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历史政治学的困境
2020年05月13日 09:0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5月13日第1924期 作者:徐忱

  2019年以来,历史政治学热度大增,给中国政治学带来活跃气氛。而这条新路正如所有通往学术真理的道路一样,定会有可以预想的学术困境。从形成角度看,学术困境分两种,一种是他为,一种是自为。所谓自为的学术困境,是指学科设计者在构建该学科基本要素和框架时,因自身学术坚持的非充分性所造成的学科基础欠稳定性。

  自为的学术困境

  历史政治学在形成之初,主要的学术困境是自为。

  一是何为本体?确定本体,即确定学科研究边界。目前,主要有两种意见,一是历史,一是政治。说历史者,强调中国历史的历时性,认为中华民族是通过文教传统而传承的中华文明基因共同体,以大一统的国家观、民本思想的政府观、仁爱为本的社会关系以及对外关系上的天下观为中华文明基因共同体的核心要素,这些核心要素也是历史政治学的研究前提。说政治者,认为政治学者没有必要去为已经非常丰富的历史学再添砖加瓦,而应发挥政治学重在讲理、分析和解释的学科特性。

  二是如何确定梳理政治范畴的原则?政治范畴是政治学科通用的学术语言,是政治学者用以沟通交流学术思想的工具。一些主张者认为,国家理论、民主理论、政府理论、政党理论等西方政治范畴,与中国等非西方国家的历史经验和文明基因存在巨大张力和冲突性关系。因此,主张回到中国历史独特的政治史属性,建设自主性政治学或中国特色政治学,在研究中国历史中发现和提炼政治学的概念和理论。这无疑是一个重构政治学中国特色的过程,其艰辛和复杂程度不难想见,而确定梳理政治范畴的原则成为必需。

  三是如何确定评价原则?一些论者认为,中国政治学的思想史研究已经出现路径问题,偏离了本来的“历史中的政治思想研究”之路,而拘泥于“思想史中的思想研究”。而只有“历史中的政治思想研究”才能够在历史中发现政治理论,并可将既定的政治理论(政治思想)置于历史分析中去梳理,从而形成具有时代性的概念与理论。这种概念与理论的明确价值追求是止于善治。因此,历史政治学最重要的任务就是重建政治价值体系。但这种“本乎资治传统”的价值追求显然不是政治哲学意义上的中立价值观,而是在长时段历史视野中寻找符合时代治理的历史经验。如此一来,历史经验便成为评价标准,而历史经验自身的时代局限性就可能成为历史政治学的学术困境。

  突破困境之思考

  关于历史与政治的关系,政治为主体。历史政治学的历史绝不等同于历史学的历史。前者的历史是一种时间跨度上的表述,关注的是政治机构、政治秩序、政治对象在一定时间跨度内的相互冲突、合作和改变。如果放大历史功能,历史政治学也许便等同于政治史研究了,而后者属于历史学范畴。从学科而论,历史研究深奥无比,单单爬梳史料一项,非经专业史学训练,实难得其要领。因此,历史政治学重在借鉴。借鉴就是拿来主义,历史政治学要发展,不需要重构自己的历史研究。作为一门特殊的学问,政治学同时追求意义和实践且以实现意义为目标。因此,政治学知识并不完全来自叙事,政治学的判断往往更重逻辑自洽,而非历史实证。当然,正如“历史中的政治思想研究”与“思想史中的政治思想研究”共同构建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全貌,历史政治学也当以贯通历史—理论—实践为旨归,不可偏废任一环节。

  关于梳理政治范畴的原则,是当变则变,不为变而变。从最严格的意义上讲,历史政治学的目标是成为中国政治学量身定做的专门研究工具。虽然其主张者也认为该工具能够适用其他一些国家,但从“中国文明基体”这样的研究前提、“资治”“善治”这样的内在价值判断,历史政治学未来的目标显然是服务于中国政治,局限于解释中国政治实践。这一目标设定无疑会限制历史政治学的发展空间,所谓中华文明基因属性也会出现与世界政治学界的交流张力。这种张力出现在近代中西文明刚刚交融之时并不奇怪,但如果把政治学界已经研究了百余年的国家、民主、政府等概念都重新赋予中国特色,恐怕会引起中西学术交流的困难,并且影响新时代中国政治概念的输出。比如,一些论者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华文明基因来自天下观。就学理而言,天下观乃是基于华夷等级观念,而人类命运共同体则贯穿平等理念,二者并无价值通约。若是望文生义,恐怕只会贬低后者的世界意义、哲学价值和实践价值。这就是梳理政治范畴的不为变而变原则。至于一些真正属于中华文明基因传承政治价值的范畴,比如文教传统、关系主义等,则应当鼓励研究、梳理、推广,因为它们是说明中国政治学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原创范畴。这也是梳理政治范畴的当变则变原则。

  关于评价原则,应推动基于中国时代问题的政治哲学发展。历史政治学强调政治经验的价值,鼓励在历史实践中提炼政治理论,反对政治哲学的评价功能,认为霍布斯的政治科学偏离了西方国家的古典政治学传统,也与很多非西方国家政治传统无关。这个结论是正确的,但却是无意义的。正确的是事实,无意义的是结论本身。古典如柏拉图,用理想国构建符合政治秩序之外的某种善的政治现象的总和,完成其政治学知识系统化过程;近代如霍布斯,用理性人自发同意组成一个符合正义理念的完美政治秩序的政治社会。无论是柏拉图还是霍布斯,其政治哲学均来自想象。古典与近代之间的距离,来自想象对象的不同,但本质都是以实现政治秩序的正义为目的。霍布斯偏离柏拉图是政治哲学史的进步而非相反。每一位伟大的政治哲学家都有其符合时代意义的独特视角。在这一点上,任何一种政治理论都不具有普遍性:霍布斯政治哲学指导不了非西方国家的政治实践。但就追求政治秩序本身而言,所有伟大的政治哲学家却是统一的:从这个角度看,政治哲学带有普遍价值。历史政治学要成为中国政治学的显学,最重要的不是反对政治哲学,而是要大力发展自身的政治哲学。历史政治学要以史鉴今,指导和说明新时代中国政治的实践价值和意义,必须完成自身的政治哲学建设。新时代的中国政治实践已经走在了中国政治学科之前,甚至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经验也无法证明新时代中国政治实践的价值,更无法说明其意义。历史政治学不能脱离中国传统政治资源,但一定要超越中国传统政治资源的历史局限。

  (作者单位:赣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思政部)

责任编辑:崔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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