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面临的基本关系之一。从人类出现时起，人就在与自然的交互中生存、生活，并在这种交互中认识自我与世界，逐渐形成了关于人、自然以及二者关系问题的观念与思想。在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儒家和道家都将人与自然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看待，强调人与自然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生命共同体”。大体来说，可归纳为三个维度：基于物质需求而相结合的生存共同体，基于人类情感外扩而相结合的情感共同体，为获得人生意义与价值而相结合的道德共同体。
人与自然是“生存共同体”。对人而言，自然不仅仅是客观的物理环境，还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家园，它为人类的生存、发展提供了基本的物质保障。人与自然发生联系，最基本的目的就是满足人的生存需要，获取维持自身存在的资源。因此，人与自然的结合首先就体现为一种基于生存需要的共同体，人通过合目的性的活动来满足自身的需求。但是，如果人类为了自身需求而过度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那么不仅会对自然造成影响，人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也会面临巨大挑战。
在严重依赖自然资源的农业社会，古人很早就明白，在获取自然资源时，仅仅考虑自身的生存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考虑人与自然作为生命共同体的整体生存与发展，由此形成了相关的基本态度与行为准则，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节用思想。《荀子》云：“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鳝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荀子主张，在获取自然资源时，要以保障自然物种的繁衍生息为前提。草木开花生长的时候，不能进山砍伐幼苗，各种鱼类怀孕产卵之时也不能捕杀。对自然要取之有“时”，用之有节，以保证物种不断绝。同样，在从事农业生产时也要尊重自然时律，使自然源源不断为人类提供饮食、衣服、居室之所需。孟子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
节用思想强调“节用谨时、因时制宜”，体现了古人将人与自然作为生命整体的观念。古人认识到，只有在保证自然生命不断绝的前提下，才能保证人类所需资源充盈富足，人与自然是相待相成、命运与共的关系。因此，人与自然的结合虽然以人类的生存为出发点，但最终走向的却是人与自然共生、共存，成为彼此休戚相关的“生存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人与其他生命都不是以个体身份出现，而是以“类”的角色立于天地之间。个体生命都会消逝，但只要我们以适当方式对待自然，不仅有助于人类的生存、繁衍与生活，还会促进作为“类”的自然生命的生存与发展，从而维持整个“生存共同体”的存有、发展与繁荣。
人与自然是“情感共同体”。尽管人与自然共同体的形成源于人的需求，但这并不意味着人就是高高在上的主宰者。恰恰相反，人类与自然结合为共同体体现了人类情感的自然延伸。人类不仅会对同类产生情感，也会对自然物产生情感。孟子讲“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与生俱来的恻隐之心不仅仅是对人类而言的，更是对所有生命而言的。“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意思是不用大网打鱼，不射夜宿之鸟。这不仅是出于稳定地获取自然资源的考量，其中还包含了对于自然生命的仁爱之心。人具有强大的共情能力，同理心使人将人际的情感投射到其他自然生命身上，这是人类情感本能的外扩。
事实上，人对自然所流露的情感是十分丰富的，既有对壮美河山的欣赏与赞叹，也有对强大自然现象的崇拜与敬畏，当然还有对自然生命的关爱与同情。在儒家看来，人对其他生命最重要的情感就是仁爱，“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由亲亲到敬长，再推及他人与万物，仁爱之情自然延续至其他生命体。基于恻隐之心，人类产生了我与自然物同为生命体的意识，并由此形成了应该爱护自然生命的观念。张载的“民胞物与”思想将人对自然生命的仁爱之情进一步转变为稳固的亲情联结。《西铭》曰：“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张载将天地看作一个大家庭，天地是人与万物共同的父母，所有人类都是我的兄弟姐妹，所有事物都是我的同伴。那么，其他生命对我而言，就不仅仅是外在于我的存在，而是我的“家人”，我对万物的情感也不仅是简单的、泛泛的关爱，而是类似家庭共同体中最重要、最紧密的亲情。如此一来，人对自然生命的仁爱情感被进一步道德化，从自然层面上的情感流露转变为应然层面上的道德要求。
人与自然是“道德共同体”。在茫茫天地间，人是所有生命中最独特的存在。人虽然是生命共同体中的一部分，却是最特殊的一部分。作为“得其秀而最灵”者（周敦颐语），古人很早就确立了人在天地之间位列“三才”的位置，承担着“为天地立心”（张载语）的使命。在儒家看来，人之所以如此高贵，就在于人有道德，而人的道德依据不来自别处，就来自“天”。《周易》云：“天地之大德曰生”（《系辞下》），天地最大的德性便是孕生万物。在儒家思想中，天地是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的生命体，孕生了宇宙间的所有生命。天道运行，化生不止，孕育万物生命的进程就是天道的具体呈现，天道也因此具有“生生”之德。既然人与自然作为整体同处在天道运行的进程中，那么人也应该服从天道的规律，继承天道的“生生”之德。
儒家将对自然生命的仁爱精神作为基本的道德原则，并将其根植于上天的“生生”之德中，这就为儒家的生态伦理找到了本体论依据。在儒家看来，人道与天道是相互会通的，在人为人道，在天为天道，人道来自天道，天道是人类道德准则的来源和依据。那么，对自然的尊重与爱护就不仅是出于生存和情感的考量，而且体现为一种应然的道德要求。这既是天道“生生”之德在人身上的具体落实，也是人上达天道、获得自身道德价值的重要途径，亦是一种将生命整体主义与境界个体主义相结合的生态仁学理念。人与自然生命构成了“道德共同体”。在这个道德共同体中，人通过爱护自然生命，践行仁德，体悟天地之广大，通晓变通之精蕴，将“生生”之德内化于自身生命中，终极目标是成就自身的理想人格，达到“天人合一”的人生境界。
综上，儒家伦理思想中包含将人与自然作为生命共同体的生态伦理意蕴。儒家关注的是人与自然作为生命共同体的存有、繁盛与延绵。在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中，生命之间联结的纽带不只有生存的需求，还有人的仁爱之情，更有成就生命价值的仁爱之德。生存、情感与道德构成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三个维度。事实上，生存、情感和道德也是人之为人的三个重要需求。可以说，人与自然作为生命共同体不是哲学家的理论建构，而是现实中人的活动的必然结果。如今，“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命题，挖掘、分析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的“生命共同体”理念，对我国生态文明实践和理论构建具有积极的启发意义。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伦理认同研究”（20&ZD037）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