杰（文学教授）、王越（教育学家）等一大批进步学者，还招收了许多因所谓“政治问题”而被各地开除的同学。此时，学院的教学风貌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全不照伪教部的规定”，增设了多门社会科学课程，如张栗原讲授辩证法唯物原理，郭大力讲授马克思的《资本论》《剩余价值学说史》与“中国经济史”，陈守实开设“历史唯物论”等。这些课程重在阐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社会科学中的重大理论问题，不仅开阔了学生的视野，还增强了其对现实政治的认识与理解，很受学生欢迎。
此外，陈守实等进步学者还通过各种渠道，为学院购买新式书籍与报刊，如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资本论》、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费尔巴哈论》、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斯大林的《列宁主义基础》、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以及在国民党统治区秘密发行的《大众哲学》《新华日报》《解放》《群众》等，产生了很大影响。文理学院培养了一大批具有马克思主义素养的进步学生，他们还自发组织了“学生自洽会”“战时后方服务队”及各种学术研究会，创办《东陂快报》《文站》等刊物，进行抗战宣传、反对投降，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一时间，文理学院成为两广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但是，学院的进步风气很快引起了国民党的仇视，对其极为恼怒。1941年，院长林砺儒被免职。次年，文理学院被迫改组。陈守实、郭大力等进步教授因形势恶化相继离开学院。之后，陈守实辗转于暨南大学、之江大学、中山大学，这一时期他在教学中十分注意对“马列主义的理解与阐释”，依旧宣传革命与进步观点。
陈守实在教书之余，还经常给报刊编写短评，发表针砭时弊的社论与时评，揭露战争期间日本侵略者在中国沦陷区造成的种种前所未有的“恶化本质”，国民道德的败坏、学术上的投机化、学校教育和知识青年的特殊化等，以及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对中国社会造成的巨大破坏。此外，他还在《文化汉奸的惩治》一文中，笔锋犀利地谴责抗战期间出现的各类形形色色的文化汉奸，他们有的“用文字或语言代敌伪宣传”，有的“直接或间接在教育机构服务”，是“不三不四腐烂在文化教育部分中的半商半学的渣滓”，更是现代与古代病态文化的混合品。陈守实认为，必须对这些“招摇撞骗的准汉奸”进行“硬性惩治”和“经济惩罚”，使他们没有机会腐蚀“新中国的青年”。不仅如此，他还特别注意搜集抗战资料，在《抗战史料稿本二种》一文中详细介绍了《倭寇侵华史略》和《倭祸日录》两部记录日本侵华战争的史著，前者取自编年体，从甲午战败记录至1939年8月，全书“情词激壮，颇有旧人所不敢言处”；后者属于日记体，作者从七七事变到1939年10月每日一记，“凡敌伪动态，社会波动”等全都写下，其中尤“详于敌后从事抗日工作者”，并对“沦陷区青年从事著斗者特寄同情”。陈守实认为，这两部著作是记录抗战的一手资料，史料价值颇大，应妥善保存。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期间，陈守实还曾投笔从戎参加新四军，在苏南行署文教处工作。但因战争环境下经常需要在夜间行走，陈守实身体不适以致骑马不便，粟裕同志劝其返沪到大学执教，他这才重返教育岗位。不仅如此，他还非常支持爱女陈次青参加革命。1944年抗战进入反攻阶段，陈次青在党组织的动员下前往东江前线参加革命工作。在工作中，她积极参与组织农会、开办夜校、宣传抗战，并因表现优异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不幸于1945年8月抗战胜利前夕牺牲，年仅21岁。这也是陈守实“最苦痛”的一件事。
批判国民党专制统治
陈守实接受马列思想的这段时期，不仅是日本侵略者蚕食中国、发动侵华战争、民族危机加深的时期，也是国民党反动派日趋腐朽没落、社会危机加重的时期。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在国统区大力推行复古运动。20世纪40年代初，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方社会相对稳定，学术文化重新被关注。为维护国民党的统治，蒋介石、陈立夫等人纷纷著书立说。针对国民党掀起的逆流运动，一些进步知识分子奋起批判国民政府和文化界的“复古”倾向。陈守实痛斥国民党推行此类“复古运动与偶像崇拜”只能在历史的轨道上起静止麻痹的作用，“一经时代的浪潮激动，就立刻幻灭”，这种复古运动无论顽固者如何提倡，决不会发生什么效果。陈守实认为，新时期建立的新社会必须摒弃少数人倡导的“倒退的复古运动”，新社会中出现的新影像应是“从大多数人活生生实际生活里面所激射出来的东西”，具有“活泼的感受性”和“现实的灵魂”，“旧道德的强制提倡”无论在文艺还是政治上都是“神经病与妖孽”。