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内尔-霍恩比（Mary Snell- Hornby）指出，翻译研究经历了语言学内部的语用转向，以及语言学外部的文化转向、实证转向和跨学科转向。而认知科学的兴起为探索人类大脑黑箱提供了新的工具，同时也将翻译研究推进到了翻译过程研究，带来了两种彼此互补的认知路径，即基于认知心理学、认知神经科学等学科的广义认知翻译学和基于认知语言学的狭义认知翻译学。狭义认知翻译学以认知语言学为理论基础，借助概念化、识解、范畴转换、隐喻和转喻等认知机制，为更精细化描写言语意义的建构和转换机制提供了工具。这种深入双语概念系统的研究范式，被认为比单纯研究表层的语码转换更为灵活，也更具阐释力。不过，正如奈达（Eugene A. Nida）所说，“翻译的实质在于用最贴切最自然的语言等效地传达原语的信息；首先是内容，其次是形式”。也就是说，对于译者而言，无论是对原文的理解还是对译语的产出，形义总是同等重要的。在翻译研究中，抛开语言结构谈意义、功能乃至文化要素的转移，与单纯关注文本的语码转换一样不可取。构式语法则同时注重形式和意义两个方面。构式本身也可以说是一种思维方式，我们不妨称其为“构式思维”。

　　交际中的构式思维 

　　近年来，构式语法逐渐成为语法研究的主流，这一路径主张以构式（规约化的形义配对体）作为描写人类语言知识的基本单位。构式具有形义交缠性，汇聚了语法、语用、社会和文化信息，为语言系统内外联通搭建了桥梁，是语言使用者进入社群规约化语言知识和共享经验的基石。翻译活动既涉及语码转换又关涉文化转移，构式则同时包含二者——翻译过程可描述为构式识别和构式转换。正如希曼斯卡（Izabela Szymańska）所言，“实际上，翻译研究中的语用转向和文化转向都已融合在构式语法（主要指认知构式语法）的形义匹配观、连续统观和基于用法观中，构式语法可望为描写和解释翻译经典问题提供统一框架”。

　　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认为，语言符号是能指和所指的集合体，前者对应形式，后者对应意义。构式语法学家则进一步指出，不仅词汇如此，就连各类语法知识（从词素到小句结构甚至语篇）也都是形义匹配体。迪肯（Terrance Deacon）基于种群特征指出，人类是具有符号性思维的物种。霍夫曼（Thomas Hoffmann）认为，“从更广义的符号交际角度看，人类交际具有构式追逐效应（effort-after-constructions）”，因此符号性思维是人类储存形义匹配体的心智能力。施春宏指出，“构式语法为我们认识世界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

　　作为一种思维方式的构式，广泛存在于人类交际中。构式思维反映了人们由语言形式关联意义、功能和语境信息的基本认知能力。从跨语言的角度讲，构式是概括性和变异性的辩证统一。前者指人类具有相同的领域一般性认知能力和大致相似的交际需求，后者指构式的规约化方式在不同语言中具有差异性。交际中的构式思维描绘了语言知识在人们长期记忆中的表征方式，包括形义的规约化关联、使用频率、使用的适切性等信息。

　　构式思维与翻译研究深度融合 

　　无论是单语交际还是跨语言交际（比如翻译活动），构式思维都扮演着重要角色。目前， 翻译实践和理论研究中的构式思维探索尚处于起步阶段，我们认为两者的深度融合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首先，构式思维与使用者的记忆力表征联系紧密，这为探索人类记忆力和双语加工的奥秘提供了窗口。翻译过程涉及译员长期记忆和短时记忆之间的互动。构式思维包含构式和构例的互动，前者存储于使用者的长期记忆中，而后者则主要对应语言的实际使用，因此同短时记忆密切相关。这为翻译的过程描写带来了新思路——译者在译文理解和译文产出的线性加工阶段所处理的是构例，而构例可能同时例示了多个构式，构式思维就会体现在译者的翻译决策中。

