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批评仁义礼，古今多数人遂以为他主张不仁不义。其实庄子的善恶观非常复杂，非直线性思维所能把握。《庄子·养生主》：“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以此为中心进行深入分析，可以察见庄子拒绝什么样的善又推崇什么样的善，反对什么样的恶又接受什么样的恶。而结合儒家作一比较研究，则可使我们深切认识到庄子为什么提出如此这般的主张。

　　为善不要求名

　　儒家总体上是倾向于立名的。《论语·里仁》：“君子去仁，恶乎成名？”仁义成了成名的一个必要条件。《荀子·劝学》：“为善不积邪，安有不闻者乎！”坚持为善，总会有闻达的一天。《孝经·广扬名章》认为，名立于世也是尽孝道。除此之外，最能说明问题的莫过于《孔丛子·公仪》所载子思语：“臣之修善，欲人知之。知之而誉臣，是臣之为善有劝也，此所愿而不可得者也。”子思认为，为善而广为人知是求之不得的事，因为这对世风有劝进作用。可见，儒家不排斥名，甚至某种程度上还求名，以便在推行教化的过程中，能树立一些榜样供人见贤思齐。客观地讲，儒家对名的这种态度，如果把握不好，就容易倒向为求名而修德，甚至把仁义当成博取名利的敲门砖。《庄子·骈拇》篇就批评曾参藉仁以收名声，《人间世》篇又进一步指出“德荡乎名”，只要与名纠缠不清，德就变得不纯不粹。

　　庄子主张，“为善无近名”。“无”通“毋”，意谓行善应注意避开名，显然与《老子》“善行无辙迹”相通。老子此语是说行善非但不能求名，而且要不留痕迹。行善若不注意这一点，就会为人所知、所铭记，从而使人们有机会对其亲而誉之。老子一贯主张“自隐无名”“不欲见（现）贤”，庄子继承了这种思想。《逍遥游》：“圣人无名。”《山木》篇：“行贤而去自贤之行。”真正的圣贤不仅不可自以为贤，还要拒绝被人追捧。非仅此也，《列御寇》篇：“施于人而不忘，非天布也。”《则阳》篇：“圣人之爱人也，人与之名，不告则不知其爱人也。”行善到极致处，不以为自己在行善，要浑然忘之，就像无意识的天那样。这是一种极其超迈的天地境界。

　　可见，庄子认为善行的最高境界是行善而不自知，其次是自知但不留痕迹，故不为人所知。怀持这样的思想，自然不会求名。朱熹、冯从吾、方宗诚批评道，为善固然不能求名，但也不能为了避好名之嫌而不去为善。笔者以为，说庄子“畏名之累己”是合适的，说他为了逃名而不为善并告诫他人不为善，则是误解。如前所述，庄子不是否定为善，而是否定近名，崇尚为善而不知自己在为善之“上善”。行善若此之人，才是真正的圣贤。

　　作恶不要近于内外之刑

　　“为恶无近刑”一语令古今学人困惑不已，因为它的言外之意似乎是，不犯刑之恶是可以为的。朱熹就曾批评庄子揣摩精巧，“择其不至于犯刑者而窃为之，至于刑祸之所在，巧其途以避之而不敢犯”。至今仍有学人认为庄子很油滑。当然，也另有人在想，庄子怎么可能公然教人为恶呢？于是想方设法对“为恶无近刑”重新作出解释，甚至不惜改字。遗憾的是，古今五花八门的诠释中难觅真解。

