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思想家朱熹，世尊“朱子”，是古代中国继孔孟之后最杰出的儒家代表。他撰著的《四书章句集注》，构建了庞大理学体系，持守兴国安邦“以民为本”的古训，赋予“仁政礼治”时代内涵，把儒学推上了新高峰，对中华文明的绵延不断和创新性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北宋中期至南宋初，先儒思想因受自身理论碎片化、中原内忧外患与道佛两教扩张的交织冲击，步入式微，岌岌可危。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等一大批力扶社稷的儒者，自觉担负起正本清源、接续道统、更新儒学的使命。以朱熹领衔的“闽学”，汇聚了各学派的精华，发明义理，经世致用，使儒学浴火重生，造就了近古中国历史上的一次最重要的思想飞跃。朱子理学以“新儒学”面貌重返政治中心，成为南宋以降700余年中国社会的官学和主流意识形态，不仅对中国国家治理和中华一统产生深刻影响，乃至“在哲学和政治方面影响了世界很大一部分”。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应当怎样客观认知朱子理学；朱子理学对当下时代有何积极作用；如何立足现实，不断转化弘扬朱子理学中的优秀因素等问题，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话题。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福建期间，特意前往武夷山“朱熹园”，了解理学研究情况，强调“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5000年文明中的精华”，“把其中的精华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习近平总书记的论断，昭示了将朱子理学精华融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要求，也为新时代朱子理学的深入研究和转化创新提供了根本遵循。笔者以为，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探究朱子理学跨时空的理论贡献与实践价值，至少有以下四个看点。
一是阐发儒学精髓。朱熹对先秦以来的儒学进行了去芜存菁的工作。他从作为“五经”之一的《礼记》中取《大学》《中庸》，与《论语》《孟子》合称“四书”。朱熹认为“四书”是儒学的精华，故其一生“于四书用功最勤最密”。在“集注”的同时，朱熹按“学论孟庸”的次第，对研习“四书”作了排定，“学问须以大学为先，次论语，次孟子，次中庸”，即先读《大学》，把握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三纲领”和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八条目”，以总揽人的德行；次读《论语》，悟透孔子所述的“仁”的含义，以通达儒家本性；再读《孟子》，存心养性，增进“仁义”与“民本”的自觉，以提升人格精神；最后读《中庸》，不偏不倚，择善持节，使人性复归于天理。注释“四书”，朱熹首推《大学》的“三纲领”，此说要求把人性的“本善”发扬出来，并不断自新，以求达到完美，阐明了儒家做人的基本态度和理想追求。他认为这既是“大学之道”，也是儒家之“道”。“八条目”的前五条讲践行理想追求的条件途径，旨在涵养自身；后三条讲实现“天下大同”的使命目标，意在服务社会。人们通常以“格致诚正修齐治平”概括儒家精神，但仅此是不够确切的，因为“三纲领”更为重要，关乎理想和信仰。朱熹明言：“凡人为学，便当以‘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及‘明明德于天下’为事，不成只要独善其身便了。”纲举目张，笔者以为，儒家的所有论说都是对“三纲领”的进一步发挥。对“四书”的“集注”和“序定”均属朱熹首创，他对儒学“义理”作了新解，将其转化为系统成型的理学，且道德高立、逻辑缜密，因而使“四书”超越了“五经”。尤为重要的是，彼时中原处国破世衰、儒学崩盘、人心涣散的危境关头，朱子理学对儒学的重建，提振了中华的精气神。这说明，建设一个国家，最宝贵的是民心，而民心倚于民风，民风则有赖于正能量的引导。
