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十年来，中国学界在不断引入西方翻译学理论成果的同时，也非常重视研究、发展自己的翻译理论。进入21世纪之后，发祥于中国本土的生态翻译学受到了翻译学界的广泛关注。

　　融合中西的生态翻译学

　　生态翻译学指运用生态学原理和方法的翻译理论，因此是生态学和翻译学之间的跨学科理论。生态翻译学的出现与环境运动和生态主义的兴起密切相关，20世纪60年代之后，出现了许多与环境问题有关的学术文献和国际文件，这说明人类逐渐意识到保护环境和维护生态的迫切性。生态翻译学正是将翻译理论置于自然生态系统的大背景下，研究翻译活动与人类语言、人类社会、人类文化、人类本身乃至自然生态系统的相互联系与转化。生态翻译学采取生态学的整体观和系统观，以多学科多视角将翻译学及其外部环境，即翻译生态系统结合起来讨论，翻译生态系统即是翻译学的“存在背景”，这必然要求翻译学要结合更多不同性质的学科方法来进行讨论，如将语文学、符号学、社会学、文化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运用于翻译学，尤其是要与同翻译学密切相关的各类学科相结合。在以语言学视角审视翻译学和翻译生态系统时，注重文本源语言和译语的生态学分析；从文化学角度理解翻译学时，注意翻译、文字和语言本身都是构成人类特定文化的重要内容，因此应注重翻译的跨文化差异以及翻译生态系统的跨文化研究；从人类学角度审视翻译学时，应注意到翻译、语言以及文化都是人类行为的沉淀，因此应注重翻译学与人类认知演变等关系的研究。

　　肇始于2001年的生态翻译学发展至今已逾二十载，学者们援引达尔文进化论的“适应选择”说，融合东方智慧，深入研究翻译生态、文本生态和“翻译群落”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关系，构建了生态翻译学自有的生态范式和理论体系并一以贯之，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翻译学理论。

　　如果将生态翻译学的理论创新看作其内涵，那么，其外延就是向外传播的国际化实践和探索。该理论体系创建之初即定位于国际化取向。不同于西方翻译学将语言学与文化语境纳入翻译研究领域，生态翻译学是将西方生态主义与东方生态智慧相结合构建整体综合观的翻译学体系。另外，由于“生态”本身就是西方社会十分关注的话题，生态翻译学的国际发展就是在立足中国本土自主创新的同时实现国际化发展。因此，在发出中国翻译学界理论声音的同时，也要致力于将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思想推向世界。国际生态翻译研究会的成立和国际生态翻译研讨会的多次举办助推了生态翻译学的传播。来自国际翻译家联盟、国际翻译与跨文化研究协会、欧洲翻译研究学会、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翻译研究中心的多位专家学者均曾就生态翻译相关理论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和见解，他们在其专著或论文中介绍、分析、研究了生态翻译学理论。2019年9月，印度学者林登·昆杜（Rindon Kundu）在南非召开的国际会议上宣读了以生态翻译学为理论框架的学术论文。丹麦哥本哈根大学教授凯·多勒鲁普（Cay Dollerup）明确提出，“生态翻译学是成长于欧洲语境之外的第一个真正具有‘原创’意义的翻译理论”。生态翻译学的话题发酵还将其推送进了海外高校的课堂。芬兰赫尔辛基大学、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英国伦敦大学等均曾开设生态翻译相关课程。2018—2019学年，美国肯特州立大学还开设了生态翻译学研究生课程。2016年11月9日伦敦大学学院翻译研究中心举办了生态翻译学专题国际论坛。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学者的加入不仅加强了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学术交流与合作，也为生态翻译学的传播推介作出了贡献。

　　推动生态翻译学国际化发展

　　全球化时代，国际话语权已成为衡量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标之一。近年来，中国在各领域的发展进步使得中国的文化和学术发展在国际上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中外学术交流的增加也使得中国的学术话语在国际上被更多人听到和接受，这也给我国的本土翻译研究提供了发展契机，为生态翻译学理论提供了生长的土壤，让东方生态智慧逐渐被西方翻译学界重视。生态翻译学这一源于东方传统而又能得到西方关注的翻译研究范式的建立，突破了西方传统翻译理论，得以跻身于世界译学理论之林。生态翻译学之所以没有沦为乌托邦式的空想，而是获得了上述成就，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该理论以东方学术思想为旗帜，发挥东方的地理优势，表明其中国身份，推动本土理论走入他国学者视野。当然表明中国身份，并非否定西方思想。生态翻译学本身孕育于中西方思想交流，融合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立足于中西方理论的交点，为东西方翻译理论平等对话提供更加广阔的平台，这种视野拓展也体现了该理论的“包容性”。另一方面，生态翻译学理论虽然致力于提升中国翻译学界在国际上的话语权，但并非为了获取学术话语霸权，而是为了东西方翻译学界能够平等对话，同时贡献中国智慧。这也符合生态翻译学的整体思想，即相互学习、共同发展。

　　目前我国生态翻译学发展仍存在诸多问题，比如系统性和深度不足，部分生态翻译学研究成果只是以引用生态学术语的方式来展开论述，并没有进一步将生态学术语的真正含义运用于翻译理论。此外，对问题的探讨趋于单一，也没有从翻译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系统探讨翻译问题。

　　因此，我们需要认真探讨，生态翻译学如何在多级之间寻求张力，在“大生态”的独特语境下，实现对西方翻译理论的理性超越，消解原有的翻译理论发展“失衡”问题，如何国际化“中国翻译学科”，建构具有中国特色以及较为强烈的吸引力和广泛影响力的原创理论，进而以理论指导实践，提升中国译者的翻译水平，通过高水平译作向世界介绍中国的学术、文化发展成果。

　　新生态主义的提出和阐述，是新生态主义翻译观确立的前提，新生态主义翻译观可以说是生态翻译学在新生态主义视野下的翻译理论定位。新生态主义翻译观廓清和明确了生态翻译学的哲学基础和理论依据。以“新生态主义”的提出为背景，生态翻译学如何融通中外，在高举东方学术旗帜时，又可以与西方学术理论界对话，使中国学者及其研究成果在国际译坛发出更加强有力的声音，仍然是生态翻译学亟须解决的现实问题。为此，我们需要将提高生态翻译学在国际上的音量作为着力点，明确生态翻译学的国际化定位，顺应中国文化“走出去”之大势，通过举办国际学术会议等形式加强学术交流，主动设置议题、议程，引导翻译理论的发展，也可创办国际学术期刊，向外译介相关研究成果，积极与国外同行对话，进一步提升中国学者的国际影响力，推出既反映中国立场又能够为国际学术界所理解和接受的译论体系。同时，把握在国际上广受关注的议题，提炼标识性概念，建设更具解释力的话语体系，紧扣全球生态思潮的发展脉搏，走出一条“生态”翻译之路。

　　（本文系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生态文明形态下的译者责任论研究：基于生态翻译学”（19YYE303）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应用外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