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界范围看，国家的现代化转型中一直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国家失败”现象。不管是“俘获性国家”现象，还是“掠夺性国家”现象，程度严重时都会导致国家现代化转型的失败。中国经历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成功走出了一条国家现代化道路，取得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开辟出了国家治理的新境界。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具有高度的国家自主性，一直致力于对社会整体利益（人民利益）的追求和维护。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形势下，研究国家治理与国家自主性的内在关系，从制度安排与制度运行层面深入分析党的执政力和领导力、国家权力、国家能力和社会利益格局之间的复杂关系，揭示其发展变化规律，可以为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提供规律参照，为提高全面深化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提供理论指导。

　　国外国家自主性的理论脉络

　　国家自主性理论起源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相对独立性”理论。马克思恩格斯从“国家起源”的角度论述了国家相对于整个社会的独立性，从“国家本质”的角度论述了国家相对于统治阶级内部个别成员的独立性，从“例外情形”和“公共权力异化”的角度论述了国家只追求其组织机构及官僚的利益，摆脱了包括统治阶级在内的整个社会的控制。应当指出，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相对独立性”理论只是对资本主义现实的一种经验性观察，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规范性国家理论。

　　新马克思主义国家学派在“社会中心主义”研究范式下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相对独立性”理论进行了发掘，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具有阶级统治的性质，但并不是统治阶级的简单工具，而是具有一定的自主性（普朗查斯，1973）。同时认为，国家本质上是统治阶级的国家，但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与作为政治实体的国家的联系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紧密，国家实际上具有对统治阶级和公民社会的“相对自主性”（密里本德，1977）。不管是普朗查斯的结构主义国家观，还是密里本德的工具主义国家观，都认为国家受其赖以产生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的束缚，不可能拥有绝对的自主性。

　　受韦伯国家观影响的“回归国家学派”在“国家中心主义”研究范式下对国家自主性理论进行了开拓，认为国家具有“潜在的自主性”，即国家作为一种对特定领土和人民主张其统治权的组织，可能会确立并追求一些并非仅仅是反映社会集团、阶级或社团之需求或利益的目标（斯科克波，1979）；并从公共政策的角度将国家自主性界定为“国家将其自身偏好转换成权威行为的范围以及公共政策服从公共官员加权偏好的合力程度”(诺丁格尔，1981）。“回归国家学派”认识到，国家是一个独立的行动主体，具有自身独立的意志、利益和行动能力，但忽视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构”关系，忽视了国家的场域性，即国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各种社会力量竞争的舞台。

　　“新国家主义学派”开创了“国家与社会共生互动”的研究范式，强调国家和社会的“相互改变”和“相互构成”关系，并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转型，提出了“国家嵌入社会，却仍有自主能力”的“嵌入式国家自主性”理论（维斯、雷布森，1995）；主张只有“官僚制度”镶嵌在市场和社会之中又能保持自身自主性，才能有效推动经济发展（埃文斯，1995)。可以说，西方学者对国家自主性的认识一直在深化，但受其国家治理的经验范本和学术视野的影响，并未认识到国家自主性的实质。

　　国内国家自主性的研究动态

　　中国学者在引进、消化和吸收西方马克思主义谱系国家自主性理论和韦伯谱系国家自主性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国家性质和国家治理实践，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批判、改造和重构，建构出“中国本土化的国家自主性理论”。国内国家自主性的研究可以分成四个阶段。

　　国家自主性理论的译介引入阶段（1978—1993）。改革开放初期，国内公开翻译出版了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著作，如普朗查斯的《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密里本德的《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学》，明确论及国家自主性问题，这些成果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一起构成了国内学者研究国家自主性的理论来源。

　　国家自主性研究的初步展开阶段（1994—2004）。一是对马克思主义谱系内国家自主性的概念和属性进行研究，一些学者认为国家自主性是指国家在特定情况下，有可能摆脱统治阶级的控制，实现某种相对独立的目标（陈炳辉，1994），而另一些学者认为国家自主性是指国家能够超越于各阶级、阶层、利益集团之上追求社会公共利益（郁建兴，2002）；一些学者认为国家自主性只是资本主义国家才具有（韦建平，2000），而另一些学者认为国家自主性是国家的固有属性，历史上各个发展阶段的国家都具有这一属性（林尚立，2004）。二是对韦伯谱系内的国家自主性理论进行初步研究，如对回归国家学派的国家自主性理论进行述评（杨雪冬，1996），对国家权力、国家能力、国家自主性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时和兴，1996）。三是把国家自主性理论从西方语境中移植出来，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政治发展相结合进行经验研究（孙立平，1996；任勇，2004）。

　　国家自主性研究的综合发展阶段（2005—2012）。一是对马克思主义谱系内的国家自主性理论进行系统研究，如对马克思恩格斯、普朗查斯、密里本德的国家自主性理论进行比较研究。二是译介了多部韦伯谱系内的国家自主性理论著作，如斯考切波的《国家与社会革命》、维斯与霍布森的《国家与经济发展》。三是从比较政治与全球化的角度探讨中国国家自主性建设问题。四是从地方政府角度分析中国国家自主性建设问题。五是从整体上分析当代中国国家自主性的基本构成、影响因素和建设路径。

　　国家自主性研究的深化阶段（2013年至今）。既关注马克思主义谱系的国家自主性理论，如对马克思恩格斯视野中的国家自主性进行分析，对葛兰西领导权理论中的国家自主性进行辨析；也对韦伯谱系内的国家自主性理论进行研究，如对诺德林格的国家自主性理论进行评析；还注重对国家自主性的概念、理论源流与中国国家自主性的特殊性进行深入系统分析，并对国家自主性与国家公共性的关系、国家自主性与国家能力的关系进行探讨。

　　国家治理与国家自主性的关系研究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治理研究的热潮兴起，国内学者开始研究全面深化改革中国家治理与国家自主性之间的关系。一是经济发展方面，如认为中国国家形态从绝对自主转向有限自主，实现了国家—社会关系从同构到分离，重塑了中央与地方关系，有效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二是社会治理方面，如探讨国家自主性力量在中国城市社区自治生成、发展、变迁中的决定性作用及其改革方向。三是探讨全面深化改革中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国家自主性之间的关系，如探讨中国经由何种国家自主性路径达到有效的国家治理；如认为国家治理改革的方向是更加强调国家的自主性、统一性和权威性建设。

　　可以看出，国家自主性的理论研究和当代中国国家自主性建设的实践研究正逐步深入，呈现出明显的本土化趋势。但既有研究成果的不足主要表现在：方法论方面，对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深入研究该问题尚显不足；理论方面，对国家自主性的概念、属性、结构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还不多；实践研究方面，对当代中国国家自主性建设的实践，特别是对当前全面深化改革中国家自主性建设的实践，其系统性尚有待进一步加强。

　　总而言之，建构中国本土化的国家自主性理论，可以丰富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探寻当代中国国家自主性建设的生成逻辑与变迁规律，可以为全面深化改革中国家自主性建设提供经验借鉴和规律参照；探索党的领导力、国家权力、国家能力和社会利益格局之间的复杂联动关系及发展变化规律，能够为提高全面深化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提供理论指导；探索全面深化改革中国家自主性建设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深层逻辑关系，有助于更好地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结构，确保国家权力的人民性。

　　（本文系2017年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全面深化改革中国家治理与国家自主性建设研究”（2017E007）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