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逍遥游》是《庄子》的第一篇，“逍遥”则是庄子思想的核心和灵魂。就庄学史来说，以“逍遥”综括庄子思想可以说是渊源有自。郭象首先指出：“庄子之大意，在乎逍遥游放，无为而自得。”（《庄子集释》）陆德明亦云：“庄生独高尚其事，悠游自得，依老氏之旨，著述十余万言，以逍遥自然无为齐物而已。”（《庄子集释》）依照二人的说法，“逍遥”足以统摄《庄子》之言，阐发庄子之大意。而后历代学者关于《庄子》思想主旨的归纳，几乎皆是沿袭郭象、陆德明之说。
关于《逍遥游》在《庄子》33篇中的地位，学者历来也多有讨论。清人宣颖认为：“内篇以《逍遥游》标首，乃庄子心手注措，急欲与天下拨雾觌青，断不肯又落第二见者也。” 方潜也认为：“《庄子》外、杂篇皆宗老子之旨，发挥内七篇，而内七篇之要，括于《逍遥游》。”质言之，《逍遥游》是《庄子》之第一义、内七篇之纲要。当代学者蒙培元认为：“《庄子》内篇的《逍遥游》，正是庄子哲学的主题所在。”刘笑敢说：“庄子之所以为庄子，主要不在于他的安命论，而在于他的逍遥论。”杨国荣也认为，“在文本之序上，《庄子·逍遥游》构成了《庄子》的首篇，但在思想的内在脉络上，逍遥则展开为庄子哲学系统的逻辑终点”。可以说，《逍遥游》以及“逍遥”思想，贯穿《庄子》全书，最能彰显庄子哲学之精神，这几乎是学界共识。
王船山（1619—1691）是明清之际的伟大思想家，因博大的思想体系和卓越的学术成就而在思想史和哲学史上均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王船山本是立身醇正的儒者，对弃绝人道而耽溺逍遥的庄子思想深表不满，并以“六经责我开生面”的魄力自觉承担起赓续历史文化之使命。
然而，身处天崩地解、斯文沦丧之乱世，如何全生远害、安身立命成为首要问题。不得已之下，王船山隐遁山林而“薄似庄生之术”，却又自我辩护“固非庄生之徒”。质言之，王船山因艰难险阻的生存境遇而心契庄子之学，尤其是安时处顺、徜徉自恣的逍遥理想；但儒者强烈的现实关怀又使他不安于庄子之虚无游世、逃避人伦。故而，王船山从思想义理与生命体验的双重视角出发，重新对庄子进行诠释与定位，尤其是作为庄子思想灵魂的“逍遥”。
根据粗略统计，“逍遥”一词在《庄子》全书中出现了7次（题目除外），而在王船山《庄子解》中却出现了29次之多，且贯穿于全书之首尾。
王船山首先指出庄子存在“高明而无实”的弊端，其逍遥游是礼法政治之外的生命理想，脱离了生活实践，因而是虚而不实的。正如《读四书大全说》所说：庄子开口便说“逍遥游”，弁髦轩冕，亦是他本分事，到来只是不近刑名，以至于嗒焉丧耦而极矣。陈氏所谓“万里明澈，私欲净尽，胸中洒然，无纤毫窒碍”者此也。万里明澈则乐，有片云沾染便觉闷顿，所以他怕一点相干，遂成窒碍，而视天下为畏途；则所谓终日游羿之彀中者，亦相因必至之忧。
在王船山看来，庄子视刑名制度为枷锁，视天下如敝屣，因而逃避日用伦常，这实则是在社会伦理和政治秩序之外寻求个体的逍遥闲适。然而，人“终日游羿之彀中”，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父子之伦与君臣之义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分内之事。换言之，王船山认为“弁髦轩冕”是人之为人的分内之事，真正的逍遥与礼法制度并不矛盾。因而，王船山将庄子从无何有之乡拉回到现实的人间世界，确保个人在现有的生存处境和政治生活中实现逍遥。
在具体的诠释过程中，王船山赋予“逍遥”以新的内涵，并以之贯通内七篇。如《庄子解·逍遥游》说：小大一致，休于天均，则无不逍遥矣。逍者，向于消也，过而忘也。遥者，引而远也，不局于心知之灵也。故物论可齐，生主可养，形可忘而德充，世可入而害远，帝王可应而天下治，皆吻合于大宗以忘生死；无不可游也，无非游也。
王船山将“逍”“遥”分开诠释，认为“逍遥”与“天均”有着内在关联，并暗示内七篇皆可统摄于“逍遥”。“无不逍遥”，“无不可游”，意味着在方外之世与方内之世皆可作逍遥之游，而逍遥于人伦物理、仁义礼智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并且，王船山将《逍遥游》篇的重要概念“其神凝”，作为《庄子》全书的思想主旨，所谓“三字一部《南华》大旨”。此外，王船山认为《庄子》各篇存在着逻辑关联，可以相互印证。如《逍遥游》《齐物论》《秋水》《庚桑楚》相互发明，这几篇因此也受到王船山的额外重视。
无不逍遥之说，意味着王船山将庄子式出离世间的逍遥游放改造为政治生活之中的当下逍遥，即《庄子解》所说的“寓庸”逍遥。所谓“寓庸”，指统摄“用”与“不用”等对立两端的圆用、大用，是即体即用、即器即道的当下之用。“寓庸”则无不可寓，无不可用；“寓庸”逍遥则是不离物、不出世之逍遥。换言之，真正的逍遥并不在人伦物理、礼法制度之外，而是在处处皆可逍遥。
具体而言，第一，逍遥于王船山而言不仅是一种超脱是非名利之累的精神境界，更是身处乱世自全而全人的生存方式。第二，王船山之逍遥不是道家式闲适自得，悠游自在，而是身处险阻之中，不为利害权势所困，孜孜为善于自身的清通之气，并以此扩充天地间的清醇神气，参赞天地之化育，从而有益于天下苍生。第三，借助于对逍遥内涵及逍遥工夫的诠释，王船山回应了身为明遗民生存的合法性问题，并通过相天之道使生命获得永恒的价值；最终，君子的终极关怀，不在于成就一己之逍遥，而更在于斯世斯民之逍遥。真正的逍遥是不废事功的，君王首先要予物以逍遥，保证人人各得其逍遥。
质言之，王船山基于自身的生命体验和强烈的现实关怀，赋予“逍遥”以现实性和实践性品格，个体生命的理想状态建构于其当下的伦理生活与政治秩序之中，“寓庸”逍遥既能达至高明之境，又不离庸常的社会生活。并且，“寓庸”侧重于器、用的层面，从而凸显了人的主体性意义。质言之，王船山将庄子式的逍遥游放改造为上遂于道、下达于器的在世之逍遥。“寓庸”逍遥由此得以贯通于化天道而为人道、尽人道以事天道的君子之学，而这正是王船山庄学思想之核心特质。
（作者单位：宁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暨哲学与国学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