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族起源是商史研究中的重要领域，历来众说纷纭，其中商源东方说最为著名与流行。现代考古学介入后，对商族渊源探索的分歧逐渐集中于东方商丘与河内漳水二说，而东方说则面临日渐动摇的困境。摆脱与突破困局不仅是东方说面临的问题，而且是商族起源研究得以深化的重要机遇。

　　传世文献倾向于商源东方说

　　东方说在商源诸多学说中颇具影响力，其核心内容是商族始源于济水之南的商丘一带。此说来自传世文献有关商先公先王的若干记述，主要依据有三：其一，《诗经·商颂》：“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此为商族之源起。其二，《左传·襄公九年》：“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相土因之”，《殷本纪》：“契封于商，汤始居亳”，此涉及早期商族的居地以及商先公的名号。其三，《国语·鲁语》：“商人禘舜而祖契”，《左传·昭公十七年》又将少皞与玄鸟氏联系起来，此表明商的远祖先公与东方部族大概有关联。

　　以上三项是商源东方说的主要文献基础，其地域范围是以商丘为核心的东土，其民族属性以东夷部族为首选。这些内容在许多相关古文献中也有佐证，或者说，商源东方说一直在传世文献中传承和延续。其中，商先公名号和相关居地是核心内容，而商丘则是最重要的环节。

　　商丘关系到最初的几位商远祖以及立国之王汤，因此是追溯商源的重要线索。《世本》：“契居蕃，昭明居砥石，相土徙商丘。”《荀子》：“契玄王，生昭明，居于砥石，迁于商。”早期商先公所居之地，涉及“商”“蕃”“砥石”“商丘”等。杜预《春秋释例》考证说：“宋、商、商丘，三名一地，梁国睢阳县也，或以为漳水故殷墟为商丘者，非也。”此说影响极大，几可作为商源东方说的最早发端。《史记·殷本纪》正义引《括地志》曰：“宋州宋城县古阏伯之墟，即商丘也，又云羿所封之地。”自此，阏伯与相土先后而居的商丘在宋地而非漳水南卫地之说似成定论，而《水经注》所言“卫地濮阳为阏伯相土商丘”之说似乎逐渐被弃。至于汤之亳，《史记集解》引皇甫谧曰：“梁国谷熟（商丘虞城）为南亳，即汤都也。”由此，商丘又与汤都联系起来，自契至汤十四世，首尾二先公及相土皆曾居商丘，商丘因此成为商源东方说的重要地理节点。

　　殷墟卜辞出土后，出土文献促进了商源东方说的新进展，探索内容主要集中于对商先公名号及所居地的考证。王国维最先在这方面取得卓著成果，并且是商源东方说的主要倡导者。此后，诸多学者加入支持商源东方说的行列中，但在相关具体问题的考证方面则存在不少争议和歧见。陈梦家曾总结说：上甲以前的七世先公高祖，与神祇不易区别，属于神话传说时代。关于商先公所居地望的考证，也存在不少分歧，但一般认为卜辞中的“商”“亳”均在今商丘周边附近。因此，商丘是东方说的地理核心枢纽。关于东方说的地域范围，王国维考证契之蕃在今山东省滕州市，相土时的东都在东岳之下。由此，东方的范围东延至泰山脚下。此说得到许多学者赞同与发展，但在具体把握方面则存在较大的区位差异：偏西者如田昌五，认为阏伯、相土之商丘在漳水流域，契蕃与汤亳均在濮水流域，此说实际上已部分与商源河内漳水说重合；偏东者如徐中舒，将商源东方之范围延伸至山东半岛。

　　总之，商源东方说在传世文献方面有着较突出的优势，但历代考证也一直存在纷争和歧义，另外还存在不少与东方说相左的文献证据。商源东方说的文献证据链并非无懈可击，或者说，此说的文献优势不是绝对的。这些问题反映了东方说的某种不稳定性，而在考古学途径介入之后则面临着动摇的危机。