陈文言辞尖锐地揭示了国民党推行封建复古逆流运动的反动性质及其对人民的欺骗作用，在文化领域鼓励人民继续斗争，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1945年8月28日，中国共产党就抗战胜利后的时局发表了《中共中央对于目前时局的宣言》，号召“立即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的会议，商讨抗战结束后的各重要问题”，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1946年1月10日至31日，国民党政府在重庆主持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共有38人参加，其中国民党代表8人、共产党代表7人、民主同盟代表9人、青年党代表5人及无党派人士9人。这次会议经过22天激烈的斗争，终于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以及关于军事问题、国民大会、宪草问题、改组政府等五项协议。协议公布后，引起了极大的关注，陈守实认为其作为训政与宪政过渡期间的纲领，确实“对于巩固和平，实现民主，大有裨益的切实规定，也是近数十年来的一个飞跃式的进步”。但他同时看到这些协议是在严重的对立形势中提出的，一方面，“实践这纲领的民众力量”被不断冲击，另一方面“执行这纲领的现存的政治局势”也存在着若干问题，再加上国际、国内反动势力蠢蠢而动，以及各种军事上的侥幸与政治上的麻痹，使陈守实推断这一纲领在“实施方面乐观的成分很少”。果不其然，不久后蒋介石就公然违反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破坏政协路线，把自己放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对立面。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不顾饱受战乱的中国人民渴望和平、重建家园的希望，坚持独裁专制，一边与共产党假意和谈，一边到处抢占地盘。1946年6月，国民党向中原解放区发动大规模进攻，内战爆发。面对严峻的社会形势，陈守实坚定地站在革命人民一边，声讨国民党反动派。他在《从农村看内战》一文中指出，基层生产者农民在长久的战争环境中已挣扎在死亡线边缘。抗战以来，农村劳动力剧减，农业生产急剧萎缩，“沦陷区受敌伪的不规则统治和不规则的搜刮，以及乱杂队伍的敲诈和土匪首领霸占强圈式的土地兼并，已经使孑遗的农民仅存皮骨”。抗战胜利后，在短期和平内农民尚未完全恢复，国民党反动派就被“美式装备和黄澄澄的美金冲昏头脑”，不顾一切发动内战。他们将各级政府机构的派捐、恶性的通货膨胀、民族工业的停滞、军备粮草的压力等，一股脑转嫁到农民身上，农民负担持续加重，终于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面对底层农民的悲惨现状，陈守实非常悲愤，他直言南京国民政府即使有“金元王国的慷慨帮忙”，但这种得不到农民支持、违背民意的政府最终必然会失去根基，站不住脚。
1948年暑假返沪后，陈守实还参加了反对蒋介石、拥护人民革命的进步团体“上海各大学教授联合会”（以下简称“大教联”），投入爱国民主运动。大教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组织，他们针对国民党倒行逆施的丑行进行斗争，抗议当局非法逮捕爱国青年学生，“呼吁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放弃独裁，实行民主”，有力地配合了解放战争。
在革命洪流中，陈守实一方面坚定地站在人民的一边，支持抗战事业，宣传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撰写了多篇讽刺现实政治的文章，抨击国民党的专制统治。这些活动不仅显示出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可与传播，还彰显了他对中国革命必胜的信心和对中国前途的希望。
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
1949年经周予同介绍，陈守实进入复旦大学历史系任教。新中国成立后，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全国的指导地位。在新的学术背景下，陈守实也迅速投身到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教学与研究中。他在这一时期的课程“突然增多起来”，不仅先后担任了“马列思想名著选读”“联共党史”“中国近代史”等面向全校同学开放大课的讲授，还在历史系开设了“中国古代土地关系史”“中国土地制度史”“中国史学史”等专门课程。有学生回忆说，他是新中国成立后最先在复旦大学开设马列主义基础课和多门历史通论课的教师。在教学中，陈守实非常重视培养学生的理论功底。据他的学生姜义华回忆：“首次见面，先生就谆谆教诲，学历史，一定要打好坚实的理论基础。而要学好理论，一定要先读马克思的《资本论》与《剩余价值学说史》，要在《资本论》上狠下功夫。”
