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主义创始人、现代语言学理论奠基人索绪尔在其著述中对语义的本质有着较为深入的探讨，其中，“价值”“意义”“概念”三个术语在其语义理论阐释中起着关键作用，但在其学生以课堂笔记、少量手稿为主要素材整理出版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和后来在索绪尔私邸发现并出版的《普通语言学手稿》中，三者界定并不明晰，极易让人产生混淆，甚至在理解上存在一些冲突。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普通语言学教程》的一些论述将价值和意义明确区分，而在另一些表述中二者却又几乎可以换用，同时《普通语言学手稿》中价值、意义与概念等则被视为等义词，未见明确区分。厘清索绪尔思想体系中这些表述，特别是“价值”的真实意涵，将有利于我们深入挖掘索绪尔的语义观。

　　索绪尔在语义上的双重表述

　　索绪尔指出，语言符号是由能指与所指构成的有机体系，其对语义的描述主要采用了源自经济学的术语“价值”，认为“语言就是一个纯价值体系”，这个价值体系既包括语形方面也包括语义方面。这里，我们暂不探讨价值在语形即能指或音响形象方面的体现。

　　索绪尔的价值体系在语义上具有双重性或两个层面，一方面体现在语言成分可以与非同质的“概念”或“观念”进行交换，另一方面也体现在语言成分与其他同质的语言成分的关联对比。对于语言符号来说，前者是基于符号内部关系视角，是从单个的语言要素中能指和所指的内在交换层面展开语义描述的；后者则是产生于语言体系中不同的符号之间，属于符号的外在关系，是从符号的关系网络中确定它们的语义，或者说个体要素意义只存在于其与系统结构中其他要素的相互关系中，符号意义来源于符号之间的对立关系。

　　而《普通语言学教程》中又明确将前一种语义形式或价值称为“意义”，也就是“听觉形象的对立面”——所指，此时“价值与概念相当”，语言“凭借其意义而有价值”，或者说价值、概念与意义三者在语义的视角下等同，这也体现了一种典型的概念主义倾向，它是对语义的正面肯定式的描述。也就是说，若撇开与其他语言成分的关系来单独地或封闭式地分析某一个语言成分，那么它的意义就是其所表示的、与能指发生关系的概念。简而言之，此时的“意义”“价值”就是概念论下的语义。

　　后一种语义形式亦被称为“价值”，这里的“价值”内涵显然被窄化，它是对语义反面消极式的描述，强调语义的本质是系统中相互依存成分差别对立的结果，是建立在语言符号或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关系的基础之上，要消极地借助系统中共存的其他能比较的符号要素成分来确定自身内容，即语言符号自身的语义只能在彼此的交互关系中明确、显现，所以《普通语言学教程》中也表明“即使语言符号具备某一意义，但其价值依然不能确定”。这里的“价值”就是关系论下的语义，而“意义”则仍然是概念论下的语义，所以索绪尔将二者又区分开来。

　　索绪尔语义表述矛盾的本质

　　《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提出“价值，就其概念维度而言，是意义的一个要素”，价值成了意义的重要构成部分，实质上是指语义的关系主义表述是建立在语义的概念描述之上，离开意义或概念，结构将空洞无物，意义的充实使得关系价值获得自身实在性。同时，“意义依存于价值”或“意义并非价值之外的其余之物”则是指语义的这种概念描述又依赖于其关系主义表述，即意义所代表的观念依赖于不同语言符号表达的观念之间的互异性关联。

　　索绪尔的结构主义重在语义的关系论阐述，更为重视意义或概念在系统中的互异性关联，认为如果不弄清二者关系，语言会落入纯粹的概念论，沦为无联系的“分类命名集”。所以，索绪尔强调语言成分“要具有一个意义，且更为关键的是，还需要具有一个价值”。加代（F. Gadet）等学者指出的上述这对矛盾，实际上通过厘清这两种语义观就可以化解。

　　索绪尔所言的狭义“价值”与“意义/概念”之间本质上是一种关系主义语义观与概念论语义观的关系，二者互相依赖、互为依存，索绪尔倾向于关系主义语义观比概念论语义观更为基础。《普通语言学手稿》与《普通语言学教程》中价值与意义或概念时而等同、时而不同，其根源就在于索绪尔思想中蕴含了概念论与关系论两种语义观，索绪尔试图以一种思辨思维阐述语义的一体两面性，但却未能将二者厘清，故而其理论表述中产生了种种模糊与混淆。

　　索绪尔双重语义观的不足及意义

　　索绪尔的概念论与关系论语义观忽视了实在因素，割断了思维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抛弃了语言的“物质外壳”，主张语言是内在之物的表达。这种唯心式的双重语义观缺乏有效的物质基底，如同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而，索绪尔一方面把概念论视角下语义的根源指向关系论，指出“概念不存在任何初始的东西，它仅是由其与其他相似价值的关系决定的价值；若离开这些价值，意义就难以实现”。也就是说，概念的根本特征由其与系统中其他语言成分的关联性决定，它是关系的反映，只存在于关系中。另一方面又指出价值的体现离不开意义，价值实现要借助于意义，借助于语言要素的概念对空无结构的填充，从而使二者互为逻辑前提，陷入了一种循环论，大大降低了其理论解释力。

　　同时，索绪尔这种融合式语义观混淆语言与思维的区别，忽视了语言是在思维过程中表现思维，过于夸大语言任意性作用及内在表达性。即使索绪尔本人也意识到了“先有事物，而后才有符号”“语言是表达概念的符号系统”，但他依旧矛盾性地颠倒了世界与语言、形式与内容、意识与语言的源流关系，忽视了思维心智因素的作用，强调“在语言出现之前不存在任何预先确定的概念”，即没有语言就没有概念，从而走向了一种彻底的“语言建构观”和“语言决定论”，背离了思维概念先于语言、语言是思维的外化这一客观事实。

　　需要指出的是，语义概念论与语义关系论本质上并不矛盾，前者可以看成是语义的纵向定性，突出了语义的来源，强调语言与外部世界（实在）的联系以及意义的心理属性；后者则相当于语义的横向定性，突出了语义的系统性、结构性与差异性，侧重在语义成分系统内寻找意义的落脚点。语义虽具二重性，却是一体的。在现代物理学、哲学等的“关系主义转向”背景下，索绪尔这种交融性语义观无疑为我们深化对语义的理解提供了重要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借鉴，也为我们将经典反映论与关系实在论相结合进而全面深入地阐述语义本质提供了可能。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语言学语域的释义元语言研究”（19BYY003）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