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大也（James Dyer Ball，1847—1919），英国汉学家、来华传教士，曾在香港、广州等地传教。他于1900—1901年担任《中国评论》（The China Review）主编，1915—1917年担任《中国之友》（The Friend of China）主编，并发表大量的文章，内容涉及中国的神话传说、各地方言、风土物产等。波大也的汉学研究广泛而深入，他对中国宗教问题尤为重视。1905年春，波大也以“中国‘God’的原始概念和中国人最初的宗教信仰”“礼、仪、天道——儒教”“哲学思想堕落成为一种迷信——道教”“佛教在中国的黯淡之光”等为题，作了多场关于中国宗教信仰的讲座。之后，波大也在讲座基础上出版了《中国人及其宗教》一书，系统地介绍了中国的佛教、道教、儒教、基督教等信仰，通过总结各个宗教在中国的发展情况，他得出结论：中国人的信仰从对“天”的原始崇拜到对自然现象的崇拜发展为对各种神的崇拜，最终形成多元化的宗教信仰。

　　为了使欧洲人更好地了解中国人的信仰，波大也在香港宣传基督教之余，潜心钻研佛教、道教等中国宗教经典，在道教经典的翻译上用力尤深。波大也在其父美部会传教士波乃耶遗稿基础上，结合卫三畏《中国总论》所涉及的宗教内容、湛约翰《道德经》英译本、丁韪良《翰林集》，以及相关中文文献，重译并注释中国神话典籍《神仙通鉴》《玉皇上帝》等。自1881年至1884年在《中国评论》上以《中国神话节选——中国的宇宙起源观及人类起源观》为题连载九期，向欧洲读者介绍了中国人的天体观、道家思想、神仙道士等内容，引发了欧洲人对中国的宇宙观和人类起源观的探讨。波大也认为，《神仙通鉴》中不仅有种类繁多的神仙，包含道教、佛教、儒教的内容，而且还有基督教的身影，如卷九第二部分“严子陵高屈光武，玛利亚贞产耶稣”中记述了耶稣诞生的内容。这反映了中国明朝中后期开始的宗教大融合情况，体现了中华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兼容并蓄态度。他试图通过对道教经典的翻译与理解，寻求中国宇宙观与西方宇宙观之融合的可能性，以及中国传统神话与基督教教义的共性，以推动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

　　波大也指出，中国的“道教”一词蕴含两层含义：其一是指最初由老子创立并发展的一种哲学思想；其二是指至19世纪发展成熟的一种混合多种迷信的“宗教”，与拜星教和早期占星术发展成为迷信如出一辙。但“道教”的第二层含义并不是第一层含义的自然发展，两层含义并无关联。他高度评价《道德经》的作者老子，将其比作“中国的毕达哥拉斯”，赞赏老子是“中国第一位思想觉醒者和启蒙者”。他认为老子提出的“以德报怨”、反对极刑以及提倡建立小国寡民社会的思想体系，其本质是一种“政治—伦理”体系。他将老子的“道”阐释为探寻生存的方式及道路，并运用比较宗教学方法，对比印度神秘主义，以及古希腊哲学家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柏拉图的思想，认为老子的“道”是“一种将超验主义与神秘主义付诸实践的思想体系”，且老子思想与柏拉图思想最为契合——二者都强调思想的绝对性，且都坚决维护“现象世界”及其秩序；老子试图建立小国寡民的田园式社会与柏拉图试图建立永久完美的理想国极为相似。

　　波大也赞赏老子思想中蕴含的朴素宇宙观：第一，老子认为“气”是创造万物的物质动因，“气”清且轻上升为“天”，“气”浊且重下沉为地。波大也认为，这个观点与康德于18世纪提出的“星云假说”极为相似，因而他高度赞赏老子的“气生万物”具有超前性。第二，波大也认为老子和道家提出的“道”就是“太初”和“无极”，“道”作为“宇宙的起源”产生“阴”和“阳”，复又构成“黑”与“白”、“好”与“坏”、“男”与“女”、“白昼”与“黑夜”等，“阴”与“阳”达到和谐状态，宇宙才得以运转。波大也进一步指出，与其他信仰相比，道教并没有把宇宙的起源问题追溯到任何一位“神”（包括中国自身文化中的各种神仙）之上；老子注意到了宇宙万物的联系性，《道德经》中阐述的“道”是“有”与“无”的结合，宇宙万物处于有与无的转化过程之中。正因如此，道家的宇宙观才能超越时代而存在。波大也一方面认为老子的论述构成了中国人对宇宙的朴素认识；另一方面竭力说明中国人对“天”的认识也蕴含在基督教教义之中。他认为《神仙通鉴》中“夫有形者，生于无形。无形为无极，有形为太极”这一表述，正好契合《圣经·旧约·创世纪》“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一描述。

　　但是，波大也认为道家哲学思想至19世纪已经“堕落”成为一种“迷信”，表现为无视自然发展规律，对鬼、仙人、仙丹、药粉、符咒等无限热衷。他以1876年在中国发生的“剪辫恐慌”为例，指出道教徒利用古代中国对于妖人、鬼魅、旋风的迷信，散布“许多看不见的灵魂割掉人们头上辫子”的谣言，从而引起社会恐慌。波大也因此得出结论：道教本无害，但利用道教思想产生的迷信残害了中国无数手无缚鸡之力的老弱妇孺，对中国社会造成了极大危害。

　　在对佛教的认识上，波大也认为佛教倡导的“慈悲为怀”与中国儒家的“仁”、道家的“道”有共通之处，中国人将儒释道三教合一形成一种新的思想。在他看来，佛教在中国实际上已不再是一种宗教信仰。他部分认同埃德温·阿诺德描述佛陀生平的史诗《亚洲之光》，认为不应该过度赞美佛教的美好，而是应该清醒认识到佛教产生的基础是种姓制度带来的苦难。中国与印度不同，中国人对佛教的接受并不是出于对佛教本身教义的欣赏，而是由于民众追随上层统治阶层的意志。佛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传入中国并没有受到过多阻挠，原因有两点：一是佛教词汇进入汉语系统，汉语词汇由单音节向双音节转变，吸收和借用了大量佛教用语，这不仅使得中国人的视界得以拓宽，更有助于中国人顺利接受佛教教义。二是佛教思想与儒家、道家思想融为一体，形成中国人精神世界的根本。对于中国人而言，儒家思想提倡的是一套道德体系，民众虽能感受到道德戒令的崇高，却难以企及；道教的思想过于抽象，普通民众无法领会和参悟，只能将其发展成为一种巫术。而佛教正是结合了儒家“仁”的道德思想和道家的神秘主义色彩，因而形成了中国特有的思想。

　　波大也主张在华传教士应该了解中国的宗教信仰，但是他对中国佛教、道教进行研究，寻求其与基督教教义的共同之处，并不是为了摒弃不同宗教间的对立，而是为了使中国摒弃儒、释、道等其他宗教信仰转而信仰基督教。在他的认知中，佛教在中国是“黯淡”的，道教在中国是“堕落”的，儒教又使中国发展“停滞”，只有基督教才能使中国“文明化”。从波大也对中国宗教的研究来看，基督教传教活动伴随着殖民活动，其影响已经超出了纯宗教领域，“基督教化”和“文明化”成为西方人殖民中国的借口和工具。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