对中国古代土地关系史的精深研究。土地关系是构成封建社会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根源，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有重要影响。因此，关于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的讨论，也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争论最多、分歧最大的问题。陈守实坚持“用马克思的那一套方法来研究中国整个土地关系的演变”，他对中国土地关系史的研究持续了近三十年，分析了中国土地发展的全过程，从原始社会的土地关系、奴隶社会的土地关系、封建领主制的土地关系、封建地主土地关系，一直到近代土地关系，包括合作互助与人民公社。他认为，“土地关系是极复杂的综合体，在时间、地点、生产力、生产关系的相互影响下，时刻会发生有机的变化”。在此基础上，他还对中国历史上包括一般形式与特殊形式在内的各种土地所有制形式都进行了考察，如先秦时期的井田、辕田、分封制、领主制向地主制的过渡，秦汉时期空荒地的分配、土地兼并，曹魏的屯田，西晋的占田、课田，北魏的计口授田、均田制，宋、辽、金、元时期大地主的土地兼并与各种形式的地主庄园，明代的卫所屯田、各类官田、民田，清初的均田、井田和八旗圈地占地等。通过对历史记录的仔细考辨，他总结了中国古代土地分散与集中周期性运动的规律，并指出私有制在古代土地关系中占支配地位。地租和赋税是陈守实研究土地关系的又一个重点，地租是土地所有权在经济上的表现形式，租、税是直接生产者农民扣除必要劳动消耗的剩余产品的分割。陈守实对先秦时期的助、贡、军赋，两汉的口赋、算赋、更赋、田税，隋唐时期的租庸调制、两税法，明代的鱼鳞图册、一条鞭法，清代的摊丁入亩等都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并指出劳役部分在租和税的比率逐次沉淀到土地上，标志着封建关系的浓度在时间上或地域上的稀释。在他看来，封建社会不可能有整齐划一的租税制度，“徭役部门的变化、税和租的分离、土地的分割诸假象的伴同，体现着土地占有关系统治一切日趋明朗化”。
“土地是最具体最现实的问题。”陈守实多次说过，前资本主义社会是土地统治一切，资本主义社会是资本统治一切，社会主义社会是劳动统治一切，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写出了《资本论》，所以研究前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者应有志于写出《土地论》与《劳动论》。他一直都想以马克思研究《资本论》的方法写出一部专门分析中国土地问题的《土地论》，但最终未能按预定计划完成，《中国古代土地关系史稿 中国土地制度史》是其代表作。
广大土地上的直接生产者——农民也是陈守实关注的重点群体。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热点，当时史学家以学习经典作家为目标，对农民战争史的理论与方法做出一般性的解读与探讨。陈守实认为农民问题是土地关系的具象化表现，除了在讲课中论述农民的生产和生活状况外，他还陆续发表了《中国农民战争的组织形态》《中国农民战争史散论》《农民运动与宗教》《曹操与天师道》等一系列文章展开探讨。
关于宗教与农民战争的关系，陈守实从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他首先肯定宗教在农民战争初期确实起着组织和集结群众的作用，但同时指出不能“由此而说成是宗教组织了农民革命，起了积极作用”。如马克思所言，农民像马铃薯一样散居在全国各地，很难有机会集结到一起，而宗教作为一种集体性活动，本身就有组织群众的作用，如宋代方腊起义，元末韩山童、刘福通等都是利用摩尼教、白莲教来鼓吹起义，将被压迫者聚合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农民战争不可避免地带有宗教色彩。但需要指出的是，当农民起义力量积聚起来后，宗教的作用就开始淡化。这时，必然会出现某种带有政治色彩的口号来代替宗教性的宣传，这些“口号”是农民在革命时期政治上的总路线。此外，农民政权是农民起义建立的代表农民阶级利益的权力机构。关于农民起义军建立的政权是否为封建政权，学者也有不同的认识，特别是李自成的大顺政权是不是封建政权、有没有完成向封建政权的转化，学界曾热烈讨论过。对此，陈守实也有自己的看法。他指出，“农民战争、农民革命的果实仍旧是封建生产方式下的农民型的，没有也不可能变成资本主义型的”，在这个过程中不过是姓张的封建王朝变成姓李的封建王朝统治而已，所以史家在论及“农民政权、农民起义领袖时所谓的向地主阶级转化说，是不好理解的。应当说，是发展——具有必然性的发展，而不是什么转化”。明清史专家王春瑜认为，陈守实是较早开始研究农民战争的前辈史家，他的“这一观点，是颇有见地的”。
综上所述，陈守实不仅是一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更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重要实践者。抗战期间，在对经典著作的不断研读与爱国运动的积极实践中，他着眼于国家兴亡，在民族危机的紧要关头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从此终生服膺马克思主义研究社会历史的方法。在文化战线上，他不畏强权，以文人身份加入到救亡图存的革命洪流中，以笔代伐，批判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揭露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宣传进步思想。在教学与研究中，他注重讲授马列主义基本观点，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对中国历史问题作出思辨性地分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