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深入、内需持续扩大，我国正由投资主导型向消费主导型社会发展转变。当前，我国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正成为驱动消费升级的关键变量和重要着力点。

　　释放消费潜力

　　当前，我国正处于扩大消费、畅通供需循环的关键时期，消费经济处于稳定上升阶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440823亿元，比上年增长12.5%。

　　“新动力、新消费、新区域、新模式正在成为中国消费经济的显著特点。”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互联网经济研究室主任李勇坚表示，从新动力看，2011—2019年，我国消费率平均为53.4%，消费增长率高于GDP增长率，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60%；从消费者看，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日益扩大，正在成为消费的中坚力量；从新区域看，中国低线城市表现出巨大消费潜力，2010—2018年，三四线城市中相对富裕家庭占比提升38%，高于一二线城市的23%；在消费模式方面，线上消费依旧快速发展，2021年我国线上购物规模达到130884亿元，同比增长14.1%。

　　与此同时，我国消费也面临持续增长的压力。2020年受疫情影响，我国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出现罕见的负增长。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周清杰表示，按支出法核算，当前我国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不到40%，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仍属偏低水平。究其原因，在于居民可支配收入较低。由于高端消费品供给不足，我国还一直面临高端消费购买力外流的情况。此外，我国居民普遍有谨慎性储蓄习惯，影响当期消费意愿。

　　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数字经济正在成为人类社会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一种全新经济形态。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推动传统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进行数字化改造，从而催生出更多新的消费形态。中国消费经济学会副会长、南京大学商学院教授高波表示，所谓消费升级，一是要调整居民消费支出结构，推动居民消费由生存型、物质型向发展型、服务型转变；二是要引导居民消费意愿，使之对新消费热点保持积极的接受态度与购买意愿。因此，我们要通过发展数字经济驱动消费升级，利用数字技术释放消费市场的巨大潜力，为我国经济保持长期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驱动消费升级

　　就数字经济如何在机制上驱动消费升级的问题，高波认为，首先，数字经济可大幅降低商品的生产成本与价格，居民在刚性需求得到满足的基础上能调整原有消费结构，增加对高需求弹性商品的购买。其次，产业创新可以拓展数字经济驱动消费升级的市场空间，数字经济积累的知识可以通过知识溢出效应打破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大幅降低企业研发生产成本，有利于不同产业在生产模式、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等领域进行深度融合。再次，商业模式创新可以打造数字经济驱动消费升级的新生领域，比如“网红经济”“直播经济”等新兴商业模式，能够有效连接生产端、流通端与供应链，实现“全天候、零距离、无接触”的高效运转。最后，供需匹配可以满足数字经济驱动消费升级的现实要求。数字经济可以将零碎的市场需求整合为消费网络的关键节点，完善价格信号对市场的调节作用，从而实现产业供需的精准匹配。同时，消费回流还可以培育数字经济驱动消费升级的增长动力，比如优化国内消费品行业的组织架构，推动国际知名品牌积极谋划对中国市场的战略布局，缩小境内外价格差异。

　　数字经济推动消费经济发展最直接的表现，是电子商务网络购物平台的发展。李勇坚表示，当前，网络购物平台已从单纯的营销渠道全面渗透到了实体产业领域，数字经济通过拓展用户需求为实体企业创造了新的增长空间，成为推动新产品开发的重要渠道，形成了一个集社交化关系、数据化营销、娱乐化推广、平台化研发、柔性化生产、智慧化供应链、社会化物流于一体的“电商+实体经济”的新产业发展模式。

　　扩大居民消费的关键仍在于提高居民收入。因此，要更好推动消费升级，就要不断完善数字经济生态。高波认为，我们要构建一个开放高效的数字经济生态系统，充分发挥政府的治理效能，完善数字消费领域的市场监管，提升居民可支配收入，使居民的消费偏好逐步向发展型消费转变。要完善数字经济物流网络体系，使物流产业的数字化转型成为中国消费升级的新活力。

　　李勇坚建议，未来可以在家庭服务、健康服务等方面加大供给支持力度，建立诚信的社会消费环境，同时推动体验消费、绿色消费等新兴消费领域健康发展，支持发展型、享受型服务消费快速发展。