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武术追寻“以身为美”，这种美体现在招式、程式、意象、意境、味道以及韵律等美的演绎与表达之中。它可为人类提供科学的身体指引并服务于“改善生命的追求”。在这里“以身为美”之“身体”既是审美对象亦是审美主体，身体参与到整个审美活动的全周期过程。其“身体”不是纯粹的、孤立的、无意识的身体，而是身体与意识的合二为一。以至于可以说，它彻底颠覆了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以及主客二分观，将“以身为美”直接导向了具有“身心一体”“主客一体”的浑然天成的美学逻辑——“天人合一”观。
第一，动而静：“以身为美”之“感”的累积。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言道：“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对于处在审美活动之中的身体来说，身体之静亦是这样一种相对的状态。它不是完全的静止和绝对的不动，而是相对于剧烈的、快速的“动”来说，是一种轻松的、缓慢的“动”。从生理学角度而言，身体完全静止的状态是不存在的，即使是一动不动的身体姿态，我们仍然要保持着生命的自然呼吸。更为重要的是，若要感知呼吸的微妙之处，我们还要小心翼翼地做出适宜的呼吸形式。这时的呼吸运动是相对缓慢、柔和而平静的。因此，要获得一种富有审美感知能力的平静状态，不仅要去感知“动”中之“静”，更要累积出“静”中之“动”的微妙感觉，可谓是“身体辩证法”的完美彰显。达到“动而静”的状态，身体就可以更好地获得审美感知能力。《太极拳论》指出“一举动，周身俱要轻灵”的总目标。它要求在练习时，拳式不论如何变化，无论变更何形，虚静乃拳中之规矩姿势也，所以动作是纯任自然，非勉强而作也。”因此，若将自己的身体保持在“纯任自然”的状态，就不能使用蛮力和拙力，而是要让身体保持一定张力的放松。最高的境界是身体松静之时，能做到“一羽不能加、蝇虫不能落”的极致状态。深而究之，中国武术对身体“静”的感知能力培养和累积不仅有益于身体健康，更有益于帮助人们保持良好的情绪，进而获得健康的身心。
第二，静而思：“以身为美”之“知”的养成。中国武术强调身体知觉的自我反思，这是一种全神贯注于身体的反思之练，意在强化身体知觉的反复内观和自省自查。对此，笔者在《武术“刚柔”新释——基于触觉现象学的视角》一文中指出：“‘刚柔’具有‘感应以相与’的触觉特征，它体现的是一种‘双重感觉’的无限延展。这种身体的触觉之觉主要体现在直觉之觉、行动之觉、在场之觉与灵化之觉等4个维度上，它们共同建构了‘刚柔’的原初思想语境。当我们将触觉以一种想象的方式包含在演练的过程中时，才能真正地将‘不可见的’转换为‘可见的’，以在场的形式代替不在场的技击行为，从而突显武术的技击之真。”从“刚柔”的生成与转化来看，触觉的身体之觉具有身体意向的思维特征，一旦这种身体的“刚柔”触觉经验生成，就会以一种“具身之物”“涉身之物”被定化为具体的、确切的“在那”。值得注意的是，太极拳有“得圆者得太极”的言说，意思是讲，一招一式的运行之中周身皆是圆，一抬手手上都是圆，一迈脚脚下也是圆。例如杨氏太极拳，“它的手形要求是五指漏缝，成圆形，掌心内含，而且五指要富有弹性，五指要在同一个层面上，这实际上就是一种意感的体现，也是一种意感的接触”。在这种意感的接触下，才能体会到“刚柔互运，虚实渗透，久练纯熟，无端绪可寻，无迹象可指”的“纵放屈伸人莫知，诸靠缠绕我皆依”的身体感觉。这种知觉训练可以让身体知觉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点到线、从断到连。以至于可以说，中国武术对身体感知的养成恰如“人类的身体是人类灵魂的最佳图画”一语所示，恰恰在这种“静而思”的身体思维的世界里，为我们深深地揭橥出了中国武术一切以“人文主义”的文化内容为其真正之隐秘。
第三，思而舍：“以身为美”之“度”的考量。与追求强烈刺激获得身体愉悦不同，中国武术注重以中庸的方式对待我们的身体，在动静、快慢、虚实中找到一个动态的平衡点。它既不追求瑜伽那种空灵冥想的虚无，也不追求举重那样的极限力量的宣泄，而是在用力与不用力之间寻得最佳的平衡，这种“平衡”正是“取舍”的“度”之考量。它与中国美学所追求的，抚琴要淡远、书画要淡雅、名利要淡泊、生活要闲淡、心境要恬淡、与人交要淡如水等不谋而合。在中国美学中“淡”是一种高明的境界，它追求的是一个不断地对身体进行自我调适的过程，通过调适将身体控制在适度的范围内。正如笔者在《中国武术“点到为止”理念的身体伦理学论绎》一文中指出的那样，“只有预先推知结局，才能更深刻地体会过程的意义。‘点到为止’彰显了一种以‘生命节奏’为依托，以‘张弛有度’为根据，它连接了感应与仁爱，直抵中国武术‘真力弥漫’‘造化己奇’之致胜境地”。可以肯定，在诸多追求自然和健全人格的身体文化样式中，中国武术是为数不多的以身体生产为其根本，强调心灵升华和人格塑造的样式。它主张对身体的规训应当遵守自然规律，从自然中汲取营养，并追求回归自然。从中国武术这种“思而舍”的身体控制中，让我们深深感受到了我们的民族始终在“人的本位”与“自然本位”之间保持着一种有机的动态的平衡。以至于可以说，作为享誉世界的“中国符号”，复魅中国武术的文化价值和文化力量，应不以牺牲自我为根本，积极实现其本真性的回归。
