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海德格尔在讨论亚里士多德的课上所言，关于哲学家个人，我们想要知道的仅限于他在某个时候出生，他劳作，然后他死去。伽达默尔也一再引用培根此言——“关于自己，我们宁可沉默”，而不愿多谈自己（尽管1977年出版自传《哲学的学徒生涯》）。但这并不意味着，哲学家的思想与哲学家个人及其生活是可以完全分开的。关于伽达默尔，谈论其思想，就免不了要谈论他这个哲学家。德国人评价伽达默尔是一个好的哲学家，因为他首先是一个好的人。费希特有言，一个人选择什么哲学，取决于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哲学思想因那个接纳了它的人的心灵而富有生气。伽达默尔就是这样一位哲人，始终在以思想的方式关注人类命运，寄予人类的存在以希望。

　　晚年重要论题：人类不能没有希望地活着 

　　康德提出过三大问题，即“人能够认识什么？”“人应该做什么？”和“人可以希望什么？”希望是人的存在性要素与未来理想存在愿景，康德哲学将人的知、情、意统一起来，始终关注人的整体性命运和未来性思考，通过先验性的反思和理性规定为人类提供一种范导性和理想性的目标与希望。因此，康德哲学是一种给予人希望的哲学。当代德国哲学家E．布洛赫（Ernst Bloch）甚至提出了一种“希望哲学”，从哲学存在论上阐明“希望”作为一种思想要素之于人类的存在性意义。人和世界是向前运动的未完成过程，具有未成性、敞开性、开放性，“希望”是“人的本质的结构”，人要有对未来的期盼和希望，离开了希望，失去了希望，努力和成功将变得毫无意义。

　　作为生命经历了一个世纪有余的百岁哲人，伽达默尔感叹人类度过了一次次战火劫难和各种深重危机；而面对当今遭遇到的前所未有的文明困境，他忧心如焚地发出了振聋发聩的惊醒之言：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所具备的可能性是有限的，如果世界按现状继续发展，这个世界就会完蛋。但需要指出的是，伽达默尔并不悲观，他的哲学理论始终是一种希望给人带来希望的思想理论。在伽达默尔102岁之际，他接受过一次被德国各大报纸刊载的访谈。在访谈中，伽达默尔重复最多的就是他人生最后几年中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学说”：“人类不能没有希望地活着；这是我没有任何保留地捍卫的唯一论题”。亨利希（Dieter Henrich）在伽达默尔102岁生日时，曾最后一次拜访其师。伽达默尔特别强调地告诉亨利希，人一定不能没有希望地活着。2001年9月11日，美国发生“9·11”恐怖袭击事件。在9月25日接受《世界报》的访谈时，伽达默尔表达了他的不理解，但依然坚定地肯定：“人不能没有希望地活着”。在已发表的伽达默尔访谈录中，就有标题为“人活着不能没有希望”这一访谈（2002年）。

　　关于“希望”问题，我国著名学者贺麟与张世英两位先生亦有相似看法。贺麟认为，真理不只是正确，而且是能够感动人的光明，要为艰难乃至黑暗人生带来根本的希望。张世英则更为明确地提出，要以“希望哲学”来替代传统的“概念哲学”（猫头鹰哲学），这种希望哲学就是一种要“突破固定的概念框架，超越现实、拓展未来的哲学”。在他看来，现实性的东西都是有限的，人的存在和活动意味着不断突破有限，人生应是一种不断突破现实有限性的活动，这种活动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希望。正是希望，使人不满足于和不屈从于当前现实，希望是主动的，它塑造和改变着人的命运。人生最高的希望是超越有限，达到无限，与万物为一。这种希望是一种崇高的向往，既是审美的向往，也是实践性反思的道德向往。

