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没落是多种因素造成的，其中官员腐败是重因，主要表现为科举舞弊，选官任官行贿、受贿、索贿、滥调，考核失真失实，以及捐纳制度带来官员集体腐败。清朝吏治败坏必将对各级官员素质与行政效率产生消极影响，从而破坏清朝的统治基础，加速其衰亡。

　　科考舞弊成为官场潜规则

　　隋唐以降，科举成为中国封建官场选官的主要途径，清朝沿袭。这种精英式选拔注定能够脱颖而出者是少数。在科举竞争压力下，清朝的科考舞弊已经不是单纯的夹带纸条问题了，而是固化为官宦阶层利益交换的工具。清朝的官宦子弟们为了提升科举学历，考举人、考进士，凭借官场关系，交通舞弊，互相关照，形成集体作弊之势。

　　咸丰八年（1858）顺天乡试，清朝最大的科场舞弊案发。九月，顺天府乡试发榜，旗人票友中举，京师哗然。十月，御史孟传金奏：“中式举人平龄朱墨不符，物议沸腾，请特行覆试”（《清文宗实录》卷二六六），由此案发。审讯过程中牵扯出系列场闱舞弊案。先是应试举子刑部主事罗鸿绎请托其同乡兵部主事李鹤龄帮忙。李鹤龄将事先商定好的关节通过条子递到翰林院编修浦安处，请其关照。于是浦安通过向主考官大学士柏葰家人靳祥请托，撤换中卷，罗鸿绎如愿中举，事后感谢如常。这样，经过审实，柏葰被处斩，成为戊午科场案的最大官员。李鹤龄、罗鸿绎、浦安同日问斩。在审问浦安过程中，又讯出副主考官左副都御史程庭桂及其子程炳采传递关节、交通嘱托案。“工部候补郎中程炳采于伊父程庭桂入闱后，竟敢公然接收关节条子，交家人胡升，转递场内。”（《清文宗实录》卷二八八）审讯程炳采，讯出大员子弟传递关节条子者多人。此案审结，牵涉官员多为官宦子弟。光绪十九年（1893），浙江癸巳恩科乡试，时丁忧内阁中书周福清借同年旧识之利为其子伯宜等科考交通关节，遣家丁行贿主考官殷如璋。此案被殷如璋揭发，周福清下狱。这种依近水楼台之便而舞弊的惯性，持续至清王朝灭亡。

　　捐官制带来官员群体衰败

　　清朝选官以科举为正途，以捐纳为异途。国家赈灾、河工、军需三大项，耗费颇巨，政府府库不足，便沿古例，开捐纳银。捐途，文官部院郎中及以下小京官，外官道员及以下未入流；品级从京官正五品以下，外官正四品以下。虽然高级文官没有在捐纳之列，放开的是中下级官员，但诸官却是官员主体，承担着具体政务，于吏治民生影响大。通过捐输，职官可得捐升，降革留任、离任事故官得捐复，坐补原缺；试俸、历俸、实授得捐免，缩短得官时间；平民得捐贡监、封典、职衔。无官想当官，有官想升迁，候补官想走捷径，无身份想获得身份。捐纳对于在官、非官皆有好处。

　　清朝官僚系统引入了以资财为准的捐纳制，政府公开卖官鬻爵，官缺商业化，官场充斥铜臭味。“彼辈以官为贸易，略一侵吞钱粮，已逾原捐之数。明效输将，暗亏帑项。”（《清史稿》卷一一二）捐纳以资财换取职位、名衔，打乱了修齐治平、学优则仕的正常选官之道，各色人等充斥其间。“国家用科目，君子小人参半也。用捐班，则专用小人矣。……捐班，逢迎必工，贿赂必厚，交结必广，趋避必熟，上司必爱悦，部吏必护持。”（《皇朝经世文续编》卷十八）这种制度性腐败成为官僚群体衰败的重要因素。

　　任用私人与买官卖官

　　在官员选任上，中央部院堂官、地方督抚拥有充分的任免权。督抚题调主要针对中简缺的道府，要缺、最要缺的厅同知、通判及州县等地方官。根据本省缺分，督抚将其认定的合适属员调用或题报升用。这种情况下，地方督抚若徇私则公权私用，求调滥调。康熙年间，山西大宁县知县许晋贿调，“先图夏县，继图介休县，手本开银至一万数千两之多”。其他调繁之员，如山东巡抚王国昌调历城县之管承宠，江西巡抚调南昌县之王廷对等，“或以贪婪败，或以亏空参”。这种调繁之事，既以贿成，“不肖之员，一经调繁，则督抚司道皆其护身之符”（《皇朝经世文编》卷二十），则无所忌惮。

