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学派的领军人物昆廷·斯金纳提出的“语境主义”方法，在政治思想史研究领域具有较为广泛的影响，国内学术界对这一研究方法也多有关注。不过，该学派的“语境主义”方法存在明显的短板和缺陷，“语境主义”方法应该只是文本解释的“起点”，而不是文本解释的“上限”。同时，“语境主义”方法还存在挤压、窄化文本解释空间的弊端。
作为剑桥学派首屈一指的先锋，斯金纳系统地论述了历史语境主义的解释原则。受语言哲学家奥斯丁“言语行为理论”的启发，斯金纳认为，我们在深入经典文本时最应该关注的不是文本中语词的意义（meaning）或所指，而是语词的“表述行为”（performative）的功能，即作者用文本做什么？他在介入一场现实政治论辩的过程中到底称赞、质疑、反驳、支持什么样的政治主张，这些言语都是以行动的名义展开的，而行动包含意图（intention），不考虑意图就没办法解释行动。在《观念史中的意义与理解》中，斯金纳指出，观念史研究的妥善方法是叙述作者在特定场合发出的特定言论（即文本），然后根据这些言论提供的线索追踪它与更普遍的社会语境的牵连，以此还原作者的真实意图。经典文本中所处理的“恒久问题”都是哲学家凭空杜撰的，更不可能从经典文本当中汲取到“永恒智慧”。那些所谓的“永恒真理”不过是特定历史结构下的偶然产物。一切陈述都不可避免地卷入时代的政治性与地域性的争论当中，体现某一特定场合的某一特定意图。因此，搞清政治文本在某一场论辩“光谱”中的具体站位就变得至关重要。每个经典文本都有其特殊历史背景，试图超脱这种特定语境的“万有引力”而论述抽象的哲学理论只可能是幼稚的表现。经典文本只关切作者自己的问题，不关切我们的问题，因而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思想史传统，试图从思想史中寻觅当今时代问题解决之道的努力无异于缘木求鱼。与此相关联，斯金纳指出，在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当中，观念史家容易犯两方面的错误：一方面，他们往往倾向于把当下的意识形态、价值理念强加给古人，刻意从经典文本当中寻求似乎根本就不存在的“前后一致的神话”，造成时代错乱。另一方面，他们常常混淆视听罔顾作者本人的意图，从文本那里“拿来”一些历史概念附会他们自己的分析，然后反过来说这就是作者的本意，从而造成对文本的误解。
斯金纳关于语境主义方法的论述，其核心要点大致可以概括如下。首先，经典文本中的语言表述的是政治行动，意图内嵌于言语行动之中。其次，经典作家的文本（text）不是自足的，必须结合作家的生平事迹和时代语境（context）以明确作者本人的真实意图。借用孟子“知人论世”的解释态度加以类比的话，就是：“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孟子·万章下》）再次，思想史中根本不存在统一的政治哲学主题，有的只是各种不可化约的政治主张的松散集合，因此期待“以史为鉴”完全无望。在大致理解了斯金纳的语境主义方法论的要旨及其理据之后，我们认为，其方法存在诸多难以克服的理论短板。
第一，封闭僵化的文本解读。斯金纳利用所谓的“特定语境”在文本和历史语境之间打上了一个“死结”，使文本的解释空间失去原有的弹性。这种给政治哲学家的每个政治学说都附加历史学“脚注”的做法，实际上是人为地给作家的经典文本套上了一个毫无必要的“紧身衣”，进而将文本的诠释牢牢限定在历史编纂学的“信息茧房”之内。诚如迈尔斯（Peter Myers）所言，“一切思想和一切事物都具有特殊性的前提，与其说是一把钥匙，还不如说是一把锁”。这种过度捆绑文本和历史语境的狭隘的文本解释的代价在于，它屏蔽了伟大作家的“思想信号”，关闭了思想先哲与当代人对话的渠道，使过往的经典著作降级为历史档案馆中的“展览品”。
