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的敦煌学研究落后于国外，当时有“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的说法。经过40多年的努力，中国敦煌学界逐渐改变了上述局面。现在，我们不仅在敦煌学的各主要领域都取得了国际领先的业绩，也完全掌握了国际敦煌学的主导权和话语权。40多年来，我国学者在敦煌遗书整理和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

　　整理刊布大量资料

　　与中国古代史的其他领域不同，敦煌学的主要资料如敦煌遗书、敦煌简牍和石窟图像，都需要在整理刊布后才方便一般学者使用。如敦煌遗书散在世界各地，一般学者很难直接阅览。20世纪90年代以前，除少数学者有条件到英国、法国、俄罗斯等国查阅原件，多数中外学者整理研究敦煌遗书所依靠的都是敦煌遗书的缩微胶片和据缩微胶片印制的图版。由于当时摄影设备和技术欠佳，不少世俗文书文字模糊，很难辨认，极大地影响了学术界对这批资料的利用。

　　20世纪90年代，四川人民出版社率先推出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敦煌古文献编辑委员会、英国国家图书馆和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合编的《英藏敦煌文献》（1—14卷）大型文献图集。该书由专业摄影人员用当时先进的摄影设备重拍；印制则采用了当时刚刚流行的电子分色技术；装帧采用大八开形式，一版一印，以便最大限度地向读者展示敦煌遗书的文字内容。其图版的清晰度大为提高，原来缩微胶片上模糊不清的文字，现在绝大部分可辨认出来。

　　《英藏敦煌文献》大型图集创造了新的敦煌遗书图版编纂印制范式。在其带动下，上海古籍出版社陆续推出了《俄藏敦煌文献》（1—17册）、《法藏敦煌西域文献》（1—34册）和国内诸多藏家的敦煌文献图版。甘肃人民出版社和浙江教育出版社则分别出版了《甘肃藏敦煌文献》（全6册）和《浙藏敦煌文献》（全1册）。以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1—146册）为标志，中国、英国、法国、俄罗斯四大敦煌遗书藏家和国内外散藏的敦煌遗书图版绝大部分均已刊布，这些文字清晰的文书图版为国内外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整理和释录敦煌写本

　　由于敦煌遗书的主体是几百年甚或一千年前的写本，其中保存了大量的唐宋时期的俗体字和异体字，甚至还有不少写本使用河西方音。所以，即使有条件直接查阅敦煌文书，在阅读过程中也会遇到重重困难。为了方便学术界充分利用这批材料，中国敦煌学界所做另一项基础工作就是对敦煌写本进行整理和释录，把手写文本释录成标准的方块汉字。这项工作可以分为两条路径，一是按文献的性质分类释录，二是据收藏地按号依次释录。

　　最早出版的分类释录文本是1983年出版的张锡厚《王梵志诗校辑》，可惜释文存在不少问题。其后有项楚《王梵志诗校注》，后出转精。历史文书的释录以1986年至1990年出版的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1—5辑）为最早，收录了敦煌文献中与社会经济有关的重要文书和价值较高的历史文献1664件。此书虽然在资料搜集、文字释录、文书定名、定性、分类、归类、编排等方面都存在一些问题，但因其具有文书量大和附有图版、释文等优点，在很长时间内是史学工作者调查、利用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的重要参考书。分类释录以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敦煌文献编辑委员会策划并组织，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敦煌文献分类录校丛刊”水平最高，影响也最大，这套丛刊共有十种十二册，包括：《敦煌天文历法文献辑校》（邓文宽）、《敦煌赋汇》（张锡厚）、《敦煌佛教经录辑校》（方广锠）、《敦煌表状笺启书仪辑校》（赵和平）等。这是中国学术界第一次按学科和专题对敦煌文献进行系统搜集、整理的大型学术丛刊，总结了此前几十年相关专题敦煌文献整理和研究的成果，可以说是代表国家水准的标志性工程，出版20多年来是国际敦煌学界引用率最高的图书。

　　此外，由中国学者完成的敦煌文献分类录校本还有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黄征和张涌泉《敦煌变文校注》、李正宇《古本敦煌乡土志八种笺证》、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等多种。至20世纪末，中国学者完成的分类释录文本已经涵盖了敦煌遗书的所有重要类别。在此基础上，张涌泉策划了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重新分类录校各类佛经以外的文书，并于2008年出版了《敦煌经部文献合集》（11册）。该书将现在所知的敦煌经部文献网罗殆尽，文书释文也比以前有了很大提高，是一百年来敦煌经部文献释录的集大成之作。

