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上半年，经世界卫生组织确认西非埃博拉疫情结束。西非的几内亚、利比里亚、尼日利亚、塞拉利昂派代表团来南京参加“2016南京国际青年体育文化活动周”活动。

　　图片来源：中国新闻图片网

　　1976年，随着刚果（金）和苏丹暴发疫情，埃博拉（Ebola）病毒进入世人的视野。人类学者敏锐地观察到这一现象，尤其是医学人类学开辟了埃博拉的专题研究。由于大多数疫情暴发期短暂，波及性也较小，人类学者甚少直接参与到疫情的防控工作，多居于“幕后”，不过经历数十载学术积淀，已形成众多独到的认识与见解。2013年12月起，埃博拉疫情在西非蔓延，一直持续到2016年，受影响最大的三个国家是塞拉利昂、利比里亚与几内亚。2014年8月，世界卫生组织将这次疫情定性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并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国际社会纷纷组织力量提供紧急应对措施。在此背景下，人类学登上埃博拉疫情防控的“前台”。

　　多种形式参与防控

　　人类学学参与埃博拉防控的行动是多样的，大致归为三大方面：建构网络平台、推动学术发展、深入疫区现场。

　　人类学学者在全球范围内搭建了三个网络平台。第一个网络平台为“应对埃博拉人类学平台”（ERAP），2014年9月，由英国苏塞克斯大学和埃克塞特大学联合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等机构合建，被定位为世卫组织与英国国际发展署的咨询单位。平台发布疫情防控简报，评估防控议程；鼓励人类学者开展原创性学术研究；建设现存最大的关于西非埃博拉疫情的人类学研究成果（包括论文、报告以及影像资料等）在线档案库。此外，平台成员还参加世卫组织举行的临床试验伦理问题讨论；为英国卫生科学咨询小组提供信息；为前往塞拉利昂的英国国家卫生局工作人员提供当地社会与文化方面的培训；应塞拉利昂卫生部的请求，评估外部干预对该国埃博拉疫情产生影响的程度。2016年，该平台荣获英国经济社会研究理事会国际影响力奖。

　　第二个平台是西非的“应对埃博拉人文与社会科学网络”（EB-SHS Network），2014年9月在法国发展研究院、法国微生物与传染病研究所及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等机构的支持下建立。该平台特色在于依托西非本土力量运行，旨在动员西非法语国家（如马里、尼日尔、加纳、贝宁、科特迪瓦、布基纳法索等国）的人文社会科学（主要为人类学）学者，共同应对埃博拉疫情。该平台在资助研究计划和成果出版，特别是将众多学者纳入基于社区的埃博拉防控中发挥了突出作用。

　　2014年11月，美国人类学协会召开年会期间，35位知名人类学学者成立一个工作坊，在此基础上形成第三个网络平台，即“埃博拉人类学紧急行动”（EEAI）。此平台制定了人类学学者合作的指导性文件（包括五项原则），将至少15个国家的人类学学者聚合起来，贡献大量关于埃博拉防控的人类学见解。平台也是联合国“埃博拉应急特派团”人类学简报的主要提供者。此外，世界人类学联合会、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等国际顶级人类学组织都发声鼓励人类学者参与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

　　从学术发展来看，人类学埃博拉研究此时亦达到一个较为繁盛的阶段。网络平台的出现，因方便、快捷与扁平化的特性，充分激发了人类学学者的学术创作热情，真知灼见不断涌现。一些人类学期刊也实时发表人类学者的成果，隶属美国人类学学会的《文化人类学》杂志于2014年10月组织了一期“埃博拉特刊”，共15篇文章，从多维视角来看待埃博拉疫情，引起热烈反响。人类学学者投身于疫情防控工作，举办会议和沙龙，出版书籍，发表论文、社论，分享田野笔记、民族志，创作人类学纪录片等。很多人类学者依托高校或学术机构主动加入防控队伍，或到疫区进行田野研究。另外，世卫组织还邀请非洲本土人类学者加入防控团队，如来自马里和塞内加尔的人类学小组共11人被派遣到马里首都巴马科开展工作。

　　调整疫情防控策略

　　人类学学者深谙地方社会与文化，在培训工作人员（如培训负责寻找埃博拉病人的工作队）、与当地民众沟通等方面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当然，人类学学者主要职责在于提供学术咨询，其观念、思想和视野对防控策略产生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国际社会第一次面对埃博拉疫情时，准备并不充分。在防控的初始阶段，核心策略建立在他们对埃博拉病毒传播和控制知识的“理性”与“科学性”之上。换言之，基于准确医学知识的行动被认为是应对埃博拉所需的全部。但由于执行过程简单粗暴，出现许多有损人格尊严的做法，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如人们无法照顾垂死的亲人，心生怨恨；不信任政府的民众将病人藏起来，或将死者悄悄埋葬，结果导致疫情进一步恶化。当地民众面对一群从头到脚穿着防护服、到处喷洒消毒喷雾的“陌生人”，充满恐惧。于是有人向救护车投掷石块，甚至引发骚乱。基于这一困境，人类学学者通过各种渠道给出建议：摈弃自上而下行动方案，坚持自下而上“社区参与”方针，才使得防控团队真正融入当地社区。

　　人类学学者组织社会动员小组，制定社区全员参与的程序和方案，用地方化语言传播埃博拉病毒的危害和防控知识。充分发挥传统领袖、地方领导与宗教领袖的作用，组织人手对当地社区的死亡情况进行持续和系统的记录与报告。整合当地一切可利用的资源，比如开发青年信息员系统，通过手机、摩托车甚至自行车传递信息。这种因地制宜、操作性强的通信系统，几乎不需要大量技术支持和资金资助，效果却十分显著。

　　抑制埃博拉病毒的传播需要改变当地一些风俗、习惯与行为，这些事项从来都属于人类学研究的范畴：非正式和传统的卫生保健、人口流动、食物获取与就餐习俗等都与病毒传播息息相关。譬如人类学学者建议医务人员停止使用“隔离中心”指代埃博拉病毒感染者生活的地方，使用更让人们安心的“治疗中心”一词。这样的小举动对于抚慰疫区人民的心灵、减少抵制起到很大作用。总而言之，埃博拉疫情防控需要深入当地社会的内部，寻找社会现实的源头，并将其与实现疫情控制达成平衡，这是为人类学“量身定做”的任务。

　　某种程度上，人类学在埃博拉防控中成为一种“语义标示”：立足本土社会，理解并尊重当地的文化习俗、经济状况与政治现实，充分发掘当地人民的能动性。此外，人类学的认识论与批判性所展示出的内在张力也值得一提，即人类学为埃博拉疫情的生物学和社会生态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英国首席医疗官克里斯·惠蒂（Chris Whitty）认为，社会科学在西非埃博拉防控中的作用不容忽视，“在我们所做的几乎每一个方面都很重要”。对走在埃博拉疫情防控前列的人类学来说，尤其值得这一赞许。

　　　（本文系浙江省社科规划课题“非洲人类学演进史研究”（18NDJC253YB）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