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学作为朱子全部学术的结穴或中心所在，其独特的价值早已引起学界的关注和重视，相关研究成果迭出不穷，使得若无新的视角、材料和方法，很难在这一肯綮领域有所突破和创新。北京师范大学许家星教授的新作《经学与实理：朱子四书学研究》（以下简称《经学与实理》）以辨之极精、言之极切、引之极详、证之极明的鲜明特质，将朱子四书学的历史原貌贴切而易晓、清晰而翔实地呈现出来，相当程度地革新了我们把握和理解朱子四书学的理论框架和认知结构，成为这一领域的又一力作。之所以这么说，在于是书始终遵循“以朱解朱”原则，恪守和落实朱子“不用某许多工夫，亦看某底不出”的警策之语，以“回到朱子”的方式提揭出朱子四书学的理论旨趣、诠释方法、主导问题和价值取向，颇有“考朱子四书学之端委，盖莫备于是书”之地位和价值。具而言之，是书撷取朱子四书学之治经进路，并引以为自身的特色之处在于以下三个层面。
第一，考据与义理的统一。众所周知，汉学重训诂，宋学推义理，而朱子的四书学则是绾合考据与义理的典范。他没有“视汉儒之学若土埂”的狭陋之见，反倒是对汉儒之学给予有限度的肯定，既赞赏“汉魏诸儒正音读、通训诂、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又批评“汉儒一向寻求训诂，更不看圣人意思”，故而他主张“解经，只要依训诂说字”，“本之注疏以通其训诂；参之释文以正其音读；然后会之于诸老先生之说，以发其精微”，也就是要统合训诂和义理。朱子将此种经学观落实到对四书的解读上，成为其四书学的一大特质。《经学与实理》忠实地秉承了朱熹的这一治经理念。作者在自序中直抒学术旨趣道：“本稿以文本分析为主”，缘由即在于“文本是一个思想者思想的结晶，离开了对文本的深入解读，就不可能真正走入思想者的生命世界；离开了对文本的真切体悟，一切宏大叙述都不过是造塔于沙”，这一思路恰恰与“汉儒解经，依经演绎”之精神若合符节。依循这样的原则，氏著在文本考辨、字义疏释等方面颇见功力。如针对《大学章句》“诚意”的注文到底是“一于善”还是“必自慊”，氏著综合《朱子语类》《文集》以及历代注本，指出宋元各家版本主采“一于善”说，而“必自慊”说则在明清时期居于主导地位。当然，考据训诂只是治经的第一步，更为重要的是抉发圣人之意，氏著显然有此理论自觉。如在辨析朱熹“自欺”之意时，氏著仔细考辨“自欺”的来源以及朱子对“自欺”注文的九处修改，将繁杂的“自欺”之义分为两大类：有意之欺和无意之欺，并总结出朱子之修改并非漫无目的，而是始终在“善与恶”的视域下展开辨析。显而易见，氏著之所以能创见迭出，很大程度上在于其详密的考证工夫，以个案的形式佐证“训诂明而后知义理之趣”的合理性。
第二，动静交错的视角。以往的朱子四书学研究多是采取静态的方法展开，将朱子四书学视为一成不变的论域来辨析和研究，这就忽略了朱子四书学的变动性和复杂性，无力还原和揭示朱子四书学的历史原貌。氏著则有意补偏救弊，无论是文本的考辨还是义理的辨析，皆从动态的角度给予观照，极为清晰地展示出朱子四书学的动态变化过程，提醒我们注意朱子四书学的历时性、阶段性特征。这里试举几例，以观其详。如在四书学文本上，氏著详细梳理了朱子四书学文本的流变、刊刻过程，不仅指出“朱子四书的形成大致可分为五个时段：启蒙期、准备期、初步形成期、成熟期和完善期”，而且提出了朱子并未合刻《四书集注》的创见。又如，对朱熹仁说的辨析，作者同样以动态的眼光梳理和考察了朱熹不同时期对“仁”的解释，指出朱熹对仁的界定先后经历了“心之道”“性之德”和“心之德”的转变，使我们看到朱熹的仁说定论绝非是一蹴而就的，中间经历了相当复杂的修改过程。如此个案，数不胜数。正是基于这样的视角自觉，本书的观点不仅新意十足，也更加贴合朱子的思想实际。作者采取动态视角的根本目的在于让思想回归于历史，追求思想的真实，但并未矫枉过正，单纯从动态的角度来考察思想，而是有动有静，动静结合，既有动态、历时性的考察，也有静态、超越性的分析。如在分析朱子对“忠恕”的诠释时，作者不惜笔墨，着重推阐“忠恕”思想所蕴含的超越性意义，这一指向恰恰是哲学史研究的题中之义。要之，氏著用历史还原式的手法，融合超越性的关怀，结合思想史和哲学史的方法，用动静交错的方式抉发朱子四书学的意蕴，使得朱子四书学的理论图景焕然一新。
第三，经学和哲学的一体。依经立说作为话语建构和意义生成的方式，是中国经学固有传统，朱子亦概莫能外。他曾明确表明自己的治经立场，即“刻意经学，推见实理”，也就是经学和哲学的浑然如一。钱穆对此亦有敏锐观察：“盖自有朱子，而后使理学重复回向于经学而得相绾合。”《经学与实理》之主标题择用朱子本人之言“刻意经学，推见实理”来命名，既紧扣朱子四书学的特质，也传递出作者的学术立场。在行文当中，该论著对经学与哲学的关系有着出色的理解和贯彻，它没有采纳胡适所确立的“经学与哲学，合之则两伤，分之则两受其益”的对说关系模式，而是力主“经学为哲学的表现形式……哲学为经学的实质内容”，并指出以往研究四书学的路径多是以哲学诠释为主，经学为辅，无法忠实地还原和呈现朱子四书学的思想原貌。有鉴于此，氏著将“融合经学诠释与哲学诠释”作为诠解的基本原则，并始终将哲理的阐发建基于对经文原意的探究，真正做到了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彻底践行了朱子本人所推崇的“理在经文内”的释经原则。如在对朱子“学”的解读中，作者依循朱子解语，将“学”分解为“何为学”“如何学”“学何乐”“学何为”四个层次，清晰地抉发出朱子论“学”的内涵和面向。再如，对朱子“克己复礼”的解读上，氏著对比朱子不同时期的四书学文本，指出朱子对两者关系的界定历经直接等同为一到不可等同为一的转变，并将两者关系定位为对说关系，显豁出朱子本意。尤为重要的是，这些推阐并未溢出文本之外，而是始终在文本框架内进行释读，也就是将“文本分析与义理解释融为一体”。
钱穆曾指出：“研究朱子学之方法，则莫如即依朱子所以教人读书为学之方，以读朱子之书，求朱子之学。”《经学与实理》一书最大的特色和价值即在于此。当然，金无足赤，是书同样有些许不足之处，如对朱子四书学中所涉及的三教辨争、朱子四书学在海外的接受和传播、朱子四书学与朱子易学之间的义理关联等肯綮问题着墨甚少，仍有进一步补充的空间和探讨余地。但无论如何，本书所呈现出的切近精实、纯正缜密、开阔视野，将朱子四书学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为以往朱子四书学研究所未见”，相当程度上改变了我们对朱子四书学的理解和认识。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