第二，混淆政治哲学与意识形态的区分，陷入历史主义与相对主义的旋涡。平心而论，思想史上的伟大政治著作家之所以著书立说，绝不仅仅是为了应对“争一日之短长”的政治口舌之争，而是围绕“什么样的政治原则是正当的？什么样的社会是正义的？”这类根本问题展开思考。这些思考旨在为一些正当的政治原则和价值观念提供合理的、融贯的系统解释。否认这些根本原则性的思考，等于否认自我与他人关于正义、公共善等价值理念的理性根基与可证成性。斯金纳所宣称的“特殊性语境”使政治哲学中的政治理想或政治原则下降为为了赢得现实政治影响力而不惜操弄语言符号的意识形态，这等于潜在地取消了政治哲学与意识形态的区分。
第三，忽视传统的“碎片化”研究。斯金纳声称，经典文本只处理自己时代的问题，不同时代的政治经典文本之间实际上是以邻为壑的关系，因而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政治思想史传统，思想史无非一系列的“断代史”。这只是基于片面的事实而得出的结论。经典文本固然会受特定时代的政治经验的限制，不过，这一特定时代本身并不是遗世独立的，它同样是一个大的历史传统中的过渡阶段，并且时代问题本身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了永久问题。斯金纳对思想家之间的隔阂过于敏感，导致他没有注意到思想史的纵向脉络依附。在政治思想史研究当中，我们经常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某个哲学家会就某一哲学论题盛赞或斥责早已辞世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哲学先贤。当他奋力批判逝者的时候，我们并不会认为他是在“射死虎”，而是认为他在与一种具有深远影响力且仍活跃于当下的政治理念展开对话。譬如，霍布斯对亚里士多德人性论的批判，罗尔斯对社会契约论的“抽象继承”，这些对话得以成立的前提是，他们分享共同的政治语言传统。与此相映成趣，当代一些著名的政治哲学家会毫不避讳地宣称他们继承了某位先哲的思想衣钵，并自诩为（新）柏拉图主义者、（新）霍布斯主义者、（新）康德主义者、（新）黑格尔主义者、（新）马克思主义者等。这些真实存在的传承与发展关系都充分彰显了政治思想史薪火相传的面相。诚如谢尔登·沃林所言，在西方政治思想传统中有两种倾向，即“无限回归过去的倾向”与“累积的倾向”。也就是说，过去的政治概念从未消失殆尽，它会被思想家一再地提纯、更新、反刍并凝结为文化传统保存至今。就此而论，政治思想史研究为当下的政治经验注入了“源头活水”。况且，大部分学者研究思想史的初衷并不是仅仅搞清文本的历史背景与作者的意图等细枝末节，而是抱着“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心态来形成一套整体性的独特见解。
第四，语境论的极端化。斯金纳的语境主义方法起初是为了对抗施特劳斯学派的“隐微阅读”。为了避免施特劳斯学派“经学”方法所产生的“时代误置”，以及“文本中心论”滋生的无休止的哲学争论，斯金纳采用了更为保守的“史学”方法。出于一劳永逸地消除误解文本解释风险的考量，他干脆全然否定哲学地解读文本的可能性。这种“把洗澡水和婴儿一起倒掉”的做法遵循的是一种因噎废食的逻辑。事实上，文本中蕴藏的智慧源自多维解释的可能，而文本研究质量的提升需要一定的“试错空间”。合理的争论是任何成熟的文本解读方法必须要承担的解释风险，逃避这一风险会使文本的意义压缩在狭隘的历史语境内，把研究者的工作限定在“我注六经”的历史考据学领域。更何况，一旦剔除经典文本哲学义理部分，那些深藏在历史故纸堆里的思想史文本，就会因失去“骨架”而变成“不知统类”的历史编纂学意义上的考古资料。用清人王先谦的话说就是：“义理为干，而后文有所附，考据有所归。”（《续古文辞类纂序》）著名学者塔科夫（Nathan Tarcov）曾对斯金纳的极端语境论有过比较精到的评论，他认为斯金纳的解释方法遵循的是简单但灾难性的错误逻辑，使我们被迫在拒绝理解文本所必要的外部援助与全然拒绝从文本中摄取经验教训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错误抉择。这种思考问题的方式明显犯有“虚假两难”推理的谬误。实际上，经典文本既包括永恒要素也包括即时要素。就此而言，斯金纳为对抗施特劳斯学派过度解释的弊病而固守极端的史学立场的做法有矫枉过正之嫌。