　　希望是“人的此在”的未来性，构成被此在显现的存在本身 

　　“希望”问题一直是未被西方古典哲学重视的问题。按照叶秀山先生的看法，“希望”是一种历史性思想方式的产物，它作为一个哲学范畴或观念，是古代希腊所欠缺的，即希望在古代希腊哲学思想中没有突出地位。恰恰是希伯来文明传入欧洲，才使信仰之存在所具有的时间性和未来性进入了哲学思想领域，“是什么”与“应当是什么”结合在一起构成了关于存在问题本身的思考，未来的“希望”不再处于存在之外，而就在人的存在之中。尤其是现代哲学家海德格尔的现象学与关于“人的此在”（Dasein）的实存性分析，使得存在问题的时间性、历史性鲜明地展现出来，存在成为一种拥有过去、现在以及未来的存在，“希望”就蕴含于通过人的此在而让存在本身（Sein）向人们发生和显现之中。质言之，“希望”真正与存在问题相互暗合，成为一种存在论意义上的问题。

　　伽达默尔既不是“乐观主义者”，也不是“悲观主义者”，而是一位谨慎性乐观的人，他“以乐观的态度穿越了如此危险重重的一个世纪”。在伽达默尔看来，悲观主义是不诚实的，生活充满希望。人们可能看到摆在自己面前的难以解决的问题，这让我们苦恼，但陷入悲观主义则有点不够诚实。这是因为，倘若认为一切都很糟，这恰恰是源于人们希望这是错的。退一步，即使生活本身不存在希望与否的问题，那么，也如让·格朗丹（Jean Grondin）所评论的，在为事情的幸福逆转而感到惊喜的秘密希望中，伽达默尔降低了自己的期待，即“人不能没有希望地活着”。1939年8月，伽达默尔在给其朋友卡尔·洛维特的一封信中就写道，“你看，我是以乐观的方式——没有原因——考虑社会的状况”。

　　在伽达默尔这里，“希望”问题并非意味着对上帝和未来生活的一种信仰。尽管伽达默尔总是对自己说，能够相信上帝存在应该是一个安慰。实际上，伽达默尔深受海德格尔思想影响，“希望”问题是一种生存论现象学与解释学的思考，是作为人类未来存在的某种“许诺”给人以信心，透出有信心的未来的曙光。伽达默尔指出：“存在是在场，并且所有在场的意识意指存在。科学的客观性是这种存在经验的最纯粹——当然也是最抽象——的满足。但是‘此’的存在要更多。它不仅是在过去的不存在与尚未在场的不存在之间的当下，而且不仅仅是我们称之为‘自我意识’的‘自身—当下’。这也是一种觉醒，在其中‘世界化着’（es weltet），就像在每个早晨那里一样。这是问之所及超出了所有当下，并且为自己打开了可能之物的发问。这是为不可言说之物寻找词语的言说，直到‘言语说着’（es wordet）并像是‘回答’一样，并且始终是希望，它知道尚未并且不是完全的期待——用赫拉克利特的话说：只有那些对未曾希望和不可希望之物有所准备的人，才能为他的希望找到满足。”由此可见，伽达默尔的“希望”是哲学的，从根本上说，又是实践哲学之存在性智慧上的。伽达默尔是一位对人类存在的现状和未来殚精竭虑的哲学家，其哲学就是一种要给人以希望的哲学。因此，德国哲学界对伽达默尔有过这样的评价：他是一个好的哲学家，因为他首先是一个好的人。薛华先生（与伽达默尔接触较多）的评价是，这位以哲学塑造自己的哲人，这位不平常的常人，携带和传达着一种消息，吸引我们向往一种值得坚守、值得向往与希望的东西。

　　于伽达默尔而言，解释学的实践哲学便是破解当代人类思想文化之一切“科学化、技术化”困局的希望所在，这种希望就来自人的自由的理性反思的批判力量，就源自人们对“奴斯”和善的追求，将“逻各斯”（logos）精神与“奴斯”（nous）精神结合起来，处理和掌握好绝对普遍性知识与非精确的变化的知识之间的平衡，并把一切科学知识都融合到人的存在和行为的“善本身”的思考中来。肯定理性自由批判，恢复实践理性反思，重建理解的实践哲学，这就是伽达默尔所强调的人类尚有未来和希望之思想根基。只要不存在发问的终结，哲学就不会终结；哲学不终结，人类就仍有前途和希望。解释学的实践哲学正是让人们去留心并共同负责起容含人类所有认知和活动于其中的普遍的未来的东西。要理解伽达默尔的希望思想，就要对其经典意义进行不断的理解、解释与对话。正如潘德荣所言，经典不仅是时代精神的体现，也是人类思想文化的流传物，蕴含着人的未来的理念与希望。倘若我们失去对经典的景仰之情，人类就不再有希望。

