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经典诠释学的建构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它必然要由两个序列的工作构成。第一序列的任务是实现从经典注疏学到经典诠释学的转变，通过引入西方诠释学资源，重构东亚经典诠释之经典意识，从而完成东亚经典诠释传统的现代转型，为建构有东亚文化特色的东亚经典诠释学奠定基础；第二序列的任务是从旨趣、原则、规范、方法、目的等多层面进行系统哲学探索，通过创造性思想活动，建构一门东亚的诠释学哲学。
作为一个学术领域，东亚儒学发端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学者阿部吉雄呼吁从比较视域研究中、日、韩儒学的发展，得到东亚学界积极回应。东亚学者遂在比较思想史领域中展开东亚儒学研究，论题涉及东亚各国的儒学研究，东亚的儒学在东亚的传播、影响，以及东亚各国儒学的比较研究等。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个不争的事实呈现出来：儒学之所以能在东亚历经世变而保持活力，与东亚儒者高度认同儒家经典所内含的儒家价值，致力于通过对儒家经典的诠释与再诠释而创造性阐扬儒学思想密切相关。从经典诠释角度研究儒学在东亚地区一体多面发展，进而在全球化进程中建构东亚儒学文化共同体，参与文明对话，遂成为东亚地区儒学研究的主流。东亚儒家经典诠释学亦因之成为一门显学。
从传统经典注疏方法、哲学史研究到建构创新性范式
从经典诠释角度研究东亚儒学进路甚多，但可以通过分类将其归入三种进路。第一种进路是将传统经典注解置于现代学术范式中进行考辨探究，揭示文献及语言知识与经典诠释之间的关系。叶国良编《文献及语言知识与经典诠释的关系》和郑吉雄主编《语文、经典与东亚儒学》，收入黄佩荣、王博、张光裕、张宝三、叶国良、河田悌一、王晴佳等人的论文，从文字、声韵、训诂、版本、校勘、文例、语法、名物、制度等方面，阐论小学类知识对于经典阅读及诠释的重要性，可谓“下学而上达”，考据与理论兼而有之。这些研究兼顾古典今情，奠定了实证地研究探索东亚经典诠释传统之基础。但是，由于这一维度的研究较多地关注东亚经典诠释传统在方法论意义上的独特性，在丰富了我们对传统诠释学的认识，为当前方兴未艾的跨民族、跨国别交际中的诠释学与翻译学研究补充了传统资源的同时，也存在着较明显的局限。具体地说，这类研究缺乏当代诠释学意识，亦缺乏创造性转化东亚经典诠释传统的自觉意识和开放性视野。所以，这类研究虽然对西方解释学的参照价值有所意识，但总体上并没有达到真正开放性地、恰当地借鉴其理论和方法，以为东亚经典诠释传统现代转型提供外部镜像之高度，体现出一种比较简单的、保守性的抵制倾向。
第二种进路是以人物和思想类型为中心对东亚儒者的经典诠释理论及实践进行哲学史研究。《东亚文明研究丛书》《东亚儒学研究丛书》收录了黄俊杰、李明辉、杨儒宾、杨祖汉、林月惠、林维杰、张昆将、吴震、蔡振丰、郭晓东、沟口雄三、子安宣邦、辻本雅史、泽井琪一、崔英辰等主要研究者的论文或著作，研究内容涉及东亚儒者四书诠释、朱熹与经典诠释、李朝朝鲜儒学的经典诠释、德川日本儒学的经典诠释、东亚阳明学和东亚朱子学中的经典诠释等。这些研究成果不仅展示了东亚儒学经典诠释思想的丰富性，也大体揭明东亚儒者经典诠释思想区别于西方诠释学的特殊性，为后续研究奠定了思想史基础。
第三种进路，也是最为重要的一条进路，则着力于从整体角度对东亚儒学经典诠释传统进行研究，意在从东亚儒学宏阔内容中抽绎并阐论其经典诠释思想，从理论建构角度探索建立东亚儒家经典诠释学。这条进路以台湾大学特聘讲座教授黄俊杰为代表。
