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葆华（1906—1978），四川乐山人，1926年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1931年进入清华大学研究院学习。1939年赴延安，任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教员。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年至1961年于中共中央宣传部从事马克思主义著作翻译工作，历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翻译、翻译组组长、编译处副处长，中共中央宣传部斯大林全集翻译室副主任。195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62年调任中国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任研究员，1978年9月病逝。他以诗歌为刀枪，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行径，激发群众抗日热情；以诗歌为媒介，记录解放区的新生活，让人们知道中国共产党才能代表民族的未来。他长期致力于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无产阶级文艺理论的翻译介绍工作，先后翻译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尔基、拉波治等人的著作，代表性译著有《马恩列斯论文艺》《苏联的文学》《列宁》《自然辩证法》《政治经济学大纲》《文学论文选》《论艺术》《新哲学大纲》《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等，代表性译介文艺理论著作和文章有《科学与诗》《现代诗论》《诗与宣传》《论传达》《诗的界说》等，出版诗集有《寄诗魂》《灵焰》《落日颂》《无题草》《生产之歌》等，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及新中国成立和建设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曹葆华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早期翻译家、传播者和诗人。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任务，而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学习宣传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必要前提。在当时翻译人才相对稀缺的条件下，曹葆华将“原汁原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带到了中国，翻译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普列汉诺夫等人大量的经典著作，为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在中国的传播，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学、文学、艺术学、逻辑学、军事学等思想理论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炙热的诗人梦想 不灭的理想追求 

　　在清华大学读书期间，曹葆华阅读了大量优秀文学作品，打下了深厚的文学基础，开始了白话诗撰写。1929年，出版诗集《抒情十三章》。1930年，出版诗集《寄诗魂》，受到闻一多、徐志摩、朱湘等新格律诗派诗人的关注。1931年，他进入清华大学研究院继续深造。在此期间，他坚持创作诗歌的同时，翻译了大量外国诗歌并介绍西方文学理论。1932年，出版诗集《灵焰》《落日颂》。1934年起，陆续在《北平晨报》的“诗与批评”专栏翻译介绍外国文艺理论，包括艾略特（T. S. Eliot）的《诗与宣传》、里德（Herbert Read）的《近代英国诗歌》《论隐晦》《诗的界说》等。1935年，毕业后到中华文化基金董事会从事专职翻译工作。同年，在《文学季刊》翻译发表了塞门斯的《法国文学上的两个怪杰》《两位法国象征诗人》《诗人拉佛格》等。1937年，出版诗集《巉岩集》《无题草》，翻译出版了I. A. 瑞恰慈的《科学与诗》，同时编译了收有T. S. 艾略特、I. A. 瑞恰慈、瓦雷里等人文学理论的《现代诗论》。

　　这一时期，曹葆华的诗歌创作才华进一步展现，先后尝试过新月派、象征派、现代派诗歌创作风格，均获得不菲成绩，成为清华园内“一般人所公认”的诗人。此外，他还大量翻译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理论和文艺批评，弥补了当时国内诗坛在理论方面的不足，增进了人们对西方诗歌创作的理解。这一时期的他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展现了对现实的关怀，这为他投身民族解放事业奠定了思想基础和专业基础。

　　以诗歌为号角 为抗战救国呐喊 

　　1937年“卢沟桥事变”的爆发，犹如一声惊雷，惊醒了沉浸于诗意表达中的曹葆华。随着对现实关注的深入，他内心中的民族危难之痛盖过了单纯的个人文艺理想，民族性的苦痛激发了他的爱国主义热情，让他的诗歌从张扬创作个体的转向中找到了着力点，他开始创作大量抗战诗歌，以唤起全民族的抗战热情。在进步文艺界“到大后方去开辟文艺”的号召下，他离开北平南下，回到成都，于石室中学任英语教师。在课余，他走上街头，走进百姓生活，积极参与集会、游行，与进步青年深入交流，迸发出无限的战斗热情。1938年元旦，他和沙汀、周文等作家成立了“文艺界联谊会”，以加强文艺界、新闻界爱国人士之间的联系，扩大抗战文艺阵地。同年，发表了《我们是诗作者》《未定题》等抗战题材的诗歌。在《我们是诗作者》中，他疾呼“我们是诗作者，/我们是文化人，/我们是战斗的一员。/我们峥嵘的头颅，/贮着五千年民族思想，/自由，博爱与平等；/我们宽厚的肩膀，/担着四万万人的志愿，/公正，幸福与和平”。（陈俐、陈晓春编：《诗人、翻译家曹葆华（诗歌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版）诗歌内容深刻、节奏鲜明、生命力蓬勃，展现了一个青年诗人为祖国前途发出的深沉怒吼，表达了民族、国家、人民遭受外辱的危难情形，诠释了中华民族不屈与抗争的坚强信念。同时，诗歌蕴含了他对自身和知识分子群体使命担当的思考，要为战士输送精神食粮，为群众敲响警钟，成为“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要通过书写和呐喊凝聚最磅礴的力量，唤起全民族的反抗。他彻底改变了以往偏好幻想和表达苦闷的空虚风格，放弃了纯粹个体的自我表达，不再追求形式上的隆重，而是追求言之有物，成了为团结抗日呼喊的革命战士。

