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建构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审美流变
2020年02月18日 01:4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2月18日总第1867期 作者:温奉桥

  恩格斯说,“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文学也同样如此。作为“语言的艺术”,话语在最基础的意义上构成了文学的唯一实在,文学史本质上是文学话语建构的历史。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一直致力于从传统与现代、文言与白话、高雅与通俗等维度,构建自己的话语方式和话语体系,每一次文学话语的转换都透释出中国文学审美取向的丰富内涵,同时折射着文学场域和文化语境的变迁。

  白话本位与新文学的发生

  文学话语方式的生成具有深刻复杂的社会文化动因,是社会势能在文学语言层面的体现和共鸣。20世纪中国文学话语的演进,又必然与民族国家的政治想象结合在一起,呈现出更为复杂的文化景观。话语的变革一般被视为一种新的价值体系生成的先兆。

  客观而言,“五四”一代学者普遍把文学革命看作是思想革命的先导,这是时代性“共识”。“五四”文学革命从“白话文”入手,具有一种“策略性”。自“五四”开始,中国文学就肩负起了启蒙、动员、组织民众的任务,这既是新文学的优良传统,在一定程度上又深刻影响了新文学的话语方式和美学风貌。

  马尔库塞说:“一场革命在何种程度上出现性质上不同的社会条件和关系,可以用它是否创造出一种不同的语言来标识,就是说,与控制人的锁链决裂,必须同时与控制人的语汇决裂。”“五四”白话文学运动开启了中国文学话语历史的崭新时代,扭转了几千年来中国文学话语的发展方向,从这个意义上,称“五四”白话文运动为中国文学话语的一场“哥白尼式革命”也不为过。

  文艺大众化转向

  胡适的白话本位开启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大众化之门,特别是其“建设一种浅近的,明瞭的,通俗的,平民的,写实的文学”理念,客观上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大众化运动提供了舆论前提和逻辑起点。自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中国文学话语在意识形态的强力介入下,开始与大众化结盟。

  无论是瞿秋白的《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还是后来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皆把语言看作大众文艺的“先决问题”。实际上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中国文学话语开始整体性向民族化方向转型。例如,《小二黑结婚》等大众通俗小说在解放区迅猛崛起,这是由当时的历史语境所决定的。赵树理明确表示把群众“听得懂,愿意听”“看得懂,愿意看”作为创作的根本指向,他也因此被称为“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赵树理显然代表了中国文学话语的“民间传统”,事实上,赵树理之后中国文学迎来了一个“民间传统”逐渐取代“新文艺传统”的过程。

  这种以大众化、通俗化为基本取向的文学话语的形成,具有其特定的政治文化语境。事实上,从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开始, 一种新的文学场域与话语伦理得以生成,与之相伴而生的是20世纪中国文学整体上粗糙的语言风格、粗陋的文体形式、粗砺的审美品貌,以及简单、实用的价值取向,这些都与“大众化”这一核心文学话语追求密切相关。

  先锋小说与文学话语的重构

  语言意识的觉醒是文学话语重构的前提。大众本位文学话语的一个致命弱点是它的非审美化。20世纪80年代初,伴随着西方文学思潮的涌入,中国文学的“新时期”又一次从话语变革开始了。率先打破传统文学话语的是王蒙。一般认为,文学话语具有“语义”和“体验”双重品格,王蒙的新时期小说创作显然更注重体验性、主观化,《夜的眼》开启了新时期文学话语重构的先河,颠覆了传统文学话语的既成规则,割裂或延宕了语言“所指”与“能指”的单一关系,冲破了文学话语个性化、审美化的疆域。

  王蒙小说的话语探索,启发了后来的年轻一代作家。随着西方语言学理论的传入,余华、苏童、格非、叶兆言、孙甘露等自觉掀起了一场文学话语的实验,提出了“文学是语言学”的命题:“文学语言不是‘意义’的衣服,它是‘意义’的皮肤,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