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是作家地域意识的出现与地域文学的兴起。文学书写中的地域流派意识在宋元以前尚不明朗。明代以降，地域文学作为一种地方性文化传统与典范的意义逐渐开始凸显：“明之盛时，学士大夫无不力学好古，能诗者盖十人而九。吴越之诗矜风华而尚才分，河朔之诗苍莽任质，锐逸自喜；五岭之士处其间，无河朔之疆立，而亦不为江左之修靡，可谓偏方之擅胜者也。”（曹溶《海日堂集序》）在某种程度上，明代中后期乃至有清一代的文学史，实可视作由中央与地方文学集团连缀而成。
知识人的“在地化”：地域文学繁荣的重要条件
明清之际地域文学的繁荣，集中表现为明末清初江南文学社团与地域文人的大量涌现。如在吴中文坛，仅以太仓为依托，即形成了复社、广应社、水村读书社、淮云诗社、太仓十子社、湄浦吟社等地域性文学社团；松江一带则有震社、几社、求社、景风社、雅似堂社、赠言社、震雉社、昭能社、原社、恒社等地方性文社；无锡、常熟、扬州等地，碧山吟社、成社与陆贻典的结社均名声显著；浙江一带，亦有西泠十子社、西湖书社、南屏社、八咏楼社等文社不断涌现。明清之际，江南一带“虽僻邑深乡，千百为群，缔盟立社无虚地”（张履祥《言行见闻录一》）。而知识人的“在地化”则是地域文学繁荣的重要条件。
就人员构成而言，文学社团的参与主体多为“在地”知识人。一方面，这些文学社团以本地人员为构成主体；另一方面，其成员具有高度的地域认同感。社团的称谓如“云间三子”“太仓十子”“江左三大家”等，亦体现出“在地”知识人明确的地域追求。在结社宗旨上，它们往往存在基于地域认同而产生的争胜心理，如吴伟业对“太仓十子”的推举，便具有同“虞山派”“云间派”争胜的意味。参与主体对自身所处地域文化传统的清晰感知与主动认同，是地域文学社团大量涌现的基础；而文社需要在特定的地域文化传统中展开，地方性知识与经典则是地域文社形成的起点，正所谓“士君子居其地，读其书，未有不原本前贤以为损益者也”。（吴伟业《太仓十子诗序》）晚明时期，士人“群萃而州处”，强化了其与所居之地的空间及情感联系，伴随知识人的“在地化”而形成的地域认同感，是江南文社形成的情感根基。
此外，地域文社的形成和持续发展对活动场域、经济支撑以及参与主体的稳定性亦有相应的要求。明代以降，教育的平民化促使“在地”的下层知识人群体不断扩大。明清之际，江南文社的发起者多为具有地域影响力的知识人，参与者则以当地科举不遇的诸生以及下层知识人为主体，知识人的“在地化”意味着其立足于特定的生存空间，且具有较为稳定的人际关系网络，因此能够为组织集社提供时间与人员上的可能。而“在地”的世家大族则成为文社发展的重要依托。一方面，家族能够为社事的展开提供活动场域，如无锡秦氏的寄畅园“构列二十景”，亦是江南文人集社之所；另一方面，家族的经济支持同样是文社经费来源的主要渠道之一，如出身吴江巨族的吴
，曾屡次出资金资助复社的集会。
“面向乡里”：“在地”知识人生活的新动向
知识人的“在地化”是明清之际地域文学繁荣的重要前提，而“在地化”的形成，则根植于特定时空下的社会治理与国家形态。因此，知识人的“在地化”不仅是理解明清地域文学的一个有效视角，也是观察这一时段社会变化的切入点。有明一代，在官方的鼓励与助推下，祭祀制度不断完善，以宗祠建设为显著特征，形成了大批具有高度“在地性”的地方宗族。而明代中后期以降，士风奢靡、礼制松动的社会问题日益凸显，敏感的知识人已经觉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诸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孙奇逢、陈确、陆世仪、张履祥等知识人开始逐渐向礼学、向乡里回归，并寄希望于宗族担负起重建地方秩序的职责。明清之际的天灾与战祸强化了社会的失序，“山之东、燕之南，赤地千里，流民载途，炊人以食，析骸代爨……蝗蝻魃鬼，屡亦相侵”。（陆世仪《论学酬答》）社会失序在迫使大批民众做出“不入城市”的人生选择的同时，亦凸显出传统政治制度中对县以下的基层单位缺乏有效治理的问题。因此，如何重建平实有序的乡里生活、努力维系宗族命脉，是知识人必须思考与面对的问题。
