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武术“以文明身”的身体技艺之知
2020年07月29日 09:3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7月29日第1977期 作者:金玉柱

  中国武术是中国文化的标识性符号之一,太极、阴阳、五行等哲学思想规定了中国武术身体技艺的内在逻辑。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太极是阴阳对立而又统一的结构和辩证运动,太极是阴阳的互分、互变与相合。所以,在《易经》中形上之道即其所谓的“太极”,其中的“太”字在《广雅·释诂》中称“太,大也”,“太”是“大”的引申义。而“大”在《说文》中为象形字,即象直立的“首、手、足”,皆具人的身体形状。因此,基于词源学的考察可以发现,在中国古人的心目中,形上之太极也即形下之人身。由“形下之身”达致“形上之太极”,即“下学上达”的真实存在。因此,这里的身体之“身”,已不再拘泥于自然主义的血肉之身,而成为经由现象学还原的不折不扣的“化身”和“道身”。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中国武术中不仅有“象形取意,以意取势”的象形拳、“刚柔相济、内外一如”的太极拳,还有“三行三势,三空三合”的八卦掌、“五行相济,内外相合”的形意拳。这些充满智慧的拳术不仅强调习练者要有“返身”“修身”“贵身”的生命精神,更是强调要时刻遵循“师法自然”“象天法地”的身体实践与文化品格。

  张再林先生在《中国古代身道研究》一书中指出:“古人的身体既是一种‘先天之身’,又是一种‘后天之身’,最终乃为一种‘天生之,人成之’的‘天生人成’之身。” 自古而今,中国武术在历史的漫漫长河中,形成了庞大而多样的拳种体系,令世界叹为观止。具体而言,这种“叹为观止”源之于中国武术的“玄妙理法”;源之于中国武术的“练化方式”;源之于中国武术的“体认路径”;源之于中国武术的“磅礴之气”;源之于中国武术的“亘古追求”。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中国武术为什么会被诸多学者称为一种指向艺术的文化、享受过程的文化、实现教化的文化、促进健康的文化等。正是在这样一个永无止境的求索过程中,中国武术之“身”被打上了“以文明身”的中国文化印记。

  第一,中国武术“以文明身”的身体符号。随着“身体”在哲学视域中的凸显,它必然带来我们对中国武术思想认识的全新改观。所谓“断然进取而见为吾身”,所谓“远取诸物,近取诸身”,所谓“行不远身,行之本也”,所谓“验之身心,体而行之”,所谓“师法自然,阴阳为拳”,所谓“拳法变幻,而理为一”,所谓“以形求理,追求理通”,凡此种种,无不强调了作为“拳”之载体的身体所具有的“文化”性。即是说,中国武术中的“四击”“八法”“十二型”等均具有内在的规定性。这种规定性是对“先天之身”的文化性改造以及契合中国文化属性的“后天之身”的完成。如果从“近取诸身”的视角出发就会发现,中国武术往往将“身体”及其“行为”作为运行逻辑的出发点。由此,也就构造出了“太极→两仪→四象→八卦”这样一种“即身而道在”的文化符号系统。其中“太极”的本体是“身体本体”,“两仪”是身体对立统一的“立身之所”,“四象”是身体运行的“具体取向”,“八卦”则是具体的“身体形象”。故,在这样的文化世界里,中国武术无不追求“松紧自然”“张弛有度”“螺旋圆转”“八面支撑”“起承转合”“上下相随”“行云流水”“势如破竹”“意气合一”“刚柔相济”的运行逻辑,这些可谓都是中国文化的身体表达。细思其意,皆是“以文明身”的“符号化”的技艺彰显,具有一脉相承的“无间古今”的体认中国精神的时代意义。

  第二,中国武术“以文明身”的身体智慧。一种思想史的考查表明,受中国文化的实践智慧影响,中国武术的涉身化演绎可谓打上了鲜明的中国智慧烙印。所谓“感应交织,重重无尽”,所谓“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所谓“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所谓“与时偕行,见机而作”。凡此种种,无不深深地体现出了一种“一切以身体为准绳”的中国式的实践旨趣。因为,无论是从技击的角度来看,还是从演练的角度来看,中国武术无不注重身体的“不思而知”“不虑而能”的默会之知。所谓“术极而可以道化”,由此形成主体和客体的统一、形下与形上的统一、特殊与普遍的统一的“化境”之势(《至武为文》)。可以肯定,中国武术技艺之知的最高境界为“化身艺术”,这种“化身艺术”得益于中国式的“body mind”,它与中国哲学中的“可能”“必然”与“偶然”紧密相连且密不可分。笔者在《对“拳之势”的智慧论绎》一文中指出:“‘演练出具有意象美、意境美、程式美、暴力美、韵律美、味道美以及看不见的武术套路之美,需要习武者不仅要有‘知几达本’‘感而遂通’对‘几’的认识与把握;还要有‘明理求象’‘持中守成’对‘数’的认识与把握;更要有‘乘时因势’‘神而明之’对‘运’的认识与把握,它们无不彰显了一种中国智慧的身体表达。”可以说,中国武术中“人身虽小,却暗合天地”,整个宇宙都可被视为该身体的生动的体现与化身。