第五，逻辑难以自洽。这集中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任何经典文本都脱胎于一定的时代背景，不可避免地会带有时代的烙印，这是一个解释学的普遍常识。但是仅凭历史背景是经典文本的“时代胎记”这一事实，并不能直接推出文本并未包含任何永恒要素的结论。简单否定文本意义从特殊性历史语境上升到普遍性抽象理论的做法过于偏激，一切文本都有其历史背景的事实，并不必然与文本所展示的一般论证结构相矛盾。其二，在斯金纳的强语境主义主导下，如果不援引额外的参考标准，就无法合理说明思想史上第一流的经典作家与三流时政作家的区别，无法厘定经典著作的研究价值。如果按他所言，所有的政治文本都毫无差别地是一些关注时事政治的小册子，所有的政治理论家都是他们时代的“公知”。我们很难理解，他在完全拒绝哲学标准的前提下，如何说服我们应该研究马基雅维利、霍布斯等伟大思想家，而不应该在末流时政作家身上耗费精力。不容忽视的是，大批学者前赴后继地研究经典作家的动力，正是因为他们高屋建瓴的哲学视野以及对根本问题的把握能力远非三流作家所能及。
第六，“意图”概念并非不证自明。斯金纳念兹在兹的“意图”概念是理解其语境论的关键。斯金纳认为，只要了解作者的时代背景就可以同作者分享共同的意义世界，并准确揣测作者的真实意图。这是一个想当然的假设。这一假设面对的首要质疑是，他是如何从第三人称观察者的视角顺利转换到第一人称当事人的视角，去理解当事人的意图的？倘若他不能进入当事人的视角，就无法判定既定的社会语境背景与作者本人的主观意图之间的“接壤”部分。其次，他假设言语行动与意图之间是“丁对丁，卯对卯”的对应关系，这样的假设过于简单化。事实上，不但人的意图是非常复杂的，而且语言的形式也是复杂多变的。诚如德里达所言，无论你的意图是什么，语言都有可能遮蔽意图，呈现出意图之外的东西。任何行动都有意图是一回事，读者能否准确推测出行动者的意图是另外一回事。再次，他假定作者的写作意图只能囿于他所在的历史时代。但是，如果一个经典作家本身的写作意图就是要超越时代局限，不但与同时代的学术同侪对话，而且要与未来的研究者对话，那又当如何呢？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当霍布斯、洛克宣讲“人人生而平等且拥有同样的自然权利”的抽象论题时，其旨趣主要不是描述17世纪英国人的政治话语系统，而是旨在表述一个可以跨越时代坐标的更为普遍的哲学命题。
纵览斯金纳的语境主义方法，除了其避重就轻地劝诱读者将注意力从“文本”转移到“语境”之外，建设性意见乏善可陈。他有关文本自身解读方法的正面论述未能凝练为系统的规范性操作程序。笔者认为，历史语境与文本是一种“若即若离”的辩证关系，二者之间的信息流通是开放性的双向回路。一旦以“还原论”的眼光将文本的历史语境当作解释的“终点”，将作为文本附属的“语境”极端化为“主义”，就有本末倒置之虞。文本的语境仅仅是影响文本解读结果的众多参考变量中的一个参数，而不是可以垄断文本解释权的“绝对”标准。哲学家与历史学家的关系并非零和博弈，二者不能相互简化或消灭。好的文本解读并不是要在历史语境与哲学分析之间争夺话语权，而是要在二者之间形成良性互动。
（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社会契约论中的理性主义与意志主义”（2017TS057）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哲学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