　　1938年1月，中共四川工作委员会在成都建立。中共四川工作委员会积极利用《大声》《星芒报》《战时学生旬刊》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学校和救亡群体中产生了积极反响，影响力迅速扩大。曹葆华在与《战时学生旬刊》的接触中，对延安有了初步认识和了解，对中共产生了政治上和思想上的认同。1938年10月，武汉失守，抗日形势日趋严峻。1939年1月，国民党通过《限制异党活动办法》，进一步限制国统区共产党的进步活动，中共四川工作委员会开展工作面临诸多困难。1939年下半年，四川频繁遭到日军轰炸。面对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的双重压力，四川开始转移革命力量。1939年12月，在川康特委的精心策划和严密部署下，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借由“第二战区民族革命大学”来川招生的机会，撤离四川，奔赴山西，曹葆华即在此列。后因第二战区发生“晋西事变”，他们将目的地改为延安。临行前，他写道：“我仰向西北，/呼吸着新鲜空气；/我扛上行囊，/盼待那汽笛一吹；/灵魂燃烧着，/生命澎湃着”（陈俐、陈晓春编：《诗人、翻译家曹葆华 （诗歌卷）》），反映出他对拥抱新世界的渴望。

　　以革命野火点燃民族希望 

　　1940年夏天，曹葆华到达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任教。这一时期，他真正走进了劳动人民中间，化身为其中一分子，获得了思想的新生。他将延安赞叹为“伟大的西北/二十世纪的耶鲁撒冷”。诗集《生产之歌》记录了延安秋收、开荒的火热场景，虽然“手迸裂了/脚僵冻了/而心是热腾腾的”，他切身感受到了革命的烈焰越烧越旺，更加坚定了革命理想，“岭上有野火/正是希望/照亮上山小径/年轻轻快的脚步”。他决定“你不仅用笔/而且用手/在现代史页上/记下你的名字”。《生产之歌》还记录了百姓的生活，表现了民族蒙难时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透视出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必将恢复河山、必将不可战胜。《生产之歌》更记录了他对中共的赞美，对中国革命必将取得胜利的坚定信心，充满了革命的现实主义和战斗的浪漫气息，“我望见/黄河/无数民族好儿女/伸起臂膀/扛着旗帜/爬过你的背脊/走向中原/战斗/而流血/为了祖国/永远的呼吸”。更是在这一时期，他接触并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与理解，他在《生产之歌》中写道：“刹时回窑洞/一颗灯下/将翻读马克思……”

　　随着对中国革命的认识越发深刻、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了解越发深入，曹葆华决定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中国共产党，献给伟大的革命事业，遂于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0年，曹葆华开始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同年，新华书店发行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艺术》。1941年，激流社出版了曹葆华、蓝天翻译的拉波治和哈查瓦著《演员与导演》。1943年，华北书店出版了曹葆华翻译的高尔基著《苏联的文学》。

　　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前一个月，毛泽东约请延安文艺界人士交谈。曹葆华参加了毛泽东和鲁迅艺术学院教师的集体谈话。在谈话中，毛泽东开门见山地提到，“你们是主张歌颂光明的吧？听说你们有委屈情绪。一个人没有受过十年八年委屈，就是教育没有受够”。当曹葆华提到自己是四川嘉定人时，毛泽东说：“中国有两个嘉定，一个在四川，一个在浙江。四川的嘉定是一个水陆码头。”（于俊道、李捷编：《毛泽东交往录》，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听闻曹葆华曾在成都生活工作过，毛泽东又询问了成都名人“五老七贤”具体是哪些人？由于曹葆华只在成都居住半年就去了延安，只听说过“五老七贤”的总名称，并没有具体打听过是些什么人。毛泽东很快将话题转移到延安知识分子身上，强调要想创作出反映抗日战争的感人作品，就要深入百姓生活去观察、去思考、去沉淀，站在人民百姓的立场上才能写出好作品。随后，毛泽东还谈到了自己对于“人性、人类爱和同情”的理解，蕴含了对大爱和小爱的辩证思考，突破了对同情的狭义理解，强调了革命性和人民性。这次谈话对曹葆华可谓振聋发聩，让他对“什么是艺术”产生了更为深刻的思考，摒弃了所谓“精英意识”，他的创作更加贴近人民大众，更加服务于工农群众，自觉用马克思主义信仰指导自己的全部创作实践。1942年5月，曹葆华受邀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他更加明确了文艺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坚定了文学艺术服务于人民大众的原则。