　　《庄子·庚桑楚》：“为不善乎显明之中者，人得而诛之；为不善乎幽间之中者，鬼得而诛之。”可见，庄子明确否定行恶，那么他为什么又说“为恶无近刑”呢？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刑”。一般都把它理解为刑罚杀戮，这固然不错，却比较狭隘。《庄子》中共提到三种刑：“天之刑”“外刑”“内刑”。《德充符》篇：“天刑之，安可解！”天之刑是无所逃的，而“为恶无近刑”之“刑”是可以避免的，所以非指天之刑。余下外刑与内刑，庄子认为它们是可以避免的，而且应当避免。《列御寇》篇：“为外刑者，金与木也；为内刑者，动与过也。宵人之离（罹）刑者，金木讯之；离内刑者，阴阳食之。夫免乎外内之刑者，唯真人能之。”“外刑”“内刑”分别对应《人间世》所说的“人道之患”“阴阳之患”。“人道之患”指人世间的刑罚杀戮，“阴阳之患”则是阴阳之气不能和静而滋生的祸害。在庄子看来，被功名利禄、教条化的仁义礼等“外物”所牵引（只要不属生命的本真，就可以划为外物），也是一种刑戮和桎梏。因此，我们不能将“刑”限于外刑，庄子侧重的可能是内刑。这就提示我们，要对“恶”字作一广义理解，它不一定就是指伤害他人或有罪的行为。实际上，“物于物”等不可名为善的伤己行为也是一种恶。既然“刑”包括内刑（阴阳之患），则为了避开刑，“为恶”的空间事实上已经很小，我们不必因“为恶无近刑”一语而大惊小怪。

　　宽容“小恶”

　　至此可以看到，庄子反对为大恶。但世人接受的是“勿以恶小而为之”，所以又批评庄子鼓励人们避重就轻，没有诫人不为“小恶”。徐复观则辩护道，精神落到现实生活中总是要打折扣的，“为恶无近刑”只是出于无可奈何，不是庄子究竟义的说法。对此，笔者并不认同。实际上庄子认为，人就是人，没必要也不可以被要求成为圣贤；“小恶”只要对人对己都没有实质性的伤害，就应该加以宽容。

　　儒者心中时刻盘旋着明确的善恶意识，他们“临人以德”（《庄子·人间世》），总想以“善”去“恶”。庄子则认为，一个人尤其不能自以为善而去指摘他人，《渔父》篇就将“好言人之恶”视为八疵之一，因为对“善”的过分强调，必使宽容精神渐次遗失，从而对他者造成一些伤害。相对地，庄子提出“虚而待物”（《人间世》）、“不谴是非”（《天下》），强调不责于人，因其所是而是之，正体现了那种“万物皆照”（《齐物论》）的包容精神。

　　结合群己关系，“为恶无近刑”可以说是为了把个体之间的侵扰减至最低程度，同时辅之以宽容。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保住一种自然的秩序与整体的和谐。我们知道，春秋战国时期天下大乱，如何重建社会秩序，成了先秦诸子共同面对的时代问题。儒家认为，既然礼崩乐坏导致乱象，出路便是将礼乐制度重新扶植起来，所以他们力推仁义礼乐的教化，以使世人生德于心，最终治国平天下。庄子则认为，如果把仁义礼（即便它再好）立为标准来齐同天下，那就等于在宰割天下，因为这种做法没有顺物之自然，其实质是以善的名义强制他者，使天下人沦为仁义礼的“辕下之驹”。在此意义上，所谓的善也就变成了恶。何况，世俗眼中的一些“恶”并不真的就是恶。儒家主张视听言动一准于礼。在他们眼里，不拘礼法是一种恶（《论语·卫灵公》：“动之不以礼，未善也”），但这果真是恶吗？举个例子，《礼记·曲礼上》规定：“上于东阶，则先右足；上于西阶，则先左足。”对于这种没道理可讲的细碎轨则，世人有什么义务遵照着做？礼到了如此烦琐、循规蹈矩的地步，显然已经背离其原初精神而成为拘限生命的桎梏，能称其为善吗？有资格充当判分善恶的标准吗？难怪老子批评礼是“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庄子其实认为，个体之间只要不相为害，就不需要仁义礼的约束和严刑峻法的强制，便能形成一种整体的和谐。“为恶无近刑”便是要划出行为的界限，提醒世人对自我做必要的节制，从而使外来强制和教化行为失去必要性。

　　需要注意的是，庄子批评仁义，绝非怂恿世人向下沉沦，为不仁不义之举。我们需要具体分析其善恶观：在善的问题上，庄子反对为求名利而行善，反对临人以德、以“善”去“恶”的教化传统，倡导不自以为善之“上善”；在恶的问题上，他一方面诫人行恶，一方面又主张宽容“小恶”。无论是践行“上善”，还是宽容“小恶”，都是玄德的体现。只有这样，人伦才不至于紧张，人我之间才能变得和谐，每一个体都能自在地生长发展。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可能的《老子》——文本对勘与思想探原（道篇）”（16FZX004）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