　　布政使为督抚之下省级大员，在官员选拔任用上也有很大权力，“官吏淑慝，总属其品题，故举刺考察无不由焉”（《从政遗规》卷上），是腐败高发环节。乾嘉时期，湖南布政使郑源璹受贿卖官，“凡选授州县官到省……闻有缺出，该员请示，伊始面允，而委牌仍然不下。细询其故，需用多金，名为买缺。以缺之高下定价之低昂，大抵总在万金内外”（《竹叶亭杂记》卷二）。咸同年间，四川藩司祥奎败坏吏治，“履任六七年，贿赂公行，声名狼藉。不肖守令相率出入其门，钻刺夤缘，无所不至。由是州县优缺署理者，居其大半”。（《皇朝经世文续编》卷十九）

　　晚清吏部，作为官员的主管机关，结纳权贵，卖官鬻爵。时人慨叹：“吏部鬻官，盖时时有之，惟庆邸（庆亲王奕劻）时则定价招徕，明目张胆，较为显著耳。”“吏部员曹，悉系庆党，平时为其经商卖力者，不知凡几，以予所得凿凿有证者，某事某官，咸可指数。”当时吏部郎中王宪章，结纳奕劻，供其驱使，“每岁鬻州县者百计，以十分之五呈庆，而自取其二，余则同侪分润焉”。（《十叶野闻》下卷）

　　官员考核失真失实

　　考核是检验官员行政效能的重要途径。清朝的官员考核，文官有京察、大计，武官有军政。考核优劣是官员任用的重要依据，优等优升，劣等八法（六法）处分。然考核作为清朝官僚体制内的国家行为，受吏治环境影响，黜幽陟明功效弱化。晚清吏治败坏，考核失真失实，举劾不公，长官对属员优劣判定标准异化。京官京察，“六部堂官所拔识之司员，大率以迎合己意者为晓事之人，以执稿剖辩者为不晓事之辈，以每日伛谒卑词巧捷者为勤慎，以在司坐办口齿木讷者为迂拙”。（光绪朝《大清会典事例》卷七十八）“不论才守，不论资格，并不论例案，不论文理，所保非贵近子弟即浮华少年，但藉当差勤奋一语掩饰耳目，其实平时点派差使，大半由请托而来……此辈皆善营求，每为堂官所喜，不惟不劾，且欲举之。历届京察所保才长、政勤者半是此类”。（《皇朝经世文续编》卷十九）地方大计，“封疆大吏，率以奔走逢迎称为能员，其悃愊无华者，该督抚等往往目为迂拙，未列上考”。（《清穆宗实录》卷一一）

　　在遏制官员腐败问题上，清朝曾经作出很多努力，如重惩有违科考例禁者、强化官员保举问责等，然收效不大。官员腐败对清朝政治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首先，官员选任环节的腐败颠覆了整个官僚体系的根基，恶化了吏治环境。所拔之人才不出众、素养较低，非勤于政务，且加剧官场不正之风，奉迎上司，行贿受贿成为常态。“善逢迎交结者为能员，悃愊无华者为不胜任。大不法小不廉，吏治不清。”（《清仁宗实录》卷六一） “各部院衙门司员，但知逢迎长官，夤缘干进。外而藩臬道府州县，亦皆养尊处优，营私舞弊，置地方民生于不问。”（《清穆宗实录》卷七）

　　其次，引用私人、任人唯亲加剧官僚群体间的利益纷争。封建官场的纷争，最需要的便是增强自己的势力，最普遍的做法便是通过各种途径选任或提拔个人亲信。科考中有房师座师的师生名分，可以任干亲，结同乡，夤缘攀附，部院堂官留授、督抚题调属员，官员归属与站队常态化。晚清李鸿章权盛之时，大量任用私人，安徽乡人“闻风麇集，局所军营，安置殆遍，外省人几无容足之所”。（《国闻备盛》卷一）

　　历史事实证明，清朝官员腐败呈制度性腐败与人为腐败并行状态，这是清朝吏治恶化的重要原因，最终将清王朝葬送在历史长河中。

　　（作者单位：长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