　　以革命理论助推革命实践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作政治报告《论新阶段》，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问题，强调学习的重要性。他指出，我们的任务“是领导一个几万万人口的大民族，进行空前的伟大的斗争。所以，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并呼吁在全党开展学习竞赛。在此背景下，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成为一项重要工作。这一工作需要对马列经典著作进行翻译和传播，需要一批精通外语的知识分子加入。1943年5月，中共中央做出《关于一九四三年翻译工作的决定》，强调“翻译工作尤其是马列主义古典著作的翻译工作”的极端重要性，要求将翻译工作“当作对党最负责并必须按时完成”的高度对待。这为曹葆华从诗人向翻译家的转变提供了契机和基础，他个人思想的转变和党的需要形成了内在契合。

　　1944年1月至1949年，曹葆华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他将全部精力投入到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工作中。1946年，新华书店晋察冀分店出版了他翻译的《新时代的曙光》。1947年，华北新华书店出版了他翻译的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1948年，华北新华书店出版了他翻译的斯大林的《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和列宁《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1949年，华东新华书店出版了何理良翻译、曹葆华校对的《苏联合作社》。同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曹葆华翻译的列宁的《土地问题理论（上）》《俄国资本主义底发展》和《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出版了曹葆华、于光远翻译的《劳动在从猿到人过程中的作用》，解放社出版了曹葆华翻译的斯切潘诺夫主编的《联共（布）历史研究提纲》，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了曹葆华翻译的斯列波夫主编的《党的建设教程大纲》。这一时期，曹葆华所翻译内容涉及革命道路的选择、土地问题、关于党和国家的学说等，大大促进了革命工作的开展。

　　曹葆华为了翻译呕心沥血，随时随地投入到紧张工作中，始终奋斗在文化战线上。据严有强、曹忠侃回忆，“有时在老乡的窑洞里工作；有时干脆在窑洞外面的空地上。他就这样不停的翻译着。从陕西转移到山西临县，又迁徙到河北阜平县陈兰庄，1948年之后到了西柏坡……他走到哪里，就把翻译工作带到了哪里，从未间断过”。（陈俐、陈晓春编：《诗人、翻译家曹葆华（史料·评论卷）》）即使在最艰苦的环境中，他也坚持着高强度的翻译工作；即使在最危急的条件下，他也随身携带着大量马克思主义理论经典著作。可以说，翻译马克思主义理论经典著作几乎成为了他生命的全部。

　　以赤子之心建设新中国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草案）》，强调“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必须极大地加强起来。这是提高干部、改进工作的根本方法”。部署了三步走的学习计划，即“第一级，学习政治常识。第二级，学习理论常识。第三级，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著作和毛泽东的理论著作”。因此，翻译出版更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形成系统化的理论体系，是学习工作展开的必要前提。在此背景下，曹葆华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了翻译工作中。

　　1950年，解放社出版了曹葆华和施宾翻译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提纲》以及曹葆华和于光远翻译的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导言》，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曹葆华和张企翻译的斯大林的《略论党内意见分歧》、张仲实和曹葆华校译的《列宁、斯大林论中国》、曹葆华和谢宁节翻译的斯特罗果维契著的《形式逻辑与唯物辩证法》。195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曹葆华和关其侗翻译的《恩格斯论住宅问题》、季羡林和曹葆华翻译的《马克思论印度》，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出版了曹葆华和毛岸青翻译的《民族问题与列宁主义》，青年出版社出版了曹葆华和毛岸青翻译的《联共（布）关于青年工作的两个决议》。195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曹葆华和毛岸青翻译的列宁著的《我们究竟拒绝什么遗产》、曹葆华翻译的《恩格斯军事论文选集第六分册：普法战争》和斯大林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95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曹葆华翻译的《苏联文学艺术问题》和马克思的《论文艺》。195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曹葆华翻译的赫路斯托夫的《战争》和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及尤夫楚克的《杜布洛留波夫》、曹葆华和曹岷英翻译的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序言》、曹葆华和林木翻译的齐林的《鼓动》，华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曹葆华和张礼修翻译的列宁的《关于无产阶级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态度的报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了曹葆华翻译的帕·费·尤金等的《〈共产党宣言〉一百年》，新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曹葆华翻译的《研究高尔基创作的几个问题》。195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曹葆华翻译的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大工业国内市场形成过程》及曹葆华和徐云生翻译的伊凡诺夫的《苏联文学思想斗争史：1917—1932》，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曹葆华、王易今等人翻译的斯大林的《回忆列宁》，时代出版社出版了曹葆华翻译的卡尔加洛夫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论战争、军队和军事科学》。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曹葆华翻译的高尔基的《文学论文选》、曹葆华和程代熙等翻译的《马克思恩格斯论浪漫主义》。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曹葆华翻译的《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与共产主义》《列宁论文学》《斯大林论文学与艺术》。196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曹葆华翻译的席勒的《论朴素的诗和伤感的诗》。