  第三,中国武术“以文明身”的身体进阶。“一元统天而万化生于身矣”一句,高扬出了“身重则道重”的现实意义。所谓“一日练一日功,一日不练十日空”,所谓“曲不离口,拳不离手”。这些皆在强调中国武术之练是一个身体不断进阶的过程。就其主导倾向而言,武术之“练”由简单的“内练”与“外练”之别演变为“招熟—懂劲—神明”的逻辑架构。笔者在《慎独:中国武术“练”之核心要义》一文指出:“中国武术之‘练’是以习武者的‘身体’为坐标的,在进阶的‘招熟—懂劲—神明’过程中,对‘招熟’之‘精’与‘通’的追问需要习武者具有‘自省自明’的体认之知;对‘懂劲’之‘辩’与‘证’的追问需要具有‘慎之又慎’的度己之知;对‘神明’之‘敬’与‘养’的追问需要具有‘诚之又诚’的戒惧之知。三维度之间须臾不可分离,共同建构起了武术之‘练’与‘慎独’的内在逻辑。从实践智慧来看,习武者唯有做到直觉之知的默会体认与向道而思的逆觉体证,才能真正掌握武术‘练’之‘道枢’,从而达致‘道通为一’的境界。”从中不难看出,中国武术“身即道”的探索过程正是“以文明身”的烙印过程。对于习武者而言,“千万年只是当下”,一分一秒就是一生一世,他们不会停留于空洞的预言,而是持之以恒地付诸于日常的生活之中,探寻“一招一式”的“术”与“法”“理”与“道”。可以说,正是在这一“日用即道”的航道上才使得习武者真正扬起了自己的精神风帆。

  第四,中国武术“以文明身”的伦理认知。“始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出于“易经”的哲人发思,一语道破了中国武术对于人之存在的真实关注。《初学条目》指出:“学拳宜德行为先,凡事恭敬谦逊,不与人争,方是正人君子。学拳宜以涵养为本,举动间要心平气和,善气迎人。学拳宜做正大事情,不可持艺为非,以致损行败德,辱身丧命。”作为日常生活中的生存之道,中国武术始终遵循“岂惟思虑?躬以达之。功深力到,大体可明”的德性实践。为此,在中国武术中,一招一式的举手投足、起承转合无不蕴含着种种社会规定以及伦理道德意蕴。所以,王岗教授在《中国武术的文化要义》一书中这样写道,“‘不打’是‘打’在境界上的超越,是武术技艺的终极追求’。因此,对于武术‘打’的超越便是习能‘打’之术而求‘不打’,其中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启迪”。这种“以文明身”的中国武术伦理思想,可以继续用“文武兼济”的理念进行深揭之、开显之。所谓“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就已经表明中国武术“文武兼济”思想的真正确立。它致力于道德践履的生活深处,在“成人”“成己”的道路上,与西方伦理哲学可谓截然不同。

  第五,中国武术“以文明身”的功夫论。耐人寻味的是,从功夫论来看,武术之“道”虽不可言说,但这种不可言说归根结底是为了让人付出更多的功夫去关注“作”的层面。如果能够理解到这一点,我们就会明白武术的身体行为既以身与心的统一为其特点,这种“身心统一”的背后则蕴含着各种具体的思想与观念的支撑。因此,“由术及道”的追求与实现,不仅需要“知与行”的有机统一,还需要“手与脑”的有机统一,更是需要“作与思”的有机统一。这些相互统一的关注不仅是实践智慧的彰显,亦是“体用一如”的高度概括,更是一种“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矣”的身体揭明。所以,中国武术强调“手眼身法步、精神气力功”的日积月累与点滴石穿。因为,只有这样武术之练才能由功夫论达致本体论的高度与境界,才能将身体活动的“既有典常”且能“唯变所适”的能力得以完美呈现。从本体论的视域来看,武术之“道”属于“难以言说”的默识之境,然而它却需要具有综合性或系统性的身体之“术”进行说明与演绎。所以,“本体”与“功夫”相对,两者之间具有着内在的相通性。“道”虽不可见、不可计量,难以触摸,但倚于人且可见之“术”却可以计算、可以测量,可以触摸。由此,两者之间建立起了一种极为复杂且缜密的微妙联系。它由功夫而本体,由经验的、操作性的、形而下的、具体的的实践过程,逐渐上升至形而上的本体论高度。

  至此,中国武术“以文明身”的身体符号、身体智慧、身体进阶、伦理认知、功夫论五个维度,可以让我们深深地认识到中国武术不啻为一种“美”的身体养成,也是一种“下学上达”的极为呵护身体的生命之“术”。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武术中‘势’身体哲学论绎”(17YJC890011)、西安市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重点项目“西安回族武术家形象塑造及价值研究(1919—2019)”(20JY56)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终南山武术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张月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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