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始终关注文化问题，面对日益加重的民族危机和外来文化的强烈冲击，他认为“文化之盛衰，民族之兴亡系之”，把“文化”提升到关系“民族兴亡”的高度。对于“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李大钊进行了深刻反思，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坚持扬弃继承、转化创新，努力为中国传统文化寻求现代化路径，多次强调中华民族可以于世界文明之二次贡献，坚信中华民族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为世界作出更大的贡献。

　　对中华文化价值的高度认同

　　在李大钊看来，“不同的民族各有其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化之发生又各由其不同的地位”，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特定的自然环境、历史背景、民族传统，体现着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对于维系人类永续生存与发展发挥着重要的支撑作用，“民族特性，即是使民族各有其特殊的经历的最有力的原动力”。这些基本认知是李大钊的文化自觉的前提条件，并促使李大钊能够从根本上维护民族文化特色、坚守本民族的优秀文化。

　　李大钊高度评价中华文化曾经为人类文明进步所作的贡献，称古代中国“典章文物，灿然大备”，赞中国为“文化渊源神明遗裔之宗邦”“亚细亚莫不以我中华为鼻主”，指出“秦皇、元代之雄图”“当其盛时，丰功伟烈，固莫不震赫于当世”。而对于近代中国文化之衰落，李大钊并不讳言，指出近代“中国文明之疾病，已达炎热最高之度，中国民族之运命，已臻奄奄垂死之期”。故自1916年起，他就多次使用“中华再造”“中华再生”“中华民族之复活”“民族复活更生”等词语表达“民族复兴思想”，反复阐述中华民族可以于世界文明之二次贡献。其中隐含了李大钊对于民族文化的信仰与坚守、对于中华文化价值的肯定与认同、对于推进未来文化发展的坚韧与执着，表明他振兴中华文化的决心及对中华文化自信的强大底气。特别是到1924年时，李大钊把“中华民族”与“复兴”放在同一语境中使用，体现出对中华文化重振复兴的必胜信念。在塑造民族精神上，李大钊认为“扬子江、黄河，可以代表我们的民族精神”，雄健、豪迈，一往无前。

　　对近代中西文化的理性反思

　　对近代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融，李大钊进行了理性反思。他意识到中国文化真正的发展，首先在于自身的觉醒。有鉴于此，李大钊积极投身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大力批判传统文化的弊端。事实上，李大钊矛头指向的并不是中国传统文化或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的全部，他反对的是封建专制制度，是儒家文化中的纲常名教。正如李大钊所说：“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面对国民精神的颓废，面对民族自信心的丧失，李大钊提出提振民族精神。

　　一战的爆发暴露了帝国主义的本质，也暴露了资本主义文化的弊端。就近代世界文化而言，无论是中国传统文化还是西方文化，都面临着危机和突破，既各有所长，又各有消极因素，“东洋文明与西洋文明，实为世界进步之二大机轴，正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故李大钊主张东西文明之融会调和，“以异派之所长补本身之所短”，强调“吾人所当努力者，惟在如何吸收西洋文明之长，以济吾东洋文明之穷”，主张扬弃继承、转化创新，“惟有本其自觉力，黾勉奋进，以向所志”。李大钊的调合思想，区别于梁启超、章士钊等为代表的“革命调和论”思想，目的是改造中国文化现状，达到中西文明真正调和、转化创新。

　　对文化发展走向的积极探索

　　李大钊尝试以世界的眼光来思考中国文化的重新建构，倡导汲取人类先进文明成果。他认为俄国十月革命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提出“为救世界之危机，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俄罗斯之文明，诚足以当媒介东西之任”。将“第三种文明”与十月革命后的俄国相联系，明确指向了社会主义文明，将它作为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李大钊运用唯物史观，对中国革命的许多问题进行了思考，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同时，开创了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先河，在近现代思想史、文化史、学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李大钊还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并且主张在不同国家实行社会主义，要有“共性与特性”相结合的思想，沿着这条新的认知理路进行探索，就会探寻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明确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

　　文化自觉是文化自信的前提，文化自信是文化自觉的更高要求。李大钊的文化自觉，体现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反思中国文化的心路历程，揭示了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是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

　　（作者系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