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儒学发展过程中的多次转折与演变，儒家自然哲学思想也发生着相应变化。而在这些变化当中，被称为“天崩地裂”的明末清初无疑是一个令人瞩目的历史阶段。这一时期，儒家自然哲学的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复杂情形：心学衰颓、明清易代、西学东传。西方自然哲学的传入，同儒学内部的自我更新，如“崇实”的价值转向、“格物致知”论的发展、气论的兴盛等巧妙结合，引发了儒家自然哲学在形下学的知识观、思维方式，形上学的天道观、宇宙论等多方面的变化。
梁启超将明末清初的学术变迁称为“大反动的成功”，此“反动”的典型性，不仅在于儒学内部的学风转变、中西学的遭逢，更源于此两种情形的独特纠缠。基于纠正时弊、总结明亡教训的需要，明末清初的儒士纷纷展开对王学末流空疏学风的反思。无论是王夫之的“敦尚践履，不务顽空”，还是方以智的“虚易而实难”，都体现了儒家“由虚返实”“经世致用”的价值转向。这一始自儒学内部的“崇实”诉求也使得入传西学的融入更为顺畅。在此双重因素的影响下，儒家自然理性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彰显，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儒学重要概念“格物致知”论的新发展，它为儒家自然哲学的转向开辟了重要路径。明末清初的实学思想家进一步发展了程朱“世间之物，无不有理，皆须格过”的格物观，一方面将有益于民生日用，但一直被儒者视为“末务”的技艺知识凸显了出来；另一方面，将对自然知识的掌握视为“知天理”的重要途径。于是，此一时期的格物之风不但强调自然知识的积累，而且更加注重新知识的接受，这为容纳西学当中的自然科学知识提供了理论基础。明末清初传入的西学知识非常多，其领域遍及天文、历算、医药、机械等多个门类，其中许多都是颠覆儒者固有认知的科学新知，如地圆说、地震解、冰雹生成等。
明末清初儒家自然哲学转向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传统自然哲学思维方式的变化，这一过程是伴随数学地位在价值层面的提升而进行的。自元代之后，中国数学发展呈衰落之势，但在明清之际，数学“经世务、类万物”的重要作用再次引发自然哲学家的关注。他们所强调的关乎性命、经济的内外之学，如天文历算、医药物理等，均与数学有极为密切的关联。更重要的是，利玛窦等来华传教士也尤为强调数学的价值，他们将中国传统数学的主要缺陷归因于实用性过强、逻辑严密性不足等。因此，数学作为他们非常看重的理性科学，就被其视为转变中国人思维方式的重要手段。虽然西方传教士的目的是让中国人借由逻辑而明了上帝的存在，但是其实际结果是引发了明清之际数学研究的小高潮。其中徐光启对《几何原本》的翻译与推介可视为一个标志性事件。他对西学所展示的“缘数求理”“探原究尾、步步推明”“理、义、法、数”的严密逻辑思维体系十分推崇，甚至给予“举世无一人不当学”的高度评价。如果说“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是中国自然哲学“穷理”的障碍，那么对数学的强调就为“数”与“理”之间搭起了一座重要桥梁。
到了清初，这种“数”与“理”之间的联结更加紧密，此转变与康熙皇帝对数学的大力提倡密不可分。康熙皇帝在清初历法之争中深切感受到中国科技发展的种种不足，遂开始大力向传教士学习西方科学，而数学就是他学习的最主要内容。康熙皇帝批判历代儒者不穷数理，只图末节，导致“后世数学茫然不传”。他强调“数学穷万物之理”，甚至还将“物必有理，而理以数显，数以理神”的内容作为殿试考题向儒士发问。由于统治者的倡导，梅文鼎等自然哲学家进一步探究数与理之间的重要关系，甚至强调“数外无理”。另外，在这种由“数”寻“理”的过程中，为了更准确地寻求“当然之象”同“所以然之故”与“不得不然之理”之间的联系，实证、实验、实测的方法也被重视起来，这对中国传统自然哲学轻视实证、好作臆断的思维方式，也是一种纠正。
相较于形下学层面的知识观、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变化，明末清初儒家自然哲学在形上学的天道观、宇宙论方面的转向似乎不够清晰。实际上，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一直没有停止过对中国的“理”“气”“阴阳五行”等学说的批判，而且对形上学层面的改造，一直是他们最为看重的。例如，利玛窦在《乾坤体义》中对西方自然哲学的宇宙物质生成理论——“四元素说”作了重点介绍，他一方面将其与中国的五行说进行比较诠释，另一方面，却不断从中国典籍中寻找证据来对五行说进行批判。这种“小心翼翼”的谨慎，恰恰说明西方传教士深知改变中国自然哲学天道观、宇宙论的重要性与困难程度。在四元素说的影响下，徐光启、杨廷筠、熊明遇、方以智等儒士都对阴阳五行学说进行反思与批判。其中，徐光启在解释天文现象，如预测晴雨等问题时，就用四元素说代替传统或根据星相或用阴阳五行术数来占候、占雨的方法。熊明遇也倾向用四元素说来解释天象，譬如在对冰雹成因问题的探索上，就颠覆了传统“蜥蜴生雹”“龙鳞成雹”等解释模式。儒家自然哲学因受“天人合一”观念的统摄，一直存在天道观、宇宙论同道德伦理观纠缠难分的问题。面对西方自然哲学在宇宙构成、万物生化等问题上对儒学的冲击，儒士常会在西学的影响下弱化天象与道德政治关联的解释模式，这为儒家自然哲学增加了相当的理性成分。
因明末清初儒家自然哲学的转向有着复杂的社会、学术背景，促成转向的因素众多，转向的表现也呈现多面性，因此难以避免会产生诸多矛盾冲突，如新旧价值观转换冲突、新旧知识体系冲突、中西文化信仰冲突等。这些冲突中最为激烈的就是儒学同西学的碰撞。对于儒学同异质文化之间关系的处理，最为激烈的是杨光先等儒士，他们对待西人、西学的态度是“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不可“以其器具之精巧而昵之”，即排斥包括西方自然哲学知识在内的一切形式。但此种激烈的对抗并非这一时期对待西学的主流，因为即便是杨光先等激烈的西学反对派，也承认西方科学之“精”。如此，以西学之“精”来补中学之不足的会通与调和，显然就是一种更为有利的路线。但是无论如何，在东、西方自然哲学的交流中，知识与价值的冲突始终存在。因为双方皆有一个强势且明晰的“形下—形上”认识论模式，其区别就是中学为“格物→穷理→知天理”，而西学却是“格物→穷理→知天主”。无论是“镕彼方之材质，入大统之型模”，还是“西学中源”说，都是这种矛盾产生的必然结果。于是，两种文化在交流碰撞之时就呈现出形上学层面变化缓慢，甚至迥然相异，但形下学层面可以顺畅通融的结果。然而，此种“形下—形上”层面交流程度的差异性，令中西自然哲学的会通最终难以真正深入。当价值信仰层面出现激烈冲突之时，形下学知识、方法等层面的互通互融也会被迫中断。其中，最显著的例子就是中西礼仪之争后，儒学与西学的交流归于沉寂。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明末清初儒家自然哲学转向研究”（22BZX068）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哲学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