　　其次，构式思维为翻译本质带来了新见解。从跨语言的角度看，尽管人类具有相似的交际需求，但编码基本交际场景的语法构式在具体语言中的实现方式是存在一定差异的。比如，致使构式在英语和西班牙语中的实现方式就不一样。另外，由于各种语言的设计特征不同，语言系统中的形义匹配方式也存在差异。比如，汉语中大量的对言构式就很难在印欧语中找到对等的构式。并且，构式所激活的文化框架、语境信息、适切条件等也存在跨语言差异。对此，克劳夫特（William Croft）认为，“构式具有语言专属性”。这对于认识翻译本质不无启示。我们可以认为，在某种程度上，翻译就是译者克服构式阻抗（constructional resistance）的过程。因为在两种不同的语言中存在大量构式不匹配的现象，所以遇到构式阻抗就成了翻译中的常态。希曼斯卡将其描述为：“在译文产出阶段，译者很难产出这样的构例，它们既能在形式上和原文构例保持对应而不影响流畅度，又能在功能上保留原文构例的所有特征（如语义、语用、语篇、文体风格等）”。

　　再次，翻译研究的经典话题（如翻译单位之争、翻译对等、翻译转移、翻译腔、译文地道性、译者主体性等）可置于构式思维中获得再认识。比如，为实现译文的地道性，译者需要基于译语构式特征、使用频率等信息进行构式选用，以贴近译语规约化的自然表达。一种语言中的高频构式，在另一种语言中就有可能成为低频甚至是边缘构式。比如，汉语偏好对言构式，各要素等值并重；而英语则偏好主谓构式，各要素之间有明显的主次地位。从这个角度讲，深化翻译中构式思维的研究，还可以对译员素养评估、译员培训等现实问题提供解决思路。

　　最后，构式语法对语言数据进行了从边缘到中心的全覆盖，翻译研究也可以用构式思维统摄各类体裁的翻译问题。一些具有语言文化特色的体裁（如诗歌、文字游戏、对联、笑话等）向来是翻译面临的老大难问题，构式思维则可以为此提供合理方案。相同思路也可以扩展到一般体裁的翻译实践中。

　　构式思维与翻译研究双向互惠 

　　对于构式语法和翻译的过程研究而言，探索翻译中的构式思维具有重要意义。构式思维与翻译研究相向发展，呈现双向互惠的态势。首先，翻译中的构式思维将为验证构式的心理现实提供新的汇流证据。因为，倘若交际者的语言知识确实如构式语法所描述的那样，即心智语法表征为由规约化形义配对体构成的网络结构，那么，译者在处理翻译这项涉及两种语言系统和文化模式的复杂认知活动时，理应运用构式思维推进文本解读和译文产出。其次，翻译产品可以为验证构式语法理论提供直接语料来源。在这块新的试验田中，构式语法的诸多前沿议题（如构式网络的动态性、个体差异性、构式的语言接触等）可望找到新的突破口。最后，这种交叉研究将进一步推动跨语言构式的对比，有助于建立不同语种的构式库，推动构式词典的编纂，为机器翻译的发展提供新思路。

　　就翻译的过程研究而言，一方面，构式思维的提出对翻译过程的探索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以往狭义认知翻译学的翻译过程研究主要基于概念结构，关注翻译中的认知操作（如范畴转换、隐喻和转喻处理、概念整合、识解等），而现在的翻译过程研究也可以通过管窥“译者是怎样运用构式思维（如构式整体和局部构例的互动）进行翻译决策的”来实现。另一方面，探索翻译的构式思维可以进一步丰富对翻译过程的描写，同时也可以为翻译过程的实证研究提供新课题。认知科学为翻译过程研究带来了科学的研究方法（如眼动追踪法、脑成像、有声思维法、心理实验法等），未来可以运用这些研究方法进一步验证构式思维在翻译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如果说认知语言学与翻译研究的交叉领域早期主要是认知语义学和认知语法的话，那么如今构式语法又为翻译研究开辟了一块前景广阔的新领地。作为认知语言学和翻译研究的新交汇点，对于构式思维的探索可以推动翻译过程研究继续向微观层面延伸。将译文置于构式思维下加以审视，可以为管窥译员面临构式阻抗和处理翻译得失时作出决策提供新路径。

　　（本文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认知语言学视域下唐诗意义建构的转喻机制研究”（21GWCXXM－006）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