第四，舍而得：“以身为美”之“性”的寻觅。如果我们巧妙地应用特定的美学技能来提高身体意识，便可以熟练地识别和分析我们的身体感觉，从而能够更好地感知和监测从内部开始衰老的身体变化。虽然波伏瓦意识到了身体运动具有延缓衰老的作用，舒斯特曼也注意到了禅坐和费尔登克拉斯所具有提高身体意识的价值，但这种“经验性的身体美学技能”在中国武术中的体现则更为充实和全面。正如王岗教授在《龙抬头：让我们爱上中国武术》一文中指出的那样：“中国武术不以拳种的好坏来比较和评价，而是始终坚持以风格独特而构建。这种‘风格’的差异性存在，就构成了诸多人体健康需要的‘身体行为’技术。有直来直去的‘快和直’，有轻重缓急的‘顿和轻’，有旋转萦绕的‘圆和旋’，有高低起伏的‘上和下’，有内外一体的‘身与心’等等，这些将‘前后左右上下内外’融为一人之身的身体行为技术，对于人类的健康促进和回归动物本能的需求，是西方体育项目不可比拟的。”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武术吸收了中医理论和养生学理论，形成了武医一体、养练结合的养生体系，它“将有限的‘一招一式’指向了追求无限的‘生命之美’”。我们知道，中国武术对身体的养生追求不是长生不死，而是生命的自然终结。中医称自然寿命为“天年”，人的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使然，以颐养天年、寿终正寝作为生命的圆满。在这种观念影响下，中国武术习练者更是追求健康和有质量的活着，他们看重养生却看淡生死，强调“有舍即有得”，认为人与自然一体共生，当面对衰老时能保持一种自然的态度和坦然的心理。这种态度和心理可以帮助我们抵御伴随身体衰老而来的沮丧或消极情绪，从而使身体衰老的人们以更积极和从容的心态参与到社会中来。如何“回到现实的生活世界”，应该说是中国武术给予现代人如何获得“利用安身”的最高智慧与时代启示。
第五，得而生：“以身为美”之“道”的开显。中国武术中的“道”不同于认识论意义上的“真理”，而是身体动作中一招一式的自然呈现。在这个过程中，身体不是单一的被塑造的对象，而是在塑造过程中起到了“生生之谓美”的内在力量和主体作用。所谓“一撒通身皆是手”，它要求的是习武者要有将身体的“头、肩、手、肘、胯、膝、足”七个部位训练的如拳头一样灵活的能力。受限于生理结构，将“七拳”都练成似手一样灵活几乎是不可能的。但这种目标对身体的规训起到了导向作用，在这样的导向作用下，身体通过“外三合”与“内三合”的具体要求来训练手与足、肘与膝、肩与胯、心与意、意与气、气与力之间的协调与配合，从而达到武术技击技术在身体攻防之中应用的自动化，这种自动化即是“生生之境”的智慧美学开显，亦是“内矩”与“外矩”的合一。作为大脑的意识，参与身体规训是在自动化的技术形成之前，即有目的意向性的身体规训是为了达到无意识的自动化状态。一旦这种自动化状态形成之后，技击技术的表达便不需要大脑参与，意识变成了无意识，身与心便合而为一了。恰如金玉柱先生在《中国武术“以屈求身”之身道及其意象表达》一文中指出的那样：“‘屈伸’图式的破暗而出，彰显出‘生生之谓易’的生命哲学宗旨，这里的‘屈伸’相感之身正是‘阴阳化生’之身。它可进一步延伸到所有的阴阳两极之间，如‘刚柔之间’‘虚实之间’‘张弛之间’‘进退之间’，为我们再现出了它始终以‘身体’为准绳，以‘断然近取而见吾身’的‘变化在我’的躬行论为其身体范式。”这种身体范式的真正实现，习武者不仅需要通过武术动作来感悟、捕捉、接受或诱发身体感觉，更是需要通过长期的身体规训来实现这种身体感觉的凝聚、呈现、整合与升华，它是“理智思辨”不断“道通为一”的境界追求。这也是为什么许多老武术家并没有很高的学历或学识，甚至文化水平很低，却能对于中国武术的身体艺术把握的精准而高深。
至此，可以得出中国武术“以身为美”的具体实践包含了对“感”的身体累积、对“知”的身体养成、对“度”的身体考量、对“性”的身体寻觅以及对“道”的身体开显。从中国哲学“身道”的“道无天人之别”出发，它一开始就与“自然与人”为二的西方哲学迥异，而始终把天人的相通、天人的合一视为“以身为美”的当然之理和必然归趣。我们坚信，中国武术以“身体里的中国”去讲好“中国故事”，定会为新时代中国文化复兴提供相关的世界答案。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武术中‘势’的身体哲学论绎”（17YJC890011）、西安市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重点项目“西安回族武术家形象塑造及价值研究（1919—2019）”（20JY56）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终南山武术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