　　从上述翻译成果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后的10年是曹葆华翻译的黄金期，他工作量之大和涉猎范围之广令人赞叹。他翻译的成果有的成为当时学校的重要教材，有的成为干部培训的重要资料和新中国文艺理论体系建构的重要支撑。可以说，他不仅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经典著作的翻译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方面作出重要贡献，更对推动理论教育，深化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探索作出重要贡献。

　　据曹葆华之子曹中德回忆，曹葆华在和毛岸青共同翻译马恩列斯经典著作时，二人对译文的要求极高，经常彼此切磋，字斟句酌。毛岸青在苏联学习、生活多年，俄文十分流利，阅读理解能力超出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翻译室的工作人员，但中文相对薄弱。而曹葆华的俄语是在延安窑洞里学的，虽然在1953年到哈尔滨外国语专科学校专门进修俄语，但口语较为薄弱。两人在相互学习、相互配合下，翻译了一批包含科技思想、文艺理论、书信等介绍斯大林的重要成果。

　　老骥伏枥投身四个现代化 

　　1962年，曹葆华调到中国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任研究员。在中国科学院工作的十余年，他将精力集中于文学理论研究，翻译了大量社会主义文学理论著作。196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曹葆华翻译的布拉德的《莎士比亚悲剧的实质》和日丹诺夫的《论文学与艺术：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报告》。196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曹葆华翻译的席勒的《美育书简》。196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曹葆华和徐仙洲翻译的莫尔根的《论约翰福斯塔夫爵士的戏剧性格》，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李立三、曹葆华、齐望署、毛岸青翻译的《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了曹葆华翻译的普列汉诺夫的《论艺术》。196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曹葆华和渠建明翻译的高尔基的《文学书简（上册）》和《文学书简（下册）》。1973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了曹葆华翻译的普列汉诺夫的《论艺术：没有地址的信》。这一时期，曹葆华的成果不仅翻译介绍了作品内容，还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去审视、反思所翻译作品，对作品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与评述。他所翻译的作品及其作出的评价，对今天的翻译与文化创作依然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文革”期间，近三十年没有写诗的曹葆华又一次拿起了笔，写下数十首诗痛斥“四人帮”。之后，曹葆华又振奋精神，拖着病体全身心投入工作，直到1978年9月病逝。据巴金回忆，“就在他逝世前十天，出版社的同志来告诉他这本书已列入出版计划”。（“这本书”即《普列汉诺夫哲学通信第五集》，出版时更名为《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五卷》——编者注）曹葆华得知这一消息后夜不能寐，连夜将散乱的篇页一一核对并整理好。高强度的工作让本就病痛缠身的曹葆华吃不消，但即使眼睛看不清楚了，脚站不稳了，拿着书稿的手颤抖了，甚至于心脏病发作了，他也没有休息，靠服药坚持到把全稿整理完毕。“他去世前一天晚上还说要校对另一部译稿（席勒的《美育书简》）。临终前一个小时他还兴致勃勃地说：‘我的书已经列入国家计划。要早日交稿，如果身体吃不消，每天看五分钟，也要坚持下去。’说完他便走进里屋坐在藤椅上休息。”他在休息时保持着手拿眼镜的姿态，好像随时准备投入到工作中。然而，这次他再也没能醒来，这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家在他最钟爱的工作中永远合上了双眼。1984年，曹葆华遗著《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五卷》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发行。

　　曹葆华逝世后，《人民日报》给予他高度评价：“长期致力于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无产阶级文艺理论的翻译介绍工作。为在我国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作出了贡献。在党的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曹葆华同志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粉碎‘四人帮’后，曹葆华同志心情舒畅，精神振奋，顽强地带病坚持工作，努力以自己的翻译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贡献。”曹葆华在1975年6月的诗作中曾这样概括自己的一生，“一颗红心走西北，/出没烽火四十年。/山腰挥锄辟天地，/窑洞点灯翻经篇。/炮火轰杀不知死，/灵魂改造似登天。/世界战鼓又催紧，扛着红旗列队前”。

　　曹葆华的一生是真正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奋斗的一生，尤其是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及宣传研究、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兴旺繁荣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他所编译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对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及现实意义。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