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其强大的包容性造就了它的丰富多彩。在汉语历史上发生的几次语言融合中，尤以佛经汉译给中国语言文化带来的影响最为深远。佛经翻译始于东汉，盛于隋唐，续至宋元，对中华文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语言、文学、哲学等方面。就语言来说，佛经翻译不仅促进了汉语词汇量的扩大，推动了汉语语韵学的发展，而且扩展了汉语语法结构。
佛经翻译扩大汉语词汇量
汉语词汇史上曾三次大规模地吸收外来词语，佛经翻译为其中一次。汉语词汇类型有古词、借词、新词三种，汉译佛经主要扩大了汉语的新词，并伴有一些借词来表达佛意。佛经传入中国后，在译经过程中最初是借用先秦本土词汇来表达佛教的思想内容，赋予汉语词汇以佛学意义。例如，在汉语中，“色”原指颜色，“空”指什么也没有，在被赋予佛学意义后，“色”指示一切物质性的东西，而“空”则表示万物没有实体性，皆由因缘而生，所谓“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佛经翻译赋予汉语原有词汇以新的含义，使大量词汇多义化，充实了汉语的语义系统。
当无法借用汉语原有词汇表达佛教含义时，僧人们在翻译过程中创造了大量外来词，即新词。《现代汉语词典》收录了大量佛教词汇，如世界、刹那、过去。《佛教成语》中也收录了许多与佛教相关的成语，有些现在仍为人们熟知，如作茧自缚、皆大欢喜等。特别有趣的是，随着佛经汉译的规模不断扩大，佛语大量融入日常社会生活而失去了本来的佛教含义。例如，在佛教中，“六尘”指的是色、声、香、味，触、法，如果能够摒弃一切杂念，佛语就叫作“一尘不染”，而此词广为流传后，百姓赋予它新的含义，即非常清洁的意思。类似还有“慈悲为怀”“恍然大悟”“菩萨心肠”等。另外，从佛语中衍生出来的谚语更是数不胜数，如“无事不登三宝殿”“临时抱佛脚”“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等。
除了扩充词汇数量，佛经汉译还改变了汉语词汇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汉语词汇的复音化进程。“汉语在历史上长期以单音词为主，然而随着佛教文化的传入，为了适应梵语特点和翻译佛典表意的需要，同时也为了使译文更加流畅，佛经翻译家们在翻译经文的过程中创造了大量的双音节词和多音词。”例如，东汉支谶译《般若道行品经》中：“十万所有；悉晓了知”；三国支谦译《撰集百缘经》中：“是时诸鹿，皆尽渡竟。”随着佛经的传译，越来越多的双音节词不断涌现，如进退、两难、自然、如意、赞助、希望、意识、烦恼、机会等。到了魏晋时期，汉语词汇的双音化进程大大加快，具体表现为过去由单音词表示的概念大都有了双音节形式，而出现的新概念基本上都由双音节形式表示。另外，佛经汉译还对汉语构词法影响巨大，促进了汉语构成方式的丰富与发展。早期汉语构词方式以并列式和偏正式为主。由于佛经汉译的开展，意译词增加，受佛教用语的影响，汉语中的主谓式、附加式、综合式等构词法多了起来。在主谓式中，前一词根是被陈述的对象，后一词根对前一词根进行陈述，如“轮转、自在、法尽”等。附加式由词根和词缀构成，分为前加式和后加式。前加式如“阿：阿罗汉”“小：小乘”等，后加式如“性：法性”“化：行化、摄化”等。综合式主要指由三音节或四音节构成的词语，如“八功德、大自在天、浴佛像、见前众、无学果、金刚座”等。
佛经翻译推动汉语语韵学发展
佛经翻译过程中产生了大量音译词和意译词，这些音译词可以用于理解汉语语音史的变化，从而有助于进一步研究汉语语韵学。学者杜爱贤说：“佛家对中国音韵学最重要的影响有三个方面，一是四声，二是声母，三是等韵图表。”反切法、拼音、永明声律论、四声调制的产生都与佛经汉译有着紧密联系。
汉语为象形文字，本身并没有读音。那么，在现代汉语拼音出现之前，古人如何拼读汉字，写诗又是如何押韵呢？其实，古人用过很多标音方法，如直音法、譬况法等。直音法用比较容易认识的同音字注明汉字的读音，如“蛊，音古”“冶，音也”等。虽然这种标音方法简单易读，但是存在一个问题，即在同音字都是生僻字的情况下，标音之后仍读不出来。印度梵文属于拼音文字，梵语音韵学在南北朝时期传入中国，对中国音韵学产生影响，译经僧侣们借鉴梵语拼音方法创造了反切法。反切法是用两个比较典型的汉字来给另外一个汉字标音，反切上字与所注字的声母相同，反切下字与所注字的韵母和声调相同。例如，“采，此履切”，其中，“此”表示声母即c，履表示韵母u及声调（第三声），这样“采”字就读cu（第三声）。“采”字曾经的读音和现代汉语读音相差很大，是因为汉语经过几千年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变化。用反切法注音，不但能给每一个字标音，还能标得比较准确，比起以前几种标音方法进步不少，这要归功于佛教的传入和佛经翻译的普及。
