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格勒用关于爱比米修斯的神话作为象征来阐释自己的思想。在这个神话中，爱比米修斯在给各种动物“分配‘属性’时，忘记了给人留一个属性，以致人赤身裸体，一无所有，所以人缺乏存在，或者说，尚未开始存在。它的存在条件就是以代具或器具来补救这个原始的缺陷”。这个神话表明，作为人类存在方式的代具即技术，从一开始就与人的本性（Nature）同源共生，而所谓的人之本性恰恰是没有其他物种先天就具备的那种确定不变的本质或属性。在此意义上，人是一种虚无，其本性是不确定的。同时，由于技术是作为消除这种虚无的补充，因此也与不确定性直接联系在一起。

　　既然人的存在从起源处就是不确定的，那么这种不确定性在人的生存中是如何表现出来的呢？人的这种不确定性是先于任何文化历史的，因为人本身是先于文化历史的，所以就不能用追溯历史的方式去寻找这种不确定性；同时也不可能用概念与理论的方式去规定或解释不确定性，因为概念就是定义，而理论是基于定义的命题推演。本源的、绝对意义上的不确定性也不能被概念规定。斯蒂格勒选择借助海德格尔对死亡的阐释来解决这一问题。后者将死亡定义为此在不可逾越的、最为确定的不确定性，即人皆有死却不知道自己最终何时会死，“仅仅因为死亡是不确定的，对于此在来说，死亡永远不可知”。所以，海德格尔一再强调死亡是一个生存论概念，而不是存在者层次上的范畴，不能从生理意义上去理解死亡。动物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死亡，正如它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生存一样，只有人才会死亡。事实上，海德格尔还是在相当程度上肯定了此在的确定性：一是海德格尔认为死亡本身是确定无疑的，死亡的不确定性只在于其发生的时间对于此在来说是不确定的；二是海德格尔试图用决心（Entschlossenheit）来规定此在的生存，以此消除死亡的不确定，即“先行的决心同时给此在封闭性的确定性”。所以可以说，海德格尔对死亡的规定存在一些自相矛盾之处。这种对确定性的渴求事实上是形而上学思维在海德格尔思想中的残余，而且这种对死亡的含混认识很可能最后导致了海德格尔对技术的暧昧态度：“现代技术的意思在他的思想中是含混不清的。技术既被当作思想的障碍又被当作思想的最终的可能性。”

　　斯蒂格勒对此问题的态度则更为彻底和激进，或者说认识得更透彻。斯蒂格勒径直将人这种“能预期与渴望，有代理，思考和理解着的存在者称为who”。还有什么能比疑问代词更能代表不确定性呢？“‘谁’就是对死亡的表示……在恐慌中，此在面临‘它的谁’，‘谁’从某种意义上说疑问地‘呈现’在它面前，但是‘谁’并不显示，它的‘谁’即是对‘谁？’的疑问……这个‘？’就是它的不确定性，在这个不确定性面前，世界的目的性崩溃了，世界获得了‘完全无示义’的特征。但是这‘？’也就是‘原本的在世存在’”。死亡作为最本己的可能性，即终极的不确定性使此在的生存始终处于一种忧虑中，即Sorge，因为没有什么比这种最后的悬而未决、不知所终更让人坐立难安、忧心忡忡了。而这种忧虑又不可能通过安于自身的规定性而被平息，无论把这种规定性说成命运、本质，还是存在，因为此在自身根本就没有这种规定性，它需要向外求索自己的规定性，这就是此在向世界的敞开。“世界的亲临性在沉陷中变得在自身以外存在，这就是爱比米修斯式的处境。”

　　使此在得以生存的外部存在就是技术。在神话里，象征技术的是普罗米修斯为了弥补其弟爱比米修斯的过失，让人类得以生存，所盗取的火，因此火就是与人类的起源绑定在一起的原始工具。人类凭借火的力量成为自然生灵中的佼佼者和征服者。但事实上，人类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利用火，并不能完全地控制火。时至今日，火的不可控性依然对人类构成威胁，人类依然经常被失控的火反噬。火的这种不可控性就象征着技术的不确定性，斯蒂格勒因此把一切外在的技术与工具统称为what，“不确定性是现代机器固有的属性，但它也体现了一切技术物体的本质”。技术的本性是不确定的，试图用归纳定义的方式去规定技术的本质是徒劳的，对于技术我们所能说的可能只有观察性的描述。

　　What就是who的存在，却是处于who身体之外的存在，who与what的这种彼此对应与相辅相成的关系就是转导关系（transductive relationship）。因为who与what的这种对应关系，不能再像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希腊思想那样把技术物体视为自身无动力的、受人支配的无生命的工具，完全从属于目的与方法的范畴。技术本身是有生命的，“在物理学的无机物和生物学的有机物之间有第三类存在者，即属于技术物体一类的有机化的无机物。这些有机化的无机物体贯穿着特有的动力，它既和物理动力相关又和生物动力相关，但不能被归结为二者的‘总和’或‘产物’”。“它是有机化的无机物，正如生命物体在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演变一样，它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变。”事实上“随着时间”这一表述并不准确，因为若没有技术就没有时间，正如动物没有死亡意识与时间观念一样，没有此在的生存就没有时间，脱离开人与技术谈论时间是无意义的，而且从根本上就不可能，因为语言本身已经是技术，“技术的出现以语言的出现为标志。这种外在化过程包含的运动之所以具有矛盾性，就是，在古兰看来，工具——即技术——发明了人，而非相反，人发明工具”。所以事实上是技术“生产时间”。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