　　考古学的介入动摇商源东方说

　　1928年殷墟开始发掘后，考古学者即开始追寻殷墟文化之源。李济提出了“先殷”“先商”和“原商”等概念。1936年，李景聃赴豫东考古的目标就是寻找殷墟文化的前身和来源。但真正属于殷墟文化直接前身的遗存，则是20世纪50年代郑州商城遗址的发现。以此为契机，对商源文化的考古学探索进入了新阶段。

　　1980年，张光直的《商文明》和邹衡的《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几乎同时出版。在商族起源问题上，两部考古学著作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学说：东方商丘说与河内漳河说。张光直认为，殷商文化的代表要素是贵族使用的精美重器以及反映仪式或艺术类的遗存，这些元素皆出自东方东夷系统的大汶口—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因此商人源于东方。邹衡则主要以殷商文化的典型日用陶器为基准，由此向上追溯此类文化的上源，即太行山东麓中南部以河内漳河流域为中心的漳河型文化，推定其为商先公所使用的先商文化，因此商人发源于河内一带，而汤居之亳为郑州商城。

　　为了寻找更多的考古学证据支持，二说的作者不约而同地将田野考古的重心聚焦于豫东和鲁西南地区。1986年，根据山东省菏泽地区最新的考古发掘资料，邹衡重申了自己的论点，指出豫东鲁西地区确凿为岳石文化的分布区，进而排除了商人源于东方的可能性。1997年，张光直根据商丘发掘的收获，坚持认为商人出于东夷，商丘就是商人的老家，先商文化即岳石文化的一支，但同时又对原有的论点作了部分修正：主要使用重器的商人贵族可能来自东方，而主要使用日用陶器的商人平民则可能来自漳河流域，此类日用陶器文化不能作为殷商王朝的代表。张光直推论的基础大致是：商国民存在贵族与平民二重结构，只有贵族才具有商王朝和商族的代表性，或者说，商族起源的本质仅仅是贵族统治者的来源。但这种推论需要面对一些无法回避的问题，例如商人构成是否也具有二重结构？商族人员是否皆为贵族，外族人员是否皆为平民？商人贵族在建国前是否已经普遍使用重器？重器的来源地是否就一定意味着使用者的来源地？这些问题无疑直接影响着商贵族源于东方说的严密性与准确度。

　　截至目前的考古学证据显示，在河内漳河型文化与豫东岳石文化中，均尚未发现所谓的贵族重器文化。若以此为依据论证商源，河内与豫东均缺乏足够的基础。而张光直一直推崇的泰山周边龙山文化所含的重器及仪式类遗存，如今在中原腹地的龙山—二里头文化中不断发现，已不再是东方文化的独有特色。这些重器遗存可以就近直接影响殷商文化的形成，若按照重器传承溯源，殷商文化的直系上源即二里头文化。在平民日用陶器文化这一层面，漳河型文化与殷商文化之间具有明显的传承联系，但豫东岳石文化与殷商文化之间则缺乏关联的共性。因此，漳河流域至少拥有殷商平民文化的先驱，而豫东地区岳石文化的日用陶器与殷商之间相差悬殊。很明显，无论是重器还是日用陶器，目前似乎均缺乏支持殷商文化来源于豫东的依据，进而也动摇了商人来自东方之说，商源东方说面临挑战与困局。

　　商源东方说的更新与重建

　　目前，商源东方说困境的本质在于商丘一带缺乏关于商人踪迹的考古学证据。若要摆脱这一困局，需要在研究理论、文献考证和考古学探索等方面进行若干突破与更新，以求重建商源东方说。

　　其一，研究理论方面的薄弱环节，最突出的是商族、商国民、商文化之间的对应问题。商国民是包含商族在内的人群综合体，商族所占的比例和内部构成是一个复杂问题。商文化之源与商人之源并非完全重合为一，不宜简单地将文化之源默认等同于人群来源。考古学文化与部也不宜简单对应，一支考古学文化可能同时被多个部族使用，而某一部族又可能在不同时期或不同地域使用不同的文化。