在此过程中，“面向乡里”成为知识人生活的新动向。它一方面意味着向乡里回归；另一方面，则是对乡里制度的普遍反思，认为宗族应当担负起在日常生活中恢复古礼、重建礼仪秩序的责任：“古者建国，必先立宗……虽有矜寡，不哀无告，虽更丧乱，不轻流亡。后世政教不修，人情涣散，其事已不能望诸朝廷，而《萃》《涣》之责专于家族。”（张履祥《沈氏族谱序》）此时的知识人往往以“三代之治”为参照，提倡以乡里“宗族”为单位的基层治理统合民众，凸显宗族补充政府职能、统合人群的重要性。（王汎森《权力的毛细管作用》）以宗族复兴为基调，通过修缮祠堂、完善祭祀等方式，恢复古礼在基层的作用，是明末清初知识人面对世变而努力的方向之一。而此种努力则与清初官方提倡以孝治天下、鼓励宗族发展的国策趋于合流，并由此引发清初宗族势力的急剧扩张，一种以垂直的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士绅利益集合得到强化。明末清初，在地方宗族的地域认同传统与社会失序所形成的合力之下，“面向乡里”与“宗族复兴”成为江南“在地”知识人社会生活的新动向。
文学史研究应关注社会与国家治理的维度
知识人的“在地化”是观察明清地域文学的一个有效视角，这也提示文学研究者，明清之际以文学社团的涌现为显著标志的地域文学的繁荣，不仅是文学自身演变与地域、家族之合力的结果，同样与国家形态及制度密切相关。省级乡试制度的确立，促进了地方文化的发展，也减缓了基层文人科考的社会流动；宗族制度的发展、民间舆论在政治生活中影响的日益扩大，均强化了知识人对地方的关注以及中央与地方的关联。以地域文学为对象、聚焦于特定地域文学风貌的研究范式，无疑扩大了文学研究的领域，深化了文学研究的问题，但也可能存在因方法论上的成熟而走向同一化、技术化、形式化，进而模糊并淡化其与社会、国家之“整体性”关联的危险。作为文学书写主体的知识人不仅是地域性的存在，更是社会与国家治理之下的存在，特定时空之下的知识人终须与社会和国家的“整体”保持对话，并在“整体”中定位自我。因而，在地域文学研究中，应当看到国家制度与社会变化对知识人生存处境的影响以及知识人的因应之道，及其在地域文学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意义。
在制度变革较为剧烈的历史时期，日常话语的变化以及参与者的自我设定与认同均会产生相应的变化，并使得文本书写与行动表现出或显或隐的制度性特点。从社会制度与国家治理的视角考察明末清初知识人的地方性书写，既可以在不同时期文本书写的模式变迁中认知制度与社会生活的变动，亦可在具体的文本中感受“规范”与“人事”间的合作、对抗和妥协，进而能够更为有效地理解制度及其影响下的时代生活。知识人在朝可体国经野，在野可讲学结社，他们以对文化资本的掌握勾连起了乡里与国家。由是，以知识人的“在地化”为起点，考查其发生在何种可资理解的脉络中，国家体制下的知识人如何理解与面对其“在地”之处境，并尝试借助讲学、结社、诗文唱和、文集刊行等高度公开化的方式，在宗族、乡里与国家等多重力量的交织间发挥其“在地性”优势，实现其“为士之志”与“为士之道”，当可对明清时期的若干文学与社会现象做出新的诠释。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明代中后期馆阁政治与文学研究”（21CZW023） 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