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数字技术运用于教育史研究，促进了教育史数据库的建立、教育史料的数字化存储以及教育史学术研究成果的数字化传播。就教育史研究现状而言，数字化给教育史学科发展带来机遇的同时，也使其面临一些挑战。

　　其一，教育史料获取途径更加便捷，但容易造成史料的类型遮蔽。教育史数据库的建立是完善教育史学科基础设施的重要举措。数据库一般具有多种检索功能，只要输入关键字词即可检索数据库中所有相关内容，大大缩短了教育史料获取时间。由于教育史料数量太大，相关数据库建设尚不完备。比如，古代教育史典籍以及近代的教育期刊、杂志、书籍、人物日记等史料尚未完全数字化，在短期内也无法进行全文检索。尽管如此，相对于传统教育史料搜集，借助数字技术获取教育史料更加便捷。然而，在数据库检索带来便利的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此类数据库仅限于同类教育史料的检索，对于异类教育史料是很难操作的。这有可能会使在教育史研究过程中忽视反证材料，导致“检索依赖”对教育史料的解说脱离一定的历史语境。若要对数据统计分析结果作出更为细致深入的解释，进而勾勒出教育观念演变的线索，仍需依赖于研究者的创造性和综合能力。为此，教育史研究者在阅读与训练过程中，要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素养，形成教育史问题意识，具有辨别和分析教育史料的能力和驾驭语言表达的能力，在此基础上开展数字化教育史学研究。

　　其二，教育史学信息传递速度提升，但容易忽视信息传播的全面性。数字技术的发展影响了学术著作和刊物的出版与传播。当今日渐成熟的教育学和教育史著作、期刊论文库，以及教育史专题网站、社交网站公众号、微信公众号等，均与移动终端连接起来，使著作和学术论文一出版就会快速进入读者的视线之中。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教育史学术成果的传播速度，克服了教育史文献阅读过程中的空间距离，打破了借阅资格权限的限制，扩大了教育史料的传播范围。尽管数字化推进了教育史料传播的多元化和便利性，但不能忽视数字化教育史料传播过程中的不完整性，以及数字化教育史料信息源制作者和受众的有意识选择。如果教育史研究者只接受单线型、片面化的教育史料信息，会造成教育史研究的碎片化，进而不能全面了解教育史中发生的现象。这就需要读者和受众在鉴别信息时具有一定的敏感性和洞察力，以此探究教育史料及其背后存在的教育事实。

　　其三，教育史量化研究更加便利，但容易忽视“人”的历史书写。20世纪60年代，一些有经济学背景的学者开始有意识地使用经济学理论和各种数学方法来分析历史问题，促进了“计量史学”的形成与发展。随着历史叙事转向的兴起，计量史学受到学者的批判与质疑，即运用统计数字和数学模型来解释历史现象，以使复杂的历史简单化。尽管如此，借助计量史学，运用量化方法梳理史料，并得出历史研究的规律，本就是历史研究的应有之义。20世纪90年代，随着数字人文的兴起，量化方法重新回归历史学研究领域，特别是在特定的教育史专题研究方面仍具有优势。一方面，量化方法可以处理大量散乱无序的数据，从而更规范地揭示教育史现象背后的一些演变轨迹。比如，开展近代中小学的学校布局、高等教育入学人数的统计、学校各类学生数量增长、科举制度参考人数等量化研究，能够加快同类教育史资料搜集的速度，从而更加高效、精准地提取教育史料数据。另一方面，教育史专题量化研究的数据量很大，为确保关键数据的准确性，就需要教育史研究者在构建量化数据库时，深刻理解和把握原始材料并进行创造性归类和整合，而不是单纯将历史材料“电子化”。换言之，量化只是技术手段，根基仍是教育史研究者长期努力形成的功力和见识。然而，因量化研究注重数字和图表的呈现，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教育史专题研究失去了对“人”的核心关注，疏忽了对“人”的历史书写。人是史学研究的核心。对于教育史关于“人”的历史书写，要秉持公心，充分掌握存留于人间的教育史料，进而对许多看似混淆的教育事件提出一套有说服力的解释，对历史进行完整、生动而又优美的表述。这才是教育史学研究的核心要义。

　　概言之，数字化在给教育史研究带来机遇与挑战的同时，也给当今教育史学认识论提出了一些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比如，数字技术是否带来教育史研究意识思维层面的改革（全体数据的获得、混杂性信息的获取、史料之间的相互关系等）？现在的电子文献是否完全可视为第一手文献资料？当前，教育史料数据库已成为许多教育史学研究者重要甚至主要的史料获取来源。但电子文献的性质如何界定？在传统教育史研究中，有一手、二手文献史料，且较为容易区分，但在数字化时代，如何进行区分则存在一定困难。因为电子文献一般包括扫描原件和纯文本化后重新编辑两大类，前者又可分为选择性扫描和原件整体扫描件，所以不能做到信息的完全传递。电子文献与纸本文献的重要差别，正是在于信息的流失或遗漏。纸本文献能够将其承载的信息最大化地呈现给读者，而电子文献则是文献数字化处理后的虚拟再现，无论如何努力保存更多的信息，都无法与原始文本完全一样。那么，该如何界定电子文献的属性？查到的电子文献是否还需要与原始纸质文本文献进行对勘？上述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教育史学研究者具有一定的专业敏感性和专业洞察力。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近代中国教学论研究”（21FJKB004）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湖州师范学院教师教育学院、浙江省乡村教育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