　　其二，尽管不少传世文献倾向于商源东方说，但商出于东夷并非确凿无疑的定案，《左传》襄公九年、昭公元年等明显将商的远祖指向西方。清代学者梁玉绳也倾向于商出自西土，但傅斯年、徐旭生等认为商出于东土平原。因此，文献梳理与解读需要注意系统性和完整性，推论的结果要注意多种可能性。综合文献和卜辞的记载可知，商部族曾长期保持着迁徙游移的习俗，商族起源的路径或许并非是一种单向的路线，而是复杂曲折的迂回路线。其迁徙轨迹很可能为：遥远始祖萌生发源于河东汾川，远祖至近祖兴盛并游移于河济平原，并与东邻夷族发生某种程度的融合，直至灭夏功成于河南伊洛。如此，商源东方说需要在纵向上重新定位，因为它仅反映了早期商族某一阶段的历史进程。

　　其三，商丘一带的考古发掘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若能发现商人踪迹与重器，将是商在商丘的最好证据。如果发现人类遗骸，通过古DNA、锶同位素分析等技术，以人种鉴定来追溯商源的途径，将更加直接和准确。

　　综合目前的考古学资料，商丘一带商先公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在纵向上大致以商先公上甲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前期为龙山阶段，豫东与漳河流域的文化大致一体；后期为岳石阶段，豫东以岳石文化为主，但其西部对峙并存着二里头文化，局部地点甚至还有漳河型文化。与这一复杂的文化结构和态势相应，商先公时期的豫东鲁西活跃着众多部族，在夷、夏两大族系框架下存在诸多分支分属，例如有虞氏、有仍氏等。游移于其中的商部族势力较小，大概是其中的“有商氏”而已。在如此复杂的文化与部族态势中，如何辨识出商文化和商族的踪迹，无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商源东方说困境的根源即在于此。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更新探索理论和视角。近年来在河南省杞县鹿台岗遗址和河北省磁县南城墓地发现的新资料，或许提供了一个方向性的提示。

　　在杞县鹿台岗岳石文化遗址内，发现了一批较单纯的漳河型文化日用陶器，此地大概是漳河流域居民在岳石文化区域的游移据点。在磁县南城漳河型文化墓地的少量墓葬中，混合有岳石文化的埋葬习俗，锶同位素分析也表明该地人群中存在一定比例的移民个体。单从表面上看，两个地点的发现似乎是对商源东方说和河内漳水说的一并反驳：漳河流域使用日用陶器的平民，东窜至商丘附近使用重器的贵族地域；而本是重器之源的东夷地区居民，跑到了漳水流域使用日用陶器的平民区定居。据此，商源东方说所倡的“使用重器的商人贵族来自东方、使用日用陶器的商人平民来自漳河”之说便难以成立。同样，商源河内漳水说所谓“豫东岳石文化非先商文化故无商人踪迹”这一观点也不够严密。然而，如果更新一下观察探索的视角，其客观情况或许如此：商族某支曾经游移于东方商丘一带的岳石文化区，岳石文化所属的东夷某支也积极参与了商文化的丰富与商族的发展，早期商族在形成和扩张的进程中容纳了东方夷族的若干元素。换言之，在某种程度的特定范围内，商源东方说是能够成立的，而商源河内漳水说也存在着一些不足。因此，河南省杞县鹿台岗遗址与河北省磁县南城墓地的发现，为扭转商源东方说的困境、解开东方说和河内漳水说的矛盾与对峙，以及在理论更新和学说重建等方面，均提供了一种方向性的契机。然而，要构建一个完善、崭新的商源东方说，无疑还需要更多考古学证据的支持。

　　目前，与商源河内漳水说相比，商源东方说在传世文献方面具有较多优势，但在考古学方面则处于相对弱势。新的考古发现为商源东方说的突围与重建提供了契机，同时也是河内漳水说得以修正与更新的机会。一说的更新与重建，并不意味着彻底推翻另一说。事实上，二说在文献和考古学上各有其独特的合理性。未来考古学的突破将是解决商源问题的关键，任何学说不过是探索进程中的技术与途径而已，最终必将殊途同归。

　　（作者系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中国考古学会两周考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