　　由于敦煌遗书的内容极为丰富，对其进行分类和归类一直是目录学家和敦煌文献研究者深感棘手的问题。在经过一百多年的努力之后，目前被研究者纳入分类整理范围的仍然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所以，分类释录本加在一起并不能反映敦煌遗书的全貌。有鉴于此，郝春文策划并组织实施了以收藏地为单位，以馆藏流水号为序依次释录敦煌社会历史文献的整理路径。经过30多年的努力，“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一编——《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已经出版了15卷，大约是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的一半。假以时日，最终会完成英国、法国、俄罗斯、中国以及全世界各地散藏的敦煌社会历史文献的释录工作。“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是按馆藏流水号依次对每件敦煌汉文社会历史文献进行释录，将数百年至一千多年前的手写文字释录成通行的繁体字，并对原件的错误加以校理，尽可能地解决所涉及文书的定性、定名、定年等问题，每件文书一般包括文书的标题、释文、说明、校记和参考文献等几个部分。其中“参考文献”著录一百多年来学术界研究该文书的有关论著目录，为人们使用、研究提供方便。为了提高释文的准确性，《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整理团队几乎每年都到英国国家图书馆核查原卷，解决依据文书图版无法辨识的文字及其他问题。

　　以上成果虽然都是对资料的刊布和整理，但仍然属于具有世界意义的成果，因为对敦煌学来说，以上成果均属无可替代的基本资料，不管哪国学者，要想从事敦煌学的研究，都只能使用这些成果。这方面工作，几乎被中国学者垄断了。

　　推出总结性和开创性论著

　　敦煌学研究的各个重要领域都推出了总结性或开创性的论著。所谓总结性的论著，是指那些既总结了以往数十年乃至一百多年相关研究，又成为以后进一步研究基础的著作。这类成果具有代表性的有：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对归义军历代节度使的卒、立、世系与称号，以及归义军政权与中央及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关系都做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宋家钰《唐朝户籍法与均田制研究》从研究户籍法入手，探明均田制或均田令是国家颁行的有关各级官府和官民私人土地占有的法规；刘进宝《唐宋之际归义军经济史研究》对敦煌遗书中有关归义军的经济资料做了全面检讨；李正宇《敦煌史地新论》调查考证了敦煌的古塞城和唐宋时期敦煌县的疆域、四至、绿洲范围、耕植面积、水利灌溉网络、诸山位置等；姜伯勤《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考察了敦煌寺户制的各种表现形态及其衰落的演变过程；王卡《敦煌道教文献研究——综述·目录·索引》对敦煌遗书中道教文献的渊源、性质、名称等做了全面考证；林悟殊所著的《摩尼教及其东渐》和翻译的《古代摩尼教艺术》（克里凯特）对中古时期的摩尼教史做了系统总结；张涌泉《敦煌俗字研究》在总结以往几十年敦煌俗字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大量字例的分类分析，构建了敦煌俗字研究的理论体系；马德《敦煌莫高窟史研究》运用石窟考古学的崖面使用理论，对莫高窟开凿史做了深入研究；王进玉《敦煌学和科技史》对敦煌文献和敦煌石窟中的科技资料做了深入系统考察。

　　开创性论著是指该研究开创了某一重要领域。这类成果具有代表性的有：季羡林《敦煌吐鲁番吐火罗语研究导论》开创了吐火罗语研究的新领域；王永兴《唐勾检制研究》全面考察了唐代上自中央、下到地方的勾检制及其实行情况，填补了唐官制研究的一项空白；高启安《旨酒羔羊——敦煌的饮食文化》开辟了敦煌饮食文化研究的新领域；方广锠《佛教大藏经史（八—十世纪）》系统考察了汉文大藏经的形成、发展过程；郝春文《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开辟了利用敦煌遗书研究寺院和僧尼生活的新领域，揭示了与传世记载不同的图景。

　　中国敦煌学界虽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并没有故步自封，而是高举“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旗帜，积极推动敦煌学的国际化。而今，中国的敦煌学已与国际敦煌学融为一体。每年都有很多中国的敦煌学家到世界各国参加学术活动，我们也邀请各国的敦煌学家来中国访问和交流，并到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伦敦大学、法国远东学院和东洋文库等国际知名大学和研究机构讲学。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燕京人文讲席教授、古文献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