黄俊杰初以《孟学思想史论》（二卷）（其中卷二简体字版更名为《东亚孟学诠释史论》）探讨孟学诠释史，后将诠释范围扩大至儒家经典，通过《东亚儒学史的新视野》《东亚儒学：经典与诠释的辩证》等著作，以及主持执行《东亚近世儒学中的经典诠释传统》《东亚文明研究中心计划》和《东亚经典与文化研究计划》等研究专题，推动建构东亚儒家经典诠释学。黄俊杰明确将东亚儒学定义为东亚儒家经典诠释学，主张以东亚为视域、以文化为脉络、以经典诠释为核心，建立具有东亚儒学特色的东亚儒家诠释学。不仅如此，他还通过对孔孟儒学、朱子理学、德川日本四书诠释以及朝鲜朝儒学的思想史研究，对东亚儒学经典诠释的类型与范式、经典诠释的途径与方法、经典诠释实践内含的张力以及儒家诠释学的面向（“解经者心路历程之表述的诠释学”“作为政治学的诠释学”和“作为护教学的诠释学”）作出了系统阐论。在他看来，东亚儒家经典诠释学中最根本的问题是：读者的身心如何受经典精神之感召而自我转化，由此形成中日韩各国儒者都以个人生命之体验与经典相印证之经典诠释范式。
东亚儒者经典诠释的这种心解方式，突出了他们对经典所进行的诠释活动主要是一种解经者的自我理解活动。通过将东亚儒者“身心体验”的对象性指向转换成自我理解指向，东亚儒学的经典诠释才能避免将对象化思维引入读经解经过程之错误，东亚儒者的主体性才能够进入到主体间性视域。在主体间性视域中，解经者通过自己与经典之间的视域融合将经典诠释展示为既读懂经典，又理解自我的双向回环，同时满足解经者生命意义的自我确认及经典与解经主体相互承认双重目标。这样，通过生活体验实现的经典诠释就不仅仅是解经者的“为己之学”，它也是一套关于自我理解和自我实现的诠释学理论和方法。经典的“心解”实现了诠释者的视域、经典的视域和当下情景的视域之间的圆融汇通，经典被带入当下敞开自身的真理。就此而言，黄俊杰所建构的东亚儒学诠释学应当是一种借助自我理解与自我实现而通达对经典意义开新式把握的主体间性的实践诠释学。
综合论之，第一种进路关注传统经典注疏方法应用于经典诠释之上的现代意义，第二种进路关注东亚经典诠释传统的哲学史研究，意在于西方诠释学视域观照下重建东亚诠释理论和历史。它们的学术价值毋庸置疑。但今日之东亚诠释学研究已推进至当代思想创造的前沿地带。显然，只有第三种进路切合这种研究目标的转换。将第三种进路研究进一步从哲学史研究范式转至创新性建构范式，一种提出新的哲学话语（建构东亚经典诠释学）之思想行动就呼之欲出。也就是说，这些创造性的思想探索，强烈地激发起东亚学界经典诠释学意识的复苏，为完成东亚汉字文化圈之经典诠释传统的现代转型，最终建构一门具有普遍意义的汉语经典诠释学，以汉语哲学智慧贡献于世界哲学发展而陈力就列。
东亚经典诠释学的建构必须实现视域转换
不过，虽然第三种进路代表着东亚诠释学研究之方向，且东亚诠释学研究在第三种进路所取得的成就尤为突出，但是，现有研究的成就并不能遮蔽其存在的缺陷，而这些缺陷是导致当下东亚诠释学在理论建构方面难以出现重大而关键性突破的主要缘由，我们将其归结如下。
第三种进路的东亚诠释学研究虽然正确看到了东亚经典诠释传统的理论化与现代化研究摆脱不了西方诠释学视域，要求在西方诠释学视域观照下建构东亚经典诠释学。但是，由于它们大都忽视了东亚经典诠释学建构中还存在一个自己的“古今之争”问题，所以，它们的建构战略基本建立在“中西之争”背景下，或者借助于中西诠释传统的比较，主张在充分吸收西方诠释学理论资源基础上，将东亚经典诠释传统改造成现代西式诠释理论；或者固守东亚本土的诠释资源，强调中西传统的本质性区别，以此为出发点建立东亚经典诠释学。因此，大多数已有研究不是“以西诠中”，就是“以中克西”。“以西诠中”常陷“削足适履”式困境，“以中克西”易犯“南辕北辙”式错误。因此，必须在研究中实现一次视域转换：东亚经典诠释学的建构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它必然要由两个序列的工作构成。第一序列的任务是实现从经典注疏学到经典诠释学的转变，通过引入西方诠释学资源，重构东亚经典诠释之经典意识，从而完成东亚经典诠释传统的现代转型，为建构有东亚文化特色的东亚经典诠释学奠定基础；第二序列的任务是从旨趣、原则、规范、方法、目的等多层面进行系统哲学探索，通过创造性思想活动，建构一门东亚的诠释学哲学。东亚经典诠释学的创造性建构，首先必须解决第一序列的工作。而解决第一序列的工作，重要的不是分析中西诠释传统的差异，而是关注东亚经典诠释传统自身的“古今之别”。西方诠释学之于东亚经典诠释学是镜像，而非范本。从“中西差异”视域回归“古今不同”视域，是思考如何完成东亚经典诠释学创造性建构问题的基本途径。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