二是包容不同思想学说。朱熹注释“四书”博采众长，一方面，他集萃先儒思想和理学各派成果；另一方面，他在批评“空寂”“厌薄世故”和“灭纲常”等思想倾向时，认为“老佛亦尽有可取处”，并采纳道教的“太极”说和佛教的“心”论等为己所用，在儒学中引入了关于宇宙观和人生观的思考，既充实了儒学，也易为大众接受。朱熹赞赏老子“俭德极好”“凡治人事天莫如啬”的主张；引注禅宗的“月印万川”寓指“理一分殊”：“本只是一太极，而万物各有禀受，又自各全具一太极尔。如月在天，只一而已。及散在江湖，则随处可见，不可谓月已分也。”在朱熹看来，“儒释道合流”应是“守儒学正统，融百家之说”，并非平分秋色。但同时，朱子理学以孔孟为主体，开思想包容之先河，形成了主流文化与宗教以及外来学说中国化的糅合机制，孕育出一个向心型的中华文化共同体。该机制和共同体直至影响到近现代中国对世界各种先进思潮的引进、吸收，意义重大。
三是呼应社情民意。南宋初，朝廷“割土求和”，苟且偏安，朱熹疾呼“存天理、灭人欲”，反映了民众对重整伦理、政治清明、抗侵雪耻和振兴旧邦的企盼。如今，有的人不太清楚这个背景，将“存理灭欲”误解为不讲人性。其实，此处的“天理”即“五常”，“灭”的意思是遏制或克制；“人欲”则喻指贪婪，不是指人们生活中正常的饮食男女。朱熹的释义是：“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他还直言：“欲是情发出来底，心如水，性犹水之静，情则水之流，欲则水之波澜。”求解饥渴是人的本能，合乎天理；人欲是“惟为求美味”，“把饮食一事安顿得不恰好”，追求得过分“便成了恶”。心统性情，人性本善，情是心之所用；人心平静时所发的情如同缓流之水，与善相统一；而人情一旦失控，则难免越轨成“欲”危及社会，如若江河卷起波澜就会破堤决口造成灾难。朱熹呼吁“存理灭欲”，主要目的在于遏制权贵搜刮民脂民膏和过度奢靡。故凡入朝进谏或奏对，他必言正心修身、整饬官场。虽然“存理灭欲”不可能在专制社会里得到真切落实，但是能在一定范围内对官僚阶层产生心理上的戒惧，节制其贪腐的任性，实际上保护了民利。这也验证了陈支平教授的观点：“从孔子到朱熹的儒家传统，在其倡导之时，包含着强烈的社会批评精神和社会监督意义”。
四是维护国家统一。秦以后中国历经了千余年的分分合合，理学家们洞察家国一体、利益攸关，生发出远大于先儒们对国家的认同意识。在封建时代，君即国家。《朱子家训》以治国大义开篇，旨在教化社会全员，并非专对朱氏族人，其首句即“君之所贵者，仁也；臣之所贵者，忠也”，强调明君要仁政爱民，贤臣要忠君爱国。朱熹每次朝奏都要讲“正心诚意”和“复疆土”，弟子担忧皇帝听多了反感，劝他不必直言；他则不惧惹火烧身，说“正君心”是救国，如若不言之即是“欺君”。朱熹编《资治通鉴纲目》，坦言“岁周于上而天道明矣，统正于下而人道定矣”，即明正统、反分裂。朱熹晚年备受政治迫害且贫病交加，却“平居惓惓，无一念不在于国”“语及国势之未振，则感慨以至泣下”。每谈到国家分裂、人民受辱，他就痛哭不已；“某要见复中原，今老矣，不及见矣！”未能看到国家统一乃他一生最大的遗憾。朱熹临终前仍抱病修订《楚辞集注》，以揭示屈原精神的核心是“爱国”，发出了护国济民的绝唱。朱子理学锻造的爱国精神已经融入中华血液。历史上，真正的理学家都捍卫国家一统。
上述看点所贯穿的民风、民意、民利和家国关系等，无不渗透着“国以民为本”的思想。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朱熹园”时特别指出：“朱子的民本思想与我们党强调的许多地方是相通的，要很好汲取其中的营养。”综观中国历史及世界历史，民本思想从来都是社会发展的永恒生命力。陈来教授说：“古代儒者的民本思想，在价值观上可以通向民主”，该逻辑推论对于朱子理学的传承和转化创新甚为重要。
（作者系厦门大学国学院客座教授、福建省闽学研究会特约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