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方勇先生于2012年10月22日在《光明日报》发表《新子学构想》一文，率先提出建构新子学的设想以来，关于新子学的讨论成为学术界持续关注的热点话题。但是，绝大多数讨论都只是表达对方勇先生的支持，缺乏实质性价值，使得关于新子学的讨论到目前为止依然只是学术界的一个“话题”，而没有多少有价值的学术成果出现。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应该在于方勇先生及其拥护者没有给予新子学以准确的界定，从而使得学者们无法立足于新子学概念建构出新子学。

　　回到传统子学概念

　　方勇先生所言的新子学概念无疑是从子学概念而来，我们认为要想准确界定新子学，就得从子学概念说起。关于子学概念，学术界有两种说法，一种是传统的子学概念，一种是冯友兰先生所言的子学概念。我们先来看传统的子学概念：“一指先秦至汉初诸子百家学术之总称。一指研究诸子思想的学问，内容包括对诸子及其著作的研究，佚子、佚书的研究，历代学者研究诸子的研究等。晋以后，诸子学的研究对象有所扩大，包括后世的著名哲学家在内”（严北溟：《哲学大辞典》中国哲学史卷）。由这个定义可知，传统的子学概念有两层含义，相应的，建基于子学概念的新子学也应该有两层含义。当子学“指先秦至汉初诸子百家学术之总称”时，新子学就应该指当今哲学家、思想家的学术，也即指当今哲学家、思想家的哲学和思想；当子学“指研究诸子思想的学问”，并且在晋代以后泛指研究历代著名哲学家、思想家的哲学和思想的学问时，新子学就应该指当今学者研究先秦诸子乃至历代诸子的学问。

　　接下来，我们再看冯友兰先生对于子学概念的界定。冯友兰先生在其两卷本的《中国哲学史》中，将中国古代哲学划分为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认为从春秋到汉初属于子学时代，由董仲舒开始到清代属于经学时代。其所谓子学乃是指先秦至汉初诸子之学，相当于传统子学的第一层含义：“先秦至汉初诸子百家学术之总称。”与此相应，新子学就似乎应该指当今哲学家、思想家的学术，也即指当今哲学家、思想家的哲学和思想。可是，由于冯友兰认为“子学的建构‘以我为主’，无所依傍，属于‘无中生有’，因而是‘创构’”，这是子学与经学在哲学建构意义上的本质区别。这意味着，新子学应该是指当今的哲学家、思想家在不利用任何哲学或思想资源的情况下所建构出来的新哲学、新思想。

　　考虑到自从中国哲学、思想产生以来，历代哲学家、思想家所建构的哲学、思想都不可避免地利用已有的哲学或思想资源，无一例外，因而都不属于“无中生有”，都不属于“创构”，都不具有子学性质；而当今哲学家、思想家在建构其哲学和思想体系时，同样无一例外都利用了现有的哲学和思想资源。这意味着，倘若从冯友兰先生关于子学的定义、理解出发来定义新子学，那么新子学概念就只能是一种说法，不具有现实价值，不具有可行性。这样，我们要界定新子学，还得回到传统的子学概念。如上文所述，立足于传统的子学概念，我们可以把新子学界定为当今哲学家、思想家的学术；当今哲学家、思想家的哲学和思想；当今学者研究先秦诸子乃至历代诸子的学问。

　　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然而，仔细考究上述关于新子学的定义，又似有不妥之处。如果把新子学界定为当今哲学家、思想家的学术，当今哲学家、思想家的哲学和思想，那么，不仅立足于中国哲学、中国思想的哲学家和思想家所建构出的哲学和思想属于新子学，立足于西方哲学、西方思想的哲学家和思想家所建构出的哲学和思想也属于新子学。这样，新子学就不仅有可能失去“中国底蕴”，还有可能失去“中国特色”，从而成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没有多少本质关联的东西。

　　如果把新子学界定为当今学者研究先秦诸子乃至历代诸子的学问，就没有多少学术价值。因为当今学者研究先秦诸子乃至历代诸子的学问，属于哲学史、思想史的范畴，当今研究中国哲学史和中国思想史的学者所一直从事的就是这方面的工作，这种学术已经相当成熟了，且相关成果已经很多，根本不需要用新子学来概括，更不需要建立这样的学问。

　　回过头来看，用新子学指称当今中国哲学家、思想家的学术，指称当今中国哲学家、思想家的哲学和思想，这个定义虽然不妥，但是如果我们从“中国底蕴”“中国特色”的角度对其稍作限定，把新子学界定为当今中国哲学家、思想家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立足于中国历代诸子的哲学和思想所建构的哲学和思想，就比较合理了。这可以说是广义的新子学概念。考虑到传统的子学概念中的“子”一开始是指先秦至汉初诸子，把新子学界定为当今中国哲学家、思想家立足于先秦至汉初诸子的哲学和思想所建构的哲学和思想，也是比较合理的。这可以说是狭义的新子学概念。从学术界已有的关于新子学的讨论成果来看，狭义的新子学概念更易为多数学者所接受。

　　虽然狭义的新子学可能更能体现新子学的特色，但是综合来看，新子学就是当今中国哲学家、思想家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历代诸子的学术，特别是立足于先秦至汉初诸子的学术而建构的具有中国底蕴、中国特色的哲学和思想。至于在新子学建构过程中立足于哪些优秀传统文化，立足于中国历代诸子特别是先秦至汉初诸子中的哪些哲学家、思想家的哲学和思想，是否和如何汲取西方哲学和思想的精华，建构出来的新子学呈现出的是新儒家还是新道家、新墨家、新法家等面目，抑或是不同于儒、道、墨、法等各家的全新面目，都取决于建构者自己的抉择。

　　合理且有历史根据的新子学

　　汉代以来，历代哲学家、思想家在建构其哲学、思想之时虽然都尽量汲取前人的哲学或思想成果，但是，大多主要是汲取先秦至汉初诸子之学的精华。可以说，先秦至汉初诸子之学是后世历代哲学家、思想家建构其哲学、思想的源头活水，大体决定了后世哲学和思想的基本走向。于是，“回到先秦至汉初诸子”，成为中国古代每一个历史时期哲学家们和思想家们建构新哲学、新思想的统一模式或者说路径。魏晋玄学家通过解读《老子》《庄子》《周易》而建构出兼具儒道特色的新道家——玄学；宋明理学家通过解读《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周易》等建构出宋明时期的新儒学——理学，就是最好的例证。现代新儒家学者同样主要是通过解读先秦儒家的著作来建构具有现代意义的新儒学，即便冯友兰先生声称接着程朱理学讲，他也主要是在借鉴先秦儒家思想的基础上，再借鉴程朱理学，并接着程朱理学讲的。而且，程朱理学本来也是从先秦儒学而来。基于此，将狭义的新子学界定为当今中国哲学家、思想家立足于先秦至汉初诸子的哲学和思想所建构的哲学和思想，就不仅是比较合理的，还是有历史根据的。

　　当今一些有志于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构新哲学、新思想的哲学家、思想家，有的是从先秦至汉初诸子的哲学和思想出发建构其哲学和思想的，有的是以先秦至汉初的哲学和思想为主要思想资源建构其哲学和思想的。将狭义的新子学界定为当今中国哲学家、思想家立足于先秦至汉初诸子的哲学和思想所建构的哲学和思想，就可以将这部分哲学家、思想家的哲学和思想纳入新子学之中去，充分激发这部分哲学家、思想家建构新子学的热情，使得新子学的建构有较为坚实的现实基础。

　　（作者系安徽大学哲学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