佛经翻译的普及不仅催生了反切法，也为拼音的出现奠定基础。拼音最早可以追溯至十四音，《佛本行集经》记载：“梵天所说之书”注曰：“今婆罗门书正十四音是”；《涅槃经》记载：“迦叶菩萨白佛言，世尊！云何如来说字根本？佛言善男子！说初半字以为根本。所言字者其义云何？善男子！有十四音名为字义。此十四音名曰字本。”这些佛经记叙表明，十四音作为基础音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已经出现。同一时期，谢灵运笃信释佛，造诣颇高，能够阅读并翻译梵文，改写了治本《大般涅槃经》《金刚经注》等多部辩论文，而后编写了关于梵文准确读音的《十四音训叙》。到了唐代后期，有人将汉语声母分为三十种，也即目前常说的守温三十字母。这三十个字母大体代表了唐代汉语的声母系统，该系统发展到宋代，又增加了六个声母，现在称为“守温三十六字母”。关于守温三十六字母的创立，吕介孺云：“大唐舍利创字母三十，后温首座益以娘，帮，滂，微，奉六母是为三十六字母。”又，据钱大昕等人考证，守温是唐季沙门僧人，后于三十字母的创立。守温采西域婆罗门书之四十二字母，又兼陆法言、孙愐之韵书，参稽比较，遂制成三十六字母。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出，三十字母与三十六字母的创立来源于西域佛经的制音思想与方法。
永明声律论的产生，不仅受我国声韵学发展的影响，也受到佛学东渐、印度梵文佛经汉译的影响，同时也是魏晋南北朝以来，文学独立、文章骈俪化的必然产物。春秋时期，中国古音乐中的五音分为宫、商、角、徵、羽，应用于汉语的也是这五声，后称为五声律。在佛经传入中国后，译经僧侣们受到梵文拼读方式的启发，把诵读佛经时呈现出的抑扬顿挫、平仄有致特征与汉语五声相结合，创造了汉语四声拼音形式。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中针对诗文创作中的声韵问题说：“夫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他认为，历代文学虽然在文体上发展进步，在声律上却没有相应的进步，名篇佳作多为自然天成，虽与音律暗合，实不知其所以然。因此，他提出了具体的声律理论、写作法则及其原理，将古汉语分为四个调类：平、上、去、入，即四声法则。四声学者李士彪指出，沈约等人借鉴佛经转读的方法发现了四声，规定了八病，使声律的讲求有了明确的依据和法则。
佛经翻译扩展汉语语法结构
语法学上认为词汇属于基础部分，决定句子的语法结构。而语言学认为，词汇和语法相统一，二者没有明确界线且相辅相成。汉译佛经大量扩充了汉语词汇量，必然对汉语语法产生深远影响。梵文本身简洁明白、流畅易懂，汉译经文也当简洁易懂。六朝时期的汉译佛典，摒弃了骈文的浮夸绚丽之风，开始使用“把”“着”“了”“过”等句式；同时，文言中表判断句式的“者”“也”等使用频率也大大降低。对此，不难理解。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看，当佛经中的抽象概念难以翻译时，为了便于宣扬佛法，阐释佛教义理，译师都会遵循“方便”原则，采取贴近平民的句式，而摒弃复杂冗长的句式。例如，我们熟悉的“廉颇者，赵之良将也”，在佛经大量传入中国后，渐渐被简单句式取代；同时，汉译佛经中也存在大量倒装句、提问句和解释句，这些句式变化给汉语带来冲击，促进了古白话文书面语的产生。
除句式变化外，很多字的语法功能也发生了转变。以“去”字为例，“去”字作为核心动词，既能单用，也能作为句子的谓语成分连用。在南北朝时期，“去”字承担了连续虚化的功能，逐渐与核心动词语义关系变得疏远，从“双核心结构”变为“单核心结构”，作为整个句子所表达事态的补充成分，由核心动词变为补语动词。“去”字的变化体现了实词语法化过程的一般特点，也揭示了中古汉语由单音节词向双音节词方向发展的趋势。
综上，佛经翻译对汉语的发展演变产生了极大影响，扩大了汉语的词汇量，丰富了汉语的构词法，推动了汉语语韵学的发展，扩展了汉语语法结构，使汉语语言系统在形象性、生动性等方面都大为增色，有力地推动了汉语的发展完善。
（本文系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面向‘一带一路’的我国翻译政策研究”（2017ZDIXM110）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