　　未来取决于如何被我们所理解，在实践理性反思中拥有“希望” 

　　德里达也关注和谈论过哲学的前途与希望问题，他认为哲学是不会有最终结论的，但不意味着哲学就是没有前途的，哲学就是前途本身，而人之存在的希望就在哲学的前途上。尽管哲学要考虑那些让它终结的东西，要考虑一系列有限的可能性，但谈论哲学的完结恰恰给哲学以机会，给思想以机会，它丝毫不同于死亡或终结。如果将这称为哲学，那么，哲学不仅有前途，而且只要存在前途，哲学就意味着前途，就意味着人类存在着希望。

　　海德格尔认为，解释学的任务是让每一个此在都关心他的存在，将存在传达给他自己，去追索困扰此在的自我异化。在解释学中形成的是这样一种可能性，此在最终能够理解自身并从这种理解中去实存。师从海德格尔，伽达默尔更是特别强调，人的存在意义和希望不在于有没有、需不需要一个“上帝”，而就在通过此在之理解的存在本身的自我表现，存在总是在对话中、在人的实际生命经验中得以自我表现。对解释学而言，重要的不是如何理解的问题，而是要求我们“去觉察那将我们联结起来的东西”，人类之命运和希望就取决于它如何被我们所决定和显现。伽达默尔一再重复此言：“我们应当就某种东西共同进行谈论”，从中似乎多少能理解这个时代要走出困境抑或面向不确定性的未来，人类还拥有的希望到底何在。虽然这不确定，但共同谈论、相互对话、理解或许就是伽达默尔所能想象到的最好的可能与希望。

　　“面向事情本身”，让希望与人类同在。理解是向他者及其理性保持开放，解释学的灵魂就在于越来越让人们承认“他人的看法可能是对的”。对自身的恰当理解正在于认识到人们从未成功获得对自身的理解，在人的生命的存在世界中，一切确定必然的知识都是可疑的，所有诉诸实证主义的思想模式都已经是过去了的，解释学不只是一种不同于精确性科学的精神科学的方法，而且是人认识世界存在的崭新方式，要重新激活蕴含共通感、对话、教化、历史性、实践理性和判断力等被长期遗忘的人文主义精神传统。解释学的实践旨向就在于，从深思熟虑的抉择与实践理性的普遍反思中确定共同的目标与存在的希望。伽达默尔从现象学解释学上反思了“技术几乎控制了我们生活一切”的思想根源，并基于新实践哲学范式重新向人们宣称人要有希望地存在以及希望之何在。保持理性的自由的批判思考，是哲学不可丧失的自身规定与思想前途，而将一切意义和知识活动置于人们相互理解、对话的人之存在的实践理性反思的共同性中，人们才会重新拥有“存在的希望”。

　　伽达默尔已离去二十余载，然其“以哲学表达西方命运”的“希望之思”，紧紧地与作为一个好的人（具有强烈的人类责任感、命运意识）的哲学联结在一起，其富有“中庸倾向”的解释学原则防止人们在“深度现代化”（高度复杂性的）中走向“激进”和“极端”，亦使其被视为“另一个时代的智者”而受到当下世界的广泛赞誉。让·格朗丹说，伽达默尔是受人文主义滋养的时代（而非渗透了我们今日文化的技术世界图景之时代）的最后一个见证人，他活过这么长时间的事实提醒我们，另一种文化、伟大的文化是可能的。伽达默尔的哲学希望，使人类在苦难历程中能保持着一种未来性思考，也将作为存在本身之意义理解深远地影响世界的思想、人的“此在”的生活和未来。尼采说：“也许，就算今日再没有什么东西拥有未来，恰恰是我们的笑还拥有未来！”虽然世界处于危险之中，但一切都会过去，让我们对未来保持微笑，对伽达默尔哲学致以敬意，思想不息，未来尚存，希望仍在。

